作者简介：朱亚坤，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文章选自：《学术研究》2023年第3期
内容提要
以批判性著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至少还具有三个与批判维度紧密关联的现实性话语构造值得关切：一是现实深描，即深入揭示空间的社会性、政治性和历史性等特征，并基于对都市或城市的个案深描综合呈现空间的社会关系特质；二是宽容认受，即一并认受主体社会实践的各种可能遭遇，直面自反性社会现实；三是理想执求，即追求空间人权、空间正义和社会主义空间。
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 空间社会 社会主义空间 现实 宽容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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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半叶以降，社会理论研究中的空间转向不仅仅只是在思想观念上应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表现，而且也是对人类社会进入空间革命时代的直接回应，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社会已然在现代性历险中锻造而成。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列斐伏尔、哈维、苏贾、卡斯特和吉登斯等人从不同视角，尤其是从批判视角揭示了空间革命所锻造的人类社会新样态的多重特征及发展趋势。然而，仅仅从批判维度还不足以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丰富内涵，因为要进行批判，首先得对空间化的社会现实加以全方位体察和深描，方能为批判本身构筑可靠基础，批判本身也只有立足于现实才能彰显批判的辩证精神。空间理论的批判维度蕴含着对现实的某种宽容认受，尽管不是毫无保留地接纳。但更为关键的还在于，批判也不仅仅是为了批判本身，其深层诉求是构筑一个理想未来，即批判维度脉连着历史唯物主义对空间社会的理想追求。与批判性紧密关联的现实性、宽容性和理想性等话语构造，是我们用以刻画或者呈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丰富内容的重要面向。
一、现实深描：空间社会的多维特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空间理论构造过程是建基于对空间社会属性的剖析之上的。他们不约而同地扬弃了牛顿和康德的绝对时空观，较为一致地强调空间的社会属性，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
空间的社会性源于人的社会现实性，人的现实性又通过直接的空间性存在本身体现出来。马克思曾在批判费尔巴哈宗教观时深刻地指出人的本质规定中的人的现实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从关系式总体性社会现实出发，把人看作具体的、感性的和实践的主体，其所实践的后果便是现实的总体或总体的现实。因此，包括主体的人及其形成的社会关系、人与物关系在内，就是社会现实本身在历史中的实践铺陈，这组成了历史延续的现实构件。作为主体的人在空间中的占有及其特定行动轨迹，自觉或不自觉地形绘了多维社会关系的图谱。人的社会关系在空间中的广度、深度，与特定社会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发展情况高度关联。近代以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动力机制运作和扩张的历史进程中，整个人类社会的空间化历程无时无刻不充满暴力，又无时无刻不生成觉醒并激发反抗。可以说，对空间社会的现实深描既要关注各种因素的影响，如受具体的人的阶段性发展对空间样态的差异性把握、不同的社会空间秩序等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又可以从社会现实总体中的行动主体、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等方面介入。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揭示空间的社会属性及其关系特质，而且致力于揭示空间的政治属性及意识形态特质。列斐伏尔指出，今天的生产已经从空间中物的生产转向空间的生产，其原因在于生产力本身的增长和对物质生产过程的直接干预造成空间中的生产出现不同的形态，比如出现能源的流动、原材料的流动、劳动力的流动、信息的流动等诸如此类，工农业的生产不再是独立和孤立的。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空间为社会关系所渗透，不仅由社会关系所支撑，而且为社会关系所生产和再生产。”也就是说，空间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也渗透于空间当中。所以，一旦将空间置于特定的生产关系条件中，便映衬出该社会的特定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由此径路，列斐伏尔进一步揭示出空间的政治属性和意识形态特征，他说：“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显然，空间的政治性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反过来说，也是特定历史时段中的特定权力不断寻找其施力范围的对象化活动的基础，特别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空间与政治之间具有较高的联结度。哈维深刻意识到，资本致力于塑造地理景观，并促进其自身的再生产及多向演化，“资本主义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地理学。”资本积累和国家权力在空间汇聚交融，空间具有政治属性，是政治与权力存在的前提条件，也是政治权力运行的重要场所；同时，空间生产的顺利进行需要政治权力的支持。因此，现代空间生产过程中的政治诱因十分突出。另外，从空间与政治的关系来说，两者很难严格区分，不应简单地将空间理解为政治的手段，或者政治是空间的内容。之所以存在空间政治，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空间和政治相互叠加，空间内在于政治，政治充斥于空间。也就是说，现代政治体制及其意识形态特性已经渗透在空间生产、组织和分配过程中所可能发生的事件和场域中。
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通过具体个案深描进一步揭示空间的社会性、历史性、政治性和意识形态特质，其中现代化的都市或城市是其首选案例，因为城市空间最能体现出资本逻辑运作下空间的多维特征。城市研究主要是针对城市或都市的内部发展路径、时空结构、行动主体等或城市与农村关系的研究。也许通过城市个案研究，可以找寻出现代性空间异化生产这一社会现实困境的出路。正如列斐伏尔指出的，当今世界危机激起城市现实的新动向，它不仅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城市的历史和城市的知识，而且也使我们重新思考哲学的历史和艺术的历史。时至今日，方才出现这样的理论思考：城市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更大总体中的一部分。当然，不难想见的是，今日之所谓的城市，不仅仅是古典社会当中缓慢形成的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特别是在空间维度上的城市规划、建设和权利争取的条件下，它还有更为广大的时空范围。故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十分注重对城市空间个例进行宏观和微观的双向分析。比如，哈维着重描绘巴尔的摩城市发展情况，分析了20世纪 60、70年代早期巴尔的摩城市的人口、住房和居住分区等特征，特别是分析了这一城市的垄断阶级地租的实现、房地产市场体现出来的地理结构，如白人地区、黑人居住区受到不同的政策支持及其对城市结构的型塑。苏贾重点关注城市空间的地理性历史要素，特别是在对洛杉矶以及更大的洛杉矶大都市圈的扩展个案深描中，详尽地揭示了后福特方式工业化大都市、世界大都市、扩散型城市、碎型城市、监禁群岛、模拟城市等的特征，重新思考了洛杉矶1992年城市暴动危机与空间正义、区域民主问题。列斐伏尔的城市考察与其以往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性研究和节奏分析法的探究应有着广深的关联。他曾重点考察了地中海的城市，分析了地中海城市的历史渊源、社会政治体制、表达方式、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认识到这些沿海城市并非同质化的，不同城市之间的居住环境、种族、历史、经济、文化和宗教都是彼此不同的。要言之，城市就是列斐伏尔所谓空间生产的直接和显著结果。通过宏观和微观层面对城市个案的深描，或者基于对现实的城市存在本身的考察，进而对空间社会现实加以反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现实地将理论思考搭载在兼具合理和不合理特质的现实基础上，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其空间理论的第一层次构造。
事实上，在对空间社会现实深描的基础上，又延伸出更为广阔的理论思考空间。列斐伏尔、哈维和苏贾等人通过深描手法更加能深刻地体现全球化时代空间生产的力度和广度，并由此对现代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空间意象的差异做出说明，借此拓深空间理论的解释力。但这里要注意，历史和历史性在空间意象的蔓延之中弱化了，反而流溢出一种时间空间化的省思偏好。
二、宽容认受：主体实践与自反性社会现实
面对复杂的空间化社会现实，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实的深描乃至批判，定会因深描的层次与批判的层次而有所差别。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除了深描和批判之外，我们还能对现实做什么？可以说，现实是人们出发的地方，也是人们标定现在到未来的长度、深度和广度等一系列可能性连接问题的基本所在。空间社会的直接现实性既要求认肯变化了的现实的合理性，又要求对发展的现实的不合理性加以深刻批判。这其中包含的宽容认受并不是屈服于现实，而是基于对现实的整全认知，进而寻求解放的空间政治经济学。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空间是社会的产物，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明的理论前件。列斐伏尔指出，“每一个社会——因此每一种生产方式及其亚变种（即所有被普遍概念例证的社会）——都生产出一个空间，它自身的空间。”而谈论社会生产方式，必定触及主体处境及其时空特性。时空特性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基础表征，主体在一定的空间中生产生活，其社会关系生成于一定时空中的活动、实践和体验。也正是在实践的社会场域当中，作为主体的人才具有直接现实性。但是，兼具主体和客体双重性的人常常被多重社会关系网络所缠绕，这其中难免出现个体与他者之间的关联、纠缠乃至矛盾斗争；与此同时，个体与他者之间又互相影响、制约，各自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基础定位。因此，无论怎样，每个具体的人总是生活于一定的具体社会当中，也就是一定的具体社会生产方式当中的，这是作为主体的人首先切入的直接的现实的命题。“与时间一样，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挑战。无论空间还是地方，都不能提供一个远离这个世界的避难所。”既然无从躲避，生活于其中，乃是一定程度上对现实宽容认受的直接表现，尽管其中也必定滋生出反抗的思想或行为。进而言之，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当中，也就是体现出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和性质，由此进一步引出有关空间伦理的讨论。说到底，一系列人类空间性的形式与结果呈现都是社会的产物，其中所出现的好与不好、道义或者非道义，既有客观化的历史的累积，也有现实的人的具体行动使然。这种现实无疑是差异化、多样化、多元化和复杂化的。
之所以对空间社会现实予以宽容认受，首先是因为实践主体活动的社会空间是真实的、具体的，并且是具有建基意义的。空间首先为人的存在提供了本体论、存在论等方面的支撑以及自我确证，此即空间公共性的呈现。因此，空间社会的现实中蕴含着对社会公共性的认受和追求，特别是在以城市化、现代化为标志的发展理论和模式之中，发展与生命紧紧关联，公共性诉求直接凸显出来，而大都市就是表现这种公共性的重要地方。在大都市，人们共同生活、相互交往、资源共享。但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在资本逻辑裹挟之下，大都市的公共性仅仅停留在公共基础设施上，表现在共同的消费主义层次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大都市也是最能够体现出人的社会身份、经济收入、文化水平、消费水平等方面的差别的地方，由差别变成差距，由差距可能引起混乱，于是乎，空间正义问题凸显出来了。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贾极力强调：“我希望我已清楚说明了，空间正义并不是其他正义形式的替代或者选择项，而是代表着一种特别的强调和解释性的视角。”空间正义甚至可以成为追求其他形式社会正义的基础，它部分地认受现实而非全盘否定，它能够唤醒政治驱动力以引向未来之路，并且只能在现实中寻求解放力量的凭依。
对空间社会现实加以宽容认受的第二个重要理由，也许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早已意识到但并未加以明言的自反性现代化社会事实的存在。这种自反性社会现实是超乎主体及其批判预期的，甚至主要是由总体性社会现实自身演化所造就的。何谓自反性？在贝克、吉登斯和拉什三位社会学家看来，讨论自反性现代化很有必要。第一，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争论到头来毫无结果，而自反性现代化的思想打破了这类争论往往会强加于概念创新之上的束缚。第二，破除传统的观念。在全球性世界大同主义的情境中，今天的传统必须为自己辩护：它们需正常接受质询。第三，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今天的生态问题已经不再是外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环境，而是受到了人类生活的彻底渗透和重新整理，生态危机成为我们人类生活的行动之域。今天的世界充满着一系列自反性知识，人们的生存受到威胁，这恰恰是人类集体所作所为的结果。所谓“自反性现代化”指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自反性现代化也是我们今天在现代化进程当中需要析离出来加以深度认知的一个重要现象，无论承认或不承认，其本身就是现代化进程胜利的成果。这实际上是与当今全球社会中的世界性风险及其可能失控紧密相关的，比如核武器威胁、生态危机等等。这些风险一方面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极力批判的，但另一方面又是整体上人类行为的现实结果。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要对现实以及自己的视角保持警觉，但显见的事实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要和他们的批判对象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层次、程度不同的相互关联。在共生共存的现实可能性与风险毁灭性之间，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对抗很难做到真正的彻底决绝，自反性社会现实要求对复杂的现实本身做出一定的妥协和必要的让步，并要求对现实给予实在的但却更多可能是渐进式的改造，这种状况是前所未有的。现代民族国家无不深刻体会到战争手段的无限性超过了战胜目标的有限性，一次核战争可能毁灭整个人类文明，全球性生态危机也会进一步摧毁局部空间。因此，在复杂现实特别是在一系列自反性社会现实面前，纯粹和简单的对立对抗之道并不是有效解决问题的最优方案，更需要关切的是人类不同群体、区域、国家、民族之间的发展与合作。
三、理想执求：社会主义空间何以可能与必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空间理论探究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致力于通过批判建构一个理想的空间社会。他们首先对现实的不圆满性、不理想状态进行批判性反思，然后努力寻求合乎情理的替代性方案，从而走向一个理想态，尽管这个理想仍带有阶段性和时代局限性。空间不仅仅具有社会性，而且具有实践性。也正由于其是社会性、实践性的，这使得任何一种空间批判理论最终都要导向一种现实性的改造。在空间改造过程当中，不圆满的现实本身为我们提供了历史性改造的机会：在现实的空间基础上，实现空间意象的积极转化，从被压制的导向解放的政治学，积极建构人与人之间一种新的社会联系。列斐伏尔对此定位道：“新的社会关系要求一种新的空间，反之亦然。”因而，需要建造一种新的社会空间以彰显人类整体的自由的正义的价值和追求，为此，人们需要关切差异性。现实世界林林总总的现象背后总隐藏着过度的同质性、标准化，同一性早已在全球蔓延，但同一性的泛滥不是空间的原罪，同理，差异性的执念也不是空间的本意，两者同时表达了人类的自我迷思。不过，相对于差异性，同一性更构成了人类空间视域、空间意向的一个内在性问题。今天全球范围的民族市场、生产地带、民族生活和社会分工都被纳入同质化轨道，民族生活、文化产品和社会生产生活形态的历史文明多样性和现实丰富性因受到了多重打击而逐渐丧失了自主性。而造成同质化的动力机制就是资本主义，正是资本主义使得包括空间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类产品物品都被商品化、货币化和标准化，这也意味着差异化、地方化正在逐渐消失。因此，在资本主义同质化机器的全球大生产当中，人类首先需要反思的是差异性的保留保持和继续弘扬的问题，这远不是单一学科或特定方式可处置的问题。事实上，空间除了是其本身的宣言之外，多元视角仅仅只是关于空间的部分认识。正如哈维所期许的那样，要让民众“学会在他者的世界中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己”。如何才能保留差异性，乃是空间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切身问题所在。
试问，能在资本肆虐过的同质化的流沙河中矗立起来的坚如磐石的替代性方案是什么？说到底只能也必须是以社会主义空间为导向。这种空间社会建设思路不仅仅是基于科学、基于真理的，而且也是基于人权、基于正义、基于人类的未来的。人的生命存有本身已经是能动性特征本身，在其极限意义上也需要一定的空间，这个现实性指向内含身体存在和空间存有之间的基本诉求。此即是说，人无论是作为生物个体还是社会个体，都应具有基本的人的空间权利，这是人立足于、活动于这个世界的基本人权的要求，人的存在即是空间人权的根本自我确证。但是空间的人权本身型塑于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植根于特定的生产关系特别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当中，并表现出各种幅度的不均衡性，尽管在物理意义上空间人权首先应该针对的是基本生存需要的基准。从更为广阔的社会角度或更为绵长的历史角度来看，理想的社会空间是也只能是社会主义空间，因为空间本身说到底不属于也不可能属于任何机构、任何组织或者任何个体，而属于全体人类，是整个社会的。这就是说，空间是明显具有公共性的产品，它应该且必须为整个社会所有，为每个社会个体而服务。如果公共物品一旦私人化，特别是私有制化，社会的不平等以及由种种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冲突都会暗潮涌动且不断加剧，并不可避免地引起大小不一的冲突乃至战争。为了从根本上结束各种名目和各种形式的冲突或战争，坚持社会正确导向的社会主义空间建设是唯一可能的出路。
所谓对社会主义空间的理想执求，一方面，在直接现实性基础上要限制和节制资本。资本的本性是冲破一切限制，而限制和节制资本的任务本身足以彰显出一个国家制度、道路、理论和文化等方面的人文指向。资本的本质意蕴只是作为人实践活动的工具和手段。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空间社会锻造，必然要求将资本的活动限定在对大多数人有利的范围之内。在限制、节制、引导和规范资本运作的同时，要着力打造公共空间。无论是物质性公共空间还是精神性公共空间的打造，都是一项至关紧要的社会任务，因为“公共空间必须永远依赖历史和社会，即使从政治角度来看也是必然的。”这就要求逐渐超越政治，立足社会，伸向历史，挖掘并打造开放的、自由的公共空间。这其中也内含城市化问题的研判，城市化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进程，但是不能过分地强调以资本机制来推动城市化甚至导致这一过程违背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诉求。另一方面，必须依赖和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不可避免，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必然存在，尽管其激烈程度、表现方式和斗争方式随着不同社会、区域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但只要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剥削，劳动者阶级的大联合及各项条件的改善总会被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提上议程，总会在不同条件下被一次一次地推至社会发展中心舞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也会更加深入人心，由此，所有人类个体才会有更大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空间。
要言之，社会主义空间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乃因其是靠人民大众共建共享的空间，是旨在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空间理念和空间实践。社会主义空间确立的意义至少有三重。第一是为空间生产、消费提供了发展方向。空间生产本身没有问题，关键是空间生产是为了谁？如果这种生产离开了绝大多数人，那它就无法凸显人类的整体性意义，从而背离了空间的社会本义。而社会主义空间的直接意义就是着眼于人类总体的空间需求，尽管它受制于种种必然或偶发的条件。第二是为空间社会提供改造和革命的动力。空间生产的直接现实是人类内部不平等、权力差异化的必然产物，这要求我们从现实出发，在空间生产、消费中改良或革命。列斐伏尔曾言：“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意味了私有财产，以及国家对空间之政治性支配的终结……社会主义的空间将会是一个差异的空间（a space of differences）。”今天的全球社会空间意味着对国家单位领土的弱化和超越，但是全球社会发展阶段的现实又使我们不能遁逃在国家领土之外另寻乐土。国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空间概念，而社会空间总是体现出一定的社会关系，有关国家制度、规则乃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系化和规则化。所以说，国家领土与社会关系两者在一定意义上是互为规定的，社会关系总是以某种方式依附于或散布于国家领土之上的，这种现实需要我们对国家领土性质本身有着深刻的觉察和认识。第三是阐明社会主义乃是致力于自由、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关系群。这种关系群也是空间性的关系，即是以某种创新或革命破除以空间私有化为显著特征的空间关系。如列斐伏尔深深意识到，社会主义空间的开辟不能凭空创生，因为“对空间的集体占有和集体管理，很明显需要一个先决条件：消灭土地所有制。……社会化，也就是全体人民，打破所有制关系，来占据和占有社会空间。”
四、结语：现实与理想相互成就
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研究者试图面对和处理的是基于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形成的庞大事实群。这个事实群既具有世界历史演进和空间生产演变的巨大根基，同时也具有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所蕴含的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的突出特征。正是从这个事实群出发，上述对这一理论中蕴含的现实性话语三重构造的解读和评析，旨在表明在批判性话语之下蕴藏着的空间理论和实践的多重遭遇。其中，对复杂现实进行深描是批判的基础，也是这一理论的第一层理论构造。由此触及包括主体自身实践的复杂性和自反性现实，应当也只能采取与现实交汇又与现实保有一定距离的宽容认受，以便能够为批判现实找寻素材和理性立场背后的感性自我定位，进而奔赴心所想念的理想空间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空间及其构筑路径，一方面以此对资本逻辑锻造的非正义空间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另一方面在直接现实意义上确认人的空间权利和正义诉求，进而完成其多层次的理论构造。
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较为明显地袒露出空间理论多层面的内在限度：在现实考察中，城市和大都市的深描一时间成为理论家们的关切热点，反之，能够衬托城市的广大农村常被忽视，以致列斐伏尔笔下的空间生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现代化的单调性；在空间社会的接受上，部分理论家对自反性社会现实及其在世界历史演进脉络中的重要性把握不够，由此导致对人类各种行为的非预期性后果认识不足；在理想绘制方面，理论家们虽然都不同程度地致力于建构社会主义空间或者类似空间，但他们有意无意地泛化能够建构这个空间的主体，以致行动主体归属并没有特定的阶级或阶层的标的，最终导致对阶级组织或政党缺乏信任。凡此等限度，也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加以批判性省思。
（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学术研究》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