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日渐清晰，构建中国式福利国家的思想和实践再次受到重视。作为现代化的一种制度创造，福利国家制度确立的初衷旨在达成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社会进步秩序，通过全面的物质保障与福利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减少贫困现象、缓和阶级矛盾从而解决社会危机。经历二战之后的黄金发展期，福利国家制度几经调整与变革后日益固化与定型。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为公民提供住房、医疗、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服务和福利，这种社会福利无论覆盖的是特定人群还是全体公民，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劳动力的去商品化效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贫富分化。但伴随现代自由主义的危机，福利国家的各种优势在20世纪80年代被普遍逆转，不仅无法解决国家财政收入的有限性与公民需求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而且伴随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在转型与改革中多次面临合法性危机。

面对危机，西方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思想界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分别对福利国家制度进行了深入批判，提出相应改革方案。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右派崇尚新自由主义，大力倡导回归市场与福利私有化，以此克服政府提供福利过程中存在的浪费、低效、腐败和福利依赖等问题。以罗斯和梅杰里为代表的左派（社会政策理论流派）就如何协调政府、市场和个人在社会福利制度中各自的角色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了福利多元主义和福利社会分工的发展理念，倡导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社区、家庭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福利体系的建设。以吉登斯为代表的中间派推崇“第三条道路”，既强调社会公正的重要性，提倡通过社会政策投资人力资本、提升个人抵抗社会风险的能力；也主张选择更符合经济效率的政策工具，寻求“激活劳动力”政策的共同偏好，将促进就业视为关键举措。进入21世纪以来，福利国家制度改革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仍在持续发生变化，在具体政策实施中也因存在诸多模糊之处而招致不少批评。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暴发，福利国家再一次被置于政治争论和社会冲突的旋涡之中。

虽然福利国家制度改革存在不少问题，但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趋势，其经验教训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有诸多借鉴价值，也可以为中国共同富裕建设提供有益启示。瑞典是福利国家建设的典型样本，在类型划分上属于北欧模式，其制度变迁、历史经验和发展前景对当前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与共同富裕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已有研究围绕瑞典福利国家建设与改革进程形成了丰硕成果，但多数研究聚焦于福利国家建设的历程梳理、福利制度模式的比较与批判，以及就业、养老等专项福利政策的经验介绍，少有研究从政党政治视角阐释瑞典社会民主党在福利国家建设与改革进程中的定位与作用。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瑞典社会民主党平等务实的执政理念、适时可调整的福利模式以及稳固多元的民意基础，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支撑起瑞典福利国家建设，使瑞典能够建立起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社会贫困基本消除，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大幅提高。

据此，本文尝试以瑞典为案例，透视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危机与改革困境；从政党政治视角提出执政理念、福利模式和民意基础的三维解释框架，分析瑞典社会民主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推进福利国家建设与改革的措施，并以此检视福利国家制度改革的变迁逻辑和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与共同富裕建设的启示。

一、瑞典福利国家的缘起

福利国家起源于19世纪末，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瑞典是较早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早在1847年，瑞典就通过了《穷人法》，首次将社会福利问题以法律形式加以确定，从而为瑞典现代福利体制奠定了基础。1932年，瑞典社会民主党与农民党组成“红绿联盟”，在“人民之家”思想的指导下，开始“中间道路”的实践探索，并逐步实施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政策，建立起全民医疗保险、全民免费教育和人人有房可居的社会政策体系，社会福利政策范式也从救济转向公民权利，为瑞典福利国家建设奠定了框架基础。

（一）改良主义传统

瑞典的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底蕴奠定了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基础。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以来信奉中庸、适度的政治原则，其所秉承的改良主义和协商传统深深影响了其执政理念。瑞典社会民主党于1889年诞生，成立之后便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的浪潮之中，为争取普选权和实现8小时工作制而斗争，逐步扩大了在工人群众中的社会影响。在早期探索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过程中，社会民主党党内不同派别围绕“要不要融入议会制度，要不要走改良主义道路”问题进行了争论。1917年，在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受第二国际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影响，瑞典社会民主党对党纲进行了修改，逐渐转向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并改用“社会民主主义”来概括自身任务，这奠定了瑞典社会民主党治国理政的整体思路和基本特征。

党组织内部的分裂为瑞典社会民主党转型为改良主义政党创造了空间。1917年，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党内左翼宣布退党，约1/5的党员（骨干是社会民主党青年联盟成员）从社会民主党分离出来，组建左翼社会民主党，并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立联系。左翼力量从社会民主党的分离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民主党转向改良主义政党扫清了障碍，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价值观。从其党纲、理论政策和为工人阶级争取利益的实际行动来看，分裂后的社会民主党仍然具有较强的工人阶级政党色彩。在坚持工人阶级政党本色的前提下，社会民主党对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施政策略采取了更加灵活务实的态度，积极吸引中间阶层的支持，其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在议会选举中的支持率也逐渐上升。

党纲总则与政治纲领分歧强化了党的改良主义理念。20世纪上半叶，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思想还体现在其党纲总则与政治纲领的差异上：政治纲领贯彻的是一种改良性的政治理念，与富有革命性的党纲总则一直存在矛盾。具体来说，社会民主党的党纲总则具有强烈的革命性色彩，确认资本主义与工人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根本性矛盾，并指出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最高目标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彻底的改造，即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相比而言，该党的政治纲领主张按照轻重缓急的思路，围绕普选权、男女平等、民主代议制、宗教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等改良性的民主主义政治议题展开行动。虽然政治纲领也涉及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改造和实行计划经济等内容，但常常置于纲领末尾，实际上未予以认真实施。此外，从整体篇幅上看，改良主义政策主张仍构成社会民主党政治纲领的主体，大量的福利政策内容充斥其中，而对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改造的内容则相对更少。

（二）“人民之家”理念下的社会福利扩张

“人民之家”理念为瑞典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1928年1月18日，社会民主党第二代领导人佩尔·汉森(Per Albin Hansson)在议会下院参加有关中央政府预算的讨论时，阐述了他的“人民之家”设想，为瑞典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注入了新的政治理念。汉森认为：“国家好比家庭，共同情感和团结一致是家庭的基础，一个好的家庭不会把任何成员放在优先考虑或不被认可的地位，既不会承认任何人的特殊利益，也不会将任何人视为弃儿，好的家庭将体现平等、理解、合作、互助的精神。”就当时的国内情境而言，瑞典在政治、经济上存在较多不平等现象，为了实现“人民之家”的理念，必须“打破将公民划分为特权者与不幸者、穷人与富人、优裕者与贫困者、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的各种藩篱与障碍”，而实现“人民之家”的根本途径是“工人参与经济管理，实现经济民主，并把这种民主参与运用到政治和社会领域”。换言之，社会民主党主张放弃通过建立公有制来改造资本主义的设想，认为“平等、福利、合作”才是实现社会化改良长远目标的重要基础，对私人所有权可以通过立法形式进行限制。为此，瑞典社会民主党致力于通过税收和社会财富再分配等措施来发展普遍福利，以提升工人阶级地位，进一步消除社会差别。20世纪30年代，以“人民之家”计划为蓝本，瑞典主要的社会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都经历了重大改革：1934年建立了失业保障制度，同时实施住房建设补贴；1935年议会通过法律缩短了农业工人的工作时间；1936年通过新的年金立法，同时扩大政府对家庭的福利补贴；1938年实施全体职工享有两周带薪假期的制度。

整体而言，瑞典社会民主党推动的早期社会福利改革具有内容广泛、覆盖面广、保障水平高等特点。首先，社会福利改革内容广泛，涉及生育、抚养、就业、就医、住房、保健、养老等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其中国民基本年金、国民附加年金和国民健康保险构成瑞典福利国家制度的三大支柱。其次，社会福利项目覆盖面广，涵盖了儿童、妇女、老人、残疾、雇员、贫困家庭等各个社会群体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最后，社会福利支付水平高。以医疗保险的改革为例，20世纪初建立的瑞典医保制度缺乏稳定的国家资助，补助金过低。1931年国会通过新的《已认证伤病基金条例》，要求国家财政向伤病基金提供补贴，按人头发放的部分一般为每人1.5克朗，无权领取伤病金的间接关联成员为每人1克朗；直接关联成员如无权领取伤病金，则为每人2克朗，其余每人3克朗。

（三）参与型社会的形成

参与型社会的形成为福利国家建设奠定了民意基础。瑞典社会民主党在上台之初，提出以“自由、平等、合作的社会”取代“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在政策纲领的阐释中也提出党的首要任务是为争取工人阶级的普选权而斗争，以期达到“无分性别，给所有成年人普遍的、在政治和地方选举中同等的直接选举权”。为此，瑞典社会各界展开了争取普选权的运动。在这种社会潮流的推动下，瑞典于1907年对议会下院选举制度进行改革。这次改革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大体上实现了下院选举的男性普选权。1921年，瑞典妇女获得选举权，从而完全实现了全体公民的普遍选举权。

社会民主党适时调整组织定位，使党本身更加开放包容。1929—1933年间资本主义大萧条波及瑞典时，社会民主党从实用理性的原则出发，放弃了“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政治纲领，转而将瑞典学派提出的赤字预算、经济扩张政策作为自己的施政方针，因而逐步赢得了多数选民的支持。汉森在继任社会民主党主席以后，逐步调整了党的政策方向，不仅完全放弃了阶级斗争理论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主张，还提出社会民主党应该是一个“人民党”的主张。相较于以往的“阶级党”，“人民党”更有利于赢得农民和中产阶级的支持，更有利于实现党的目标。随着政策理念的调整，瑞典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逐步巩固其社会基础，并从1936年开始长期执政。

劳资协商机制确保瑞典福利国家建设的快速推进。1938年12月20日，瑞典工会联合会和雇主联合会分别代表全国劳方和资方签署历史性的《萨尔茨耶巴登协议》，建立了全国性的劳资协商机制。该协议承诺通过妥协性的劳资协商而非对抗性的劳资冲突来解决利益纠纷，标志着现代瑞典社会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弱势群体和社会强势群体正式承认彼此利益关切的合理性，并开始以协同参与的方式处理相互间的主要矛盾。自此，瑞典社会弱势群体作为最主要的政治代表完全融入社会治理体系，甚至成为其最主要的参与者。参与型社会的形成也保证了瑞典福利国家建设的快速推进，为瑞典社会民主党收获了长期稳定的选民支持。

二、瑞典福利国家的黄金时期

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20多年的黄金发展期，英国、瑞典等福利国家建设取得显著的发展成就。瑞典社会民主党根据战后本国国情，制定了《工人运动的战后纲领》，强调继续推行社会改良政策和福利建设计划，把充分就业作为党的首要目标。在这一纲领指引下，瑞典社会民主党重视与其他政党的合作，继续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和福利建设，从而迎来长达44年的连续执政，进入福利国家建设的黄金时期。

（一）政党合作主义

二战结束以后，由社会民主党、人民党、温和联合党和中央党组成的瑞典战时大执政联盟解散。1945—1951年间，在社会民主党第三任主席塔格·埃兰德(Tage Elander)的领导下，社会民主党连续一党执政。埃兰德政府奉行合作主义，积极推行政党妥协与合作，主张劳资妥协、阶级合作政策，妥善处理政府、工会与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为福利国家建设和福利政策扩张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政党妥协与合作为福利国家建设创造了条件。通过19世纪晚期的政治民主化行动以及20世纪最初20年的议会选举，瑞典形成了包括左翼（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中间派（自由党和中央党）、右翼（保守的温和联合党）在内的比较稳定的五党格局。在这种政党格局下，社会民主党同其他政党的妥协与合作主要表现在联合组阁。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后，社会民主党与农民党达成“红绿联盟”，支持对农业的补贴政策。60年代后随着“红绿联盟”的解体，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等组成社会主义政党联盟，从而保住了它的优势执政地位。此外，政党间的合作还体现在社会民主党与各利益集团的妥协。瑞典因其特殊的国情，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利益集团。不同的利益集团拥有不同的阶级基础，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团体，具有不同的政党代表。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妥协与合作不仅为社会民主党带来相对稳定的执政地位，也为瑞典福利国家建设创建了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

劳资团结为社会政策扩张扫清了障碍。以《萨尔茨耶巴登协议》精神为基础，瑞典劳资双方形成了协商共治的传统，将生产领域的决策权基本上留给资方，工人运动所担负的责任就是按照社会正义的标准，运用政治手段对日益增加的产出发挥影响。1949年，为了加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使阶级妥协政策制度化，埃兰德政府成立了“星期四俱乐部”，就重大经济问题与企业界人士举行非正式协商。从1955年起，埃兰德首相又邀请企业界、工会及各大利益集团领导人定期到他的乡间别墅“哈普森”共商国是，后来这一做法逐渐演变成政府与多元利益集团间的沟通协调机制，被称为“哈普森民主”。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各利益集团和政党在议会对重大问题进行表决前都要进行充分协商，达成政治共识，从而有效地避免了政治分歧与冲突。可以发现，二战以后，瑞典在中央层级上确立了劳资间的基本合作框架，这一框架之后发展为一套完整的劳资合作体系，也成为瑞典式阶级妥协模式的一种象征。此外，劳资团结还体现在劳资双方与政府三方共同管理劳动力市场上。二战以后，瑞典成立了全国劳动力市场委员会，它是政府、工会和资本家共同管理劳动力市场的机构。为了保证经济不断发展，该机构与各方确立了包括劳动力计划、职业培训计划、就业服务、失业救济、长期经济计划等在内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这充分体现了政府（掌握政治权力资源的社会民主党）、劳方（维护工人权益与利益的工会）与资方（掌握经济权力资源的私人资本家）三方之间的利益平衡与合作妥协。

（二）福利国家建设与社会福利扩张

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在二战结束后开启了福利国家建设，推行了大量的社会政策。在大萧条中上台的社会民主党痛感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社会的危害，因而主张在保留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前提下，通过国家调控引导企业“有计划地、合理地使用生产资料”，形成“混合经济”的国民经济结构。

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为福利国家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埃兰德政府在工会推动下通过立法在全国建起了包括儿童补贴、免费教育、疾病保险、失业与劳动保险、人民养老金与附加退休金、妇女产假、社会救济与社会服务等在内的一整套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体系，覆盖面之广、福利标准之高在西方国家中少有匹敌。瑞典社会民主党在1960年党纲中强调社会民主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上富裕而有意义的生活”。为此，瑞典社会民主党尽力缩小阶级差距，使全体国民更公平地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终于建立起了普遍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

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成为福利国家建设的主要抓手。自1948年开始，瑞典政府着手编制经济中期发展计划，把控制和调节社会投资的规模、时机甚至地点作为稳定经济和落实政府经济计划的中心环节，并利用行政手段、信贷政策、税收政策、福利政策等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改良。埃兰德政府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建设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从1947年开始实施儿童补助、增加人民养老金，1955年实行公共医疗保险并逐步扩大医疗保险规模，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水平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对住房提供资助，提高民众的住房水平，政府大力投资建设公共住房，其中大部分是联排公寓；三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推广九年义务教育并增加对高中和大学的教育投资，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四是大幅提高就业者工资水平，实行高工资、高福利的薪金政策。1977年，政府公共福利与各种补助支出占到瑞典GDP的75%。

“团结一致”的工资政策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成为福利国家建设的显著特征。1969年，接替埃兰德的奥洛夫·帕尔梅政府继续加强社会福利与社会建设，大力倡导“团结一致”的工资政策，并推行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团结一致”的工资政策提出不管男女之间、不同企业间、不同行业间、不同地区间，对于同样劳动所支付的薪酬差异均应当消除。它促使一些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而那些效益较差的落后企业则被淘汰。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则通过大量的再教育及劳动培训，把失业雇员迅速地转移到竞争力较强的新劳动岗位上去，从而实现充分就业。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社会民主党执政40多年后，瑞典商业企业的85%、制造业企业的94%仍属于私人所有。同时，政府将学校、医院等社会服务部门交予国家管理，并建立了庞大的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机构，使公共部门投资和就业达到社会总投资及就业的40%。整体上，瑞典政府通过庞大的公共部门对65%左右（其中一半用于投资）的国民生产总值进行社会再分配。生产领域中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分配领域中高度的计划调节相结合，成为瑞典福利国家建设的显著特点。

（三）传统民意基础的转变与跨阶级联盟的形成

二战前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普遍开始从传统“阶级党”向“人民党”转变。欧洲社会民主党早期执政所受到的限制已经表明，仅仅作为工人阶级政党这一身份已不足以为其赢得足够的政治授权，要想获得足够的选民支持，必须向其他社会阶级开放。瑞典社会民主党及时做出调整，除了继续巩固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外，该党作为执政党有意淡化了自己的阶级身份并向中间阶层选民靠拢。

工人阶级选民的持续支持保障了稳定的民意基础。二战后，瑞典政府通过包括工资和养老金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政策，赢得了白领阶层及白领工会联合会的支持。20世纪60年代，绝大多数中下层白领选民支持社会民主党。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民主党依然高度依赖工人阶级，在选举政治中也充分利用了工人的高度组织化以及工会会员集体党员制，即工会会员自动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庞大工人阶级的稳定支持加上渗透到工作场所的网络组织，是社会民主党长期保持稳定政治地位的最强有力的基础。从支持结构的变化中可以看到，虽然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民主党向新中间阶级开放并取得明显进展，却始终保持了来自传统工人阶级队伍的稳定支持，支持率保持在70%以上。此外，瑞典工会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形成了战略工联主义原则，即工会在制定、形成其政策时，不仅充分考虑自身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协调，还会充分考虑到自身对国家经济的总体责任以及各项政策的相关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瑞典工会与社会民主党的伙伴关系。

跨阶级联盟的初步形成拓展了民意支持基础。工人阶级的稳定支持加上扩大对新中间阶级的吸引力，构成了社会民主党竞选战略的核心。这种战略与其说是党的“全方位化”，不如说是一种立足于工人阶级的跨阶级联盟。不过，在中间阶级中的突破主要集中于白领和中间管理人员队伍，而在其他阶层中则差异很大。因而，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全方位”战略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准工人阶级”和“准全方位”拓展社会基础的战略。研究发现，包括瑞典在内的欧洲国家政党的历史经验显示，社会民主主义的“全方位”政策之所以能够奏效，恰恰因为其人员构成是跨阶级的，而这种跨阶级战略之所以有效恰恰又因为它们是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

三、瑞典福利国家陷入危机

自20世纪70年代爆发石油危机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西方主要大国经济几度陷入衰退之中。在此背景下，瑞典福利国家建设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社会民主党四次失去政权(1976—1982年，1991—1994年，2006—2014年，2022年以来）。1976年，由于国内经济发展陷入困境，通货膨胀不断扩大，政府债务攀升，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落败并结束长期执政。但在80年代初凭借“第三条道路”为理论指导，瑞典社会民主党又得以重新执政。90年代初，受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影响，社会民主党遭受来自非社会主义政党的猛烈攻击，但由于中右翼政府的改革成效甚微，社会民主党于1994年重获政权并开始长达12年的执政。虽然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执政业绩显著，但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影响和社会政策的明显右转，它在2006年选举中再次败给了温和党主导的中右联盟。

（一）“第三条道路”与“新第三条道路”

20世纪7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国家遭受新自由主义的猛烈批评，瑞典社会民主党在1976年的大选中失利，结束了连续44年的执政。为了重新扩大政党影响，赢得选民支持，社会民主党开始系统反思此前的理论不足及由此产生的政策弊端。在帕尔梅的领导下，社会民主党根据时代的变化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经济政策主张，其主旨是在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与里根主义的供应学派紧缩政策之间找到一条扩张与紧缩相结合的道路。1981年，社会民主党通过了“瑞典之未来”的决议，认为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和里根主义的供应学派紧缩政策都不能适应瑞典实际发展的需要，瑞典今后应实施介于“膨胀”和“紧缩”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强调福利紧缩。1982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帕尔梅领导下重返政坛，以“第三条道路”理论为指导，对经济模式、福利体系及所有制等领域进行了改革。通过推动货币贬值、减少国家干预、改造国有企业、降低税收，刺激出口型经济的活力，改善收支平衡，压缩政府开支和个人消费，扩大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使瑞典在整个80年代的经济状况有了好转。从1983年到1988年，瑞典年均经济增速达到了2.7%；失业率由3.5%下降至2%左右，远低于欧洲其他发达国家。特别是在财政收支平衡上，在没有削减社会福利的前提下，到1988年瑞典已经基本消除了1982年以来高达13%的财政预算赤字。社会民主党也由此获得了较为稳定的选民支持，相继赢得了1985年和1988年大选。应当说，社会民主党在80年代推行的“第三条道路”是为应对经济社会危机、巩固执政地位而做出的现实选择，其诸多改良措施带有明显的向资本主义妥协的现实主义特征。“第三条道路”的施政理念和改革举措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福利国家的固有矛盾，但为日后处理经济危机问题积累了宝贵经验。

“新第三条道路”强调市场活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面对东欧剧变和右翼政党崛起的不利形势，社会民主党新任主席约兰·佩尔松(Goran Persson)提出“新第三条道路”作为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挑战的解决方案。这一路径在内容上既不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开辟的、介于苏联式社会主义和美国式资本主义之间的发展道路，也不同于80年代为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的扩张和紧缩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而是一条介于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发展新路径。其目的在于使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获得一个新的载体，超越左右分野的传统政治思维框架，既不走传统左派“僵化的国家干预主义”的老路，也不走新右派完全放任自由的新自由主义道路，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重新结合起来。佩尔松政府在继承社会民主党自由、平等、团结等传统价值的基础上，吸收自由主义市场原则的积极成分，找到一条既能实现社会公正，又能让经济充满活力的新路，推进了瑞典福利国家的改革进程。“新第三条道路”使社会民主党不仅走出了执政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和新科技革命兴起的新形势，迎来了三届连任。

（二）亲市场化改革与福利供给策略转变

瑞典传统社会福利制度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遭遇危机，社会民主党在这一时期的福利改革虽然呈现出显著的亲市场化和紧缩特征，也转变了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福利供给模式，但在其不同执政阶段仍然呈现出社会福利路径依赖的特征。

全面推行亲市场化改革。帕尔梅政府在1982年上台以后对福利负担和福利依赖现象进行了反思，但整体改革力度不大，主要从如下三方面进行调整。一是缩减福利开支，重点是降低医疗保险津贴和改革养老金制度。1990年，社会民主党政府将疾病津贴的补偿率从住院头3天的90%降到65%，4至90天的补偿率降至80%。二是推动福利制度的地方化改革，降低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1983年帕尔梅政府通过法案规定，瑞典各郡既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也是医疗服务的财政支撑和医疗市场的监管者。三是逐步实行福利制度的私有化改革，在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模式，鼓励职业养老金的多元化发展，同时大力发展私营健康保险业和私人医疗中心。90年代中期，在佩尔松领导下，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更为激进的市场化改革，更加突出保护市场的动力，同时压缩旨在解决不平等的再分配政策，包括减税、部分公共领域的私有化改革，以及从强调充分就业政策转向强调反通货膨胀政策。1994年，重新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把恢复财政平衡作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并为此推行紧缩政策，包括稳定货币、减少福利国家保护以及对公共服务和产品的私有化等。

转变福利供给策略。在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的调整过程中，社会民主党逐渐转变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福利供给模式，越来越强调在福利供给上需要国家、市场、社会、家庭以及个人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以达到最佳福利供给效果。在福利供给内容上，也逐渐转变为综合性社会救助、能动性社会服务与内生能力培育相结合的多层次社会福利制度体系。以就业保障政策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瑞典一度把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目标中的“第一目标”，强调积极的主动就业而不是消极的现金救济，这种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初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为瑞典的就业稳定提供了保障。自2000年3月开始，瑞典政府通过为长期失业者提供“激活保证”政策来刺激就业，规定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条件是参加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一个项目或至少六个月的教育培训。可以发现，瑞典福利国家制度从传统的“国家保护公民”逐渐向“公民自身能力提升”转变，更加强调依据社会成员资格来确定相应的社会福利权利，并逐渐将个人福利权上升为一种政治要求和政府责任，即不论贫富、性别和种族，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公平地享有福利保障。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福利供给策略的转变对改善就业市场、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就业能力都起到了明显的效果，也为瑞典福利国家改革探寻了新的方向。

（三）工人选民基础的动摇

脱离工会组织损害了社会民主党传统的选民基础。鉴于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对福利国家的冲击，借凯恩斯主义衰落之机，新自由主义猛烈抨击福利国家制度和国家干预模式，导致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地位削弱并在1991年失去政权。随着右翼政党的上台执政，瑞典也掀起了减少国家干预、减轻税负、推行私有化的自由化浪潮。失去执政地位的瑞典社会民主党进行了自身改革：一方面调整与工会的关系，总工会不再是其集体党员，脱离了组织上的正式联系；另一方面淡化自身的阶级色彩，突出其“全民”代表的立场。社会民主党认识到取消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传统政策已经过时，主张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政治权力不再源于财产占有，而是源于公民权。然而，由于调整的幅度过大，社会民主党这一做法严重损害了自身传统的社会基础，失去了大量工人阶级选民。

向中间选民靠拢的方针收效甚微。选民构成的进一步变化导致社会民主党所依赖的传统工人阶级比重进一步下降，而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白领队伍进一步扩大。新的职业阶级在私人部门、知识密集型企业和公共事业部门发展壮大，原始意义上的体力劳动工人数量进一步减少。由于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缺乏价值认同，也没有形成稳定的行为规范，多元的社会角色使其在政治立场方面具有矛盾性与不确定性，因而新兴中产阶级大多立场漂浮不定，一旦其政策诉求得不到响应便转投其他政党。社会民主党不仅未能维持政治领导地位的跨阶级联盟，其为适应变化而做出的政策调整也不足以弥补传统工人选民基础动摇带来的损失。

新兴左翼政党也威胁到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地位。1981年9月，瑞典绿党正式成立，虽然它在瑞典兴起的时间不长，斗争经验远不如其他传统政党丰富，但其初登政治舞台便与社会民主党争夺选民。绿党倡导的反对政党政治、精英政治和等级化的思想不仅吸引和分化了大量的青年选票，也对传统左翼政党的党员产生了影响。很多党员对传统左翼的方针政策和组织原则不满而脱党或转投绿党，而绿党所得选票正是社会民主党所失选票。冷战结束后，绿色政治运动的迅猛发展对社会民主党的选民基础构成了压力。为了迎合选民的需求、与绿党争夺选票，社会民主党已开始将生态问题纳入自己的纲领，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社会民主党面临的来自传统右翼政党和新兴左翼政党的挑战在不断加大。

四、瑞典福利国家的改革与困境

伴随着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福利国家再一次被置于政治争论和社会冲突的旋涡之中，面临严峻的合法性危机。瑞典福利国家也因政党碎片化、福利政策的路径依赖以及选民基础不确定性加剧等问题，面临改革困境。2006-2014年间，虽然由温和党率领的保守党联盟带领瑞典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保守党政府在减少失业、改善社会福利方面乏善可陈，导致其在选民中的支持率下降。于是瑞典政治风向标再度左转，社会民主党迎来重返政坛的良机。2014年，斯蒂芬·洛夫文(Stefan Lofven)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绿党结成“红绿联盟”击败了保守党联盟，组成少数党政府。虽然社会民主党重获执政领导权和发展机遇，瑞典福利国家建设也获得新的机遇，但在弱势内阁的不利条件下，其执政前途充满挑战和变数，在社会福利政策改革上捉襟见肘，面临困境。

（一）政党碎片化与政党合作

政党碎片化是瑞典政治生态的显著特征。社会民主党在2006年大选失利后陷入新的危机，尤其是2010年大选的两个结果凸显了瑞典政治生态的新变化。一是保守主义的温和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得票差距不到1%，这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瑞典社会民主党作为第一大党的地位第一次受到严峻的威胁，这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在瑞典政治中的相对政治优势正在失去。二是以民主党为代表的极右翼政党首次进入议会，打破了瑞典政治舞台上没有极右翼政党的政治“例外”，导致瑞典议会传统左右政治格局的变化。2014年后民主党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导致传统左翼和中右翼政治力量都难以形成多数的局面，一种新的碎片化格局形成。

主导地位动摇与政党政治合作。在整个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普遍面临困局的背景下，拥有长期执政经验的瑞典社会民主党虽仍显示了其政治领导能力，但其传统的政治主导地位受到了严重侵蚀。一方面，瑞典社会民主党受到了来自中右翼和极右翼的制约。2014年洛夫文领导社会民主党重新赢得执政权并与绿党和左翼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在2018年大选中，社会民主党艰难地保住了执政地位，但却创下百年新低的得票纪录，成为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最脆弱的一届政府。另一方面，瑞典社会民主党还受到左翼政党的制约。2021年6月左翼政党取消对红绿联合政府的支持，直接导致了洛夫文政府的信任危机，同年11月洛夫文辞去党领袖和首相职务，而新任党领袖玛格达莱娜·安德森(Magdalena Anderson)在就任之初就遭到预算案受挫、绿党退出联合政府的打击。在“红绿联盟”瓦解之后，社会民主党不得不组成一党少数政府。

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与挑战。2008年以来，伴随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不断恶化以及欧盟的移民政策问题，瑞典不同政党之间围绕移民、犯罪等问题产生的争议日渐激烈。这一时期，主张排外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瑞典民主党在政坛强势崛起。瑞典民主党在2014年大选中获得了12.7%的得票率，较2010年大选时翻倍，蹿升至议会第三大政党，成为影响瑞典政局的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这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危机加重的背景下，瑞典国内也将面临民粹主义浪潮兴起的威胁。事实上，社会民主党面临的挑战远不止如此。在向议会提交的2015年预算案问题上，由四党联盟组成的反对党否决了社会民主党关于增加税收以提高对教育、福利和就业投入的议案，酿成了新政府的执政危机。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宣布在2015年3月提前举行大选。在2018年大选中，民主党获得17.6%的选票，赢得议会96个议席。尽管被排斥在组阁之外，但民主党日益高涨的声势使其成为影响瑞典政局走向的重要力量。

2022年9月，由温和党、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在议会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胜出，社会民主党政府下台，结束了中左翼连续八年的执政。这一选举结果意味着，瑞典国内曾经处于边缘地位的极右翼政党已获主流影响力。在2024年6月的欧盟议会选举中，右翼和极右翼政党表现抢眼，其支持率上升趋势十分明显。相比之下，瑞典社会民主党仍然是议会第一大党，而民主党则落后于温和党和绿党，位列第四。虽然社会民主党的主导地位得以维持，但政党碎片化局面进一步加剧，瑞典福利国家的改革路径充满不确定性。

（二）社会福利改革的路径依赖

福利国家的发展目标和行为模式发生变化。在新自由主义逻辑支配下，为了提升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瑞典政府通过削减企业税负、升级产业政策和促进科技创新政策等措施发展大企业并鼓励中小企业创业，保证了本国工业体系的竞争优势。瑞典社会福利制度依然保持着高税收、高福利的特点，但由于社会支出的税基逐渐发生变化，基于社会权利和平等主义的收入再分配原则发生变化，老年福利开支遭受削减，社会服务也逐渐市场化。

社会福利改革存在路径依赖。高税收高福利依然是福利国家的显著特征，特别是2008年欧洲金融经济危机以来，瑞典社会民主党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福利缩减，而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改变经济发展的战略减缓金融危机对于本国的冲击。一方面是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进行科技创新，大力发展信息通信产业。以高科技为产业主导的模式使瑞典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保证了经济的稳步发展。另一方面是高度重视社会服务业。瑞典福利国家制度通过直接为人民提供社会服务实现高水平的社会保护，社会民主党的改革思路充分发挥了社会政策的“社会稳定器”作用，也削弱了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消极影响。研究数据发现，2004—2012年间，由于瑞典税收制度向低税负转型和国家福利体系的普惠性减弱，社会政策的减贫作用出现弱化趋势，但是，政策实施后的贫困发生率始终小于实施前的贫困发生率。这说明瑞典福利体系在促进再分配、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选民基础不确定性加剧

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的形势下，瑞典执政党的选民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21世纪初，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新党纲关于社会阶级结构的表述重新向左转，再度突出平等、阶级等核心问题，并强调社会民主党在劳资冲突中始终代表劳方的利益。社会民主党开始修复与工会的关系，向传统的工人选民基础适度回归。但是，这种回归并不意味着在重视工人阶级的同时排斥中间阶级。社会民主党的选民基础除了日渐由传统工人阶级向中间阶层靠拢外，国内政党碎片化格局以及选民的惩罚性投票行为客观上也为社会民主党带来一定的机遇。

欧洲一体化问题加剧社会民主党选民基础的不稳定性。在英国脱欧后，欧洲议会重新恢复多层级治理模式，并将部分权力退还给成员国政府，欧洲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加剧；与此同时，以德国和法国为主的欧陆国家却加紧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从短期来看，中间选民仍认为统一的欧盟体系强于单个国家“孤军奋战”。欧洲一体化的加深事实上体现了民众对经济全球化的愿望、企业集团对统一商业框架的需求以及政界应对全球问题的渴望，而这些都需要通过主权国家的合作以及建立相应的国际组织来实现。因而，致力于加强欧洲一体化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仍有望保住议会的多数席位。

俄乌冲突为社会民主党提升选民支持带来契机。2022年3月以来，长期奉行军事不结盟政策、200多年来未参与过战争的瑞典于5月16日正式宣布决定加入北约，并宣称将以此次乌克兰危机为契机，重新审视本国长期以来的军事不结盟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俄乌冲突发生以来，民意的变化也推动着瑞典政府重新考虑“加入北约”的决定。欧洲晴雨表2022年5月的民调数据结果显示，瑞典国内对加入北约的民意支持率由上月的48%上升至57%。相比而言，瑞典最大纸媒《新闻日报》(Dagens Nyheter)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在2022年2—3月间跃升4个百分点，达到33%，这是自2015年12月以来该党支持率的最高民调数据。2023年7月5日，芬兰、瑞典与北约组织正式签署了加入北约组织议定书后，波罗的海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强，这也将直接影响瑞典国内各政党的民意支持率。可以发现，民意的支持情况直接影响着瑞典政党政治的局势，这对于正遭受右翼和极右翼制约以及左翼政党背叛的社会民主党而言不失为一个机遇。

综上所述，在长期执政过程中，瑞典社会民主党以平等务实的执政理念、适时可调整的福利模式以及稳固多元的民意基础，支撑起瑞典福利国家建设进程。如表1所示，20世纪30年代以来，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人民之家”执政理念将进步主义的平等观念与实用主义的妥协精神结合起来，在历经多年的完善和发展后，为瑞典带来了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70年代以后，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在挑战传统瑞典福利国家模式的同时，也冲击了传统的民意基础。瑞典政府在社会福利政策调整过程中，既显示出普遍的市场化改革倾向，也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20世纪90年代以来，瑞典福利国家改革面临挑战与困境，瑞典社会民主党虽然两度大选失利，但通过发挥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引领作用，在构建左右翼平衡中弥合不同政党主张，在高税收高福利的路径依赖中推进社会福利政策改革，在选民基础不稳定性情境下重新突出平等、阶级等核心议题，使得瑞典福利国家改革一度取得良好效果。进入21世纪后，在政党碎片化格局加剧的形势下，社会民主党同时面临传统左右翼政治竞争与新兴极右翼政党的挑战，其跨阶级联盟的选民基础遭受进一步侵蚀。

五、福利国家制度改革及对中国共同富裕建设的启示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不同时期推进福利国家建设的措施与经验，反映了西方福利国家制度改革的逻辑变迁与发展趋势。当前，西方福利国家在改革执政理念、调整福利模式和凝聚民意基础等方面仍然面临严峻挑战，这些恰恰是中国迈向高质量现代化过程中所要面对的重要议题。因此，本研究可以为推进中国共同富裕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益启示。

（一）福利国家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

通过瑞典案例，可以发现福利国家制度旨在通过国家层面的管理，建立“从摇篮到坟墓”，涵盖医疗、卫生、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的一系列社会福利保障措施。福利国家在建设初期，一方面主张通过改良主义和合作主义克服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固有缺陷，另一方面期望通过社会福利扩张和建设参与型社会，缓和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紧张关系。如通过累进税制进行资源再分配，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为推进实质性平等和社会公平开辟了一条可行道路。然而，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后，福利国家面临全球化、经济衰退、人口老龄化等诸多困境，其理论基础与政策路径都遭受严峻挑战，福利国家制度改革面临巨大压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福利理论界的左派、中派和右派分别对福利国家制度进行深入批判，并提出相应改革方案。右派一般认为，导致福利国家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高福利制度本身的不合理及无效性，这种制度本身既不符合人的本性，也不符合当代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因此它必然会失败，于是右派推进大规模的福利缩减政策。左派则认为福利国家的危机并非由于这套制度本身的缺陷，而是由于一些外部因素所导致，并主张通过降低福利国家社会保障的成本来消除危机，以迎合中间选民需求，适应全球化的挑战。中间派试图超越以往左派和右派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寻求介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与里根主义的紧缩政策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走出一条扩张与紧缩相结合的道路。相比于传统福利国家，中间派更加侧重于为个人提供补贴以及进行事后补救的方式，主张通过提供服务增强个人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能力，并强调对社会风险的事前预防。虽然中间道路的政策选择和选民基础的策略调整为福利国家发展带来新的生长点，但福利国家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所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改革并没有动摇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无法从根本上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就无法彻底真正摆脱危机，更不可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俄乌冲突、难民问题、粮食危机等世界性和地缘性政治问题的加剧，劳动者就业安全感缺失、社会阶层分化以及暴力犯罪攀升等问题深刻影响着福利国家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瑞典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等传统左翼政党相继为此付出惨痛的政治教训，福利国家改革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核心关切。虽然经济全球化和跨国资本集团致使国家无法有效监管资金流动，但在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议题上仍然可以在国家范围内得到有效协商和治理。在不稳定的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下，传统左翼政党亟须重新凸显其福利国家建设理念并提出可行政策方案。具体而言，在执政理念方面，继续秉承改良主义与合作主义的政党传统，通过协商对话凝聚不同政党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共识，增强左翼政党间的内部沟通与联合，并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与右翼政党开展广泛合作。在福利模式方面，与时俱进地提高适应社会变化和自我革新的能力，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状态适时调整社会福利政策。当前，应进一步强化对福利系统的国家控制功能，继续采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通过扩大公共部门和提升就业补贴来保障就业。在民意基础方面，重塑与工人阶级和中间阶层的关系，既要承担对传统工人阶级的责任，又要积极吸引新的劳动者群体和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并关注极右翼和极左翼等非传统党派的选民意见。

总而言之，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如何在政党碎片化的条件下构建左右翼之间的平衡并发挥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引领作用，在高税收高福利的路径依赖和经济发展张力中探寻福利国家改革的道路，以及如何弥合针对欧洲一体化问题的不同政党主张和民意需求，成为福利国家新变革的关键议题。这些治理实践也可以为当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共同富裕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二）福利国家改革对中国共同富裕建设的启示

中国特色福利制度与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存在显著差别。中国实现共同富裕道路的实质是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条件下，发挥分配制度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不断完善共享机制，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换言之，物质基础是否丰厚决定着可供全民共享的潜在规模，再分配机制是否合理决定着全民共享的公正程度，两者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决定因素。据此，全面认识福利国家建设过程与改革经验，对当前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和共同富裕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以瑞典为案例考察福利国家建设的演进历程可以发现，坚持平等务实的执政理念、适时可调整的福利模式以及稳固多元的民意基础，是福利国家改革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这些经验特别是开展协商对话、建立利益调节机制、构建综合平衡且可灵活调整的福利政策模式，解决社会福利政策的路径依赖问题，追求以社会公平为价值取向的政策目标等，有助于中国在促进共同富裕愿景下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协商治理水平，推进社会政策创新发展，凝聚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和谐。

首先，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协商治理水平，重视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的多元参与，为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一方面，要注重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协商治理水平。从观念的层次上看，尽管福利国家执政理念创新是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根本出发点并在一定时期缓解了国内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但福利国家一直将提高其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的能力作为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包括积极倡导不同政党之间、劳资之间以及各利益集团之间开展协商与对话，通过相互妥协达成谅解与共识，这些对于中国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另一方面，要重视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的多元参与。例如，在合作主义的政制建构下，瑞典工会组织、雇主组织和社会民主党政府建立了三方伙伴关系，三方的相互合作和紧密互动形成战略工联主义、集体谈判、社会保障和团结工资政策等劳资团结模式，为瑞典福利国家建设与社会政策扩张扫清障碍，这些经验可以为中国共同富裕愿景下不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保障建设提供有益参考。此外，借鉴福利国家改革中的福利多元主义和社会投资理念，可以充分发挥妇联、工会、基金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强化对困难群众的社会帮扶力度，提供多元帮扶渠道。

其次，重视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社会政策创新发展，解决社会福利政策的路径依赖问题。一方面，福利国家改革历程表明，政府结合本国社会历史发展实际，顺应时代发展要求，通过积极转变福利政策模式，有助于摆脱福利国家危机，促进福利国家改革与发展。这些对于中国共同富裕愿景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中国应充分发挥社会保障政策的保护性和发展性功能，探索普惠型社会政策模式。例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通过强化对公共服务行业的扶持力度，加大对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行业的投入，可以在经济形势不确定、消费疲软、出口乏力的背景下，以社会服务和民生事业为突破点，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既可以抵御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消极影响，又能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福利国家改革历程表明，完善的福利制度体系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但社会福利政策改革存在路径依赖，社会支出过多不仅会加重财政负担，同时也存在“福利养懒汉”的风险。据此，既要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在再分配领域的主导作用，也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积极补充作用，推进社会政策体系深化改革与模式创新。例如，在民生投入和社会支出方面，可以采取项目制建设模式扩展社会服务领域，强化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提升社会服务质量与水平。

最后，凝聚社会共识，优化收入结构，解决收入不平等，促进社会和谐团结。福利国家改革历程表明，以社会公平为首要价值的福利制度虽然一定程度上有碍于生产领域效率的增长，但各项福利政策的实行效率和公平性得以保证，这不仅可帮助人民实现有尊严的生活，也成为其他国家追求社会公正和平等的重要参考。例如，长期以来，瑞典政府重视国民收入均等化，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实行“团结一致”的工资政策，即同工同酬的工资政策，雇员无分地区、行业均可以依据全国统一工资标准计算工资收入，且该统一工资标准所体现出的工资差别被限定在“合理”与“公正”的限度内。这些政策做法可以为中国缩小城乡差距、调整收入结构提供重要启示。一方面，以社会公平为价值取向推进收入分配结构改革，建立统一社会身份的工资政策体系和社会保护制度，并倡导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跨越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和职业分隔的社会政策体系。另一方面，通过推进税收改革，减免各种类型市场主体的税收，同时提高富人阶层的税率，推动中产阶级的壮大，逐步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收入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