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月刊》2025年第3期刊发我院助理教授郑礼肖文章《论共同富裕的劳动分工基础》。
摘要：依照马克思的理解，共同富裕应当建立在完善的劳动分工基础之上，要求劳动分工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为目标、遵循平等自愿原则以及保证劳动能力的充分施展。当前我国推动的共同富裕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富裕，劳动分工基础尚不完善，劳动分工不充分不平衡，资本对劳动分工具有强大影响力，劳动分工体系内部存在较大比例低效劳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也是劳动分工日益完善的过程，现阶段我国要以推进高质量发展为抓手促进劳动分工的完善。具体而言，要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进协调发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等方式逐步建立起与共同富裕要求相适应的劳动分工基础。
关键词：共同富裕；劳动分工；高质量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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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创造和共同享有社会财富。共同富裕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追求的奋斗目标。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被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上。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从各个维度协同推进。近年来，学界主要从生产与分配维度对共同富裕的实现逻辑进行研究，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既有研究存在着明显的重视分配维度、忽视生产维度的倾向。劳动分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范畴，也是马克思考察生产的重要维度，与共同富裕有着密切关系，而学界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分工是人类劳动的基本存在形式，而共同富裕奠基于高度发达的生产劳动的底座之上，实际上是建立在完善的劳动分工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呈现。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共同富裕的实现必须依托于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新时代要推动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富裕。深入考察现阶段共同富裕的劳动分工基础，明晰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一、脱离劳动分工难以实现共同富裕
关于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党中央进行了顶层设计，既强调从生产领域出发，也注重从分配领域着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与之相适应，学术界对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从生产与分配两个维度进行。从分配维度进行的研究认为，分配方式的合理化与科学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并主要从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等角度进行论证。葛扬认为，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既要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又要凸显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作用。从生产维度进行的研究认为，生产是推动共同富裕更为根本的维度，并主要着眼于所有制和高质量发展。王岩、张星认为，最大限度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的作用是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效的必然举措。周文、杨正源认为，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性因素，应通过高质量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进而推进共同富裕。总体而言，当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分配维度，从生产维度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且大多停留于宏大叙事。
推进共同富裕从形式上看是一个分配问题，但实质上是生产领域的问题。推进共同富裕必须重视从生产领域进行研究并将其细化、深化。这不仅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的理论必然，也是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要求。就理论逻辑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决定分配，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实质是生产领域存在的问题的体现，要从根本上解决分配领域的问题必须要深入生产领域。这就表明，脱离生产而只从分配出发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应从生产领域寻找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对策。就现实逻辑而言，新时代要实现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生产力水平尚不发达，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整体处于较低水平。这就表明我国仍要将发展生产力作为主要任务，并在此过程中积累足够支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历史上拉美国家不顾经济发展现实，试图通过“福利赶超”改善民生的做法引致发展危机，我国应引以为戒。
新时代我国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回到生产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主线上。劳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为基础的范畴。马克思指出，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无论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社会化生产的深化，都有赖于劳动及其作用的提升。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所需的全部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是推动人类生产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要从人类劳动的发展中寻找实现共同富裕的钥匙。因而，共同富裕实质上是全体人民共同劳动以及共同享有劳动创造出来的成果的历史过程。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条件是人类劳动的发展与完善。
分工是政治经济学一切范畴的范畴，也是劳动的基本存在形式，劳动的完善必然意味着劳动分工的完善，劳动分工的完善也必然促进劳动的完善。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重视分工，并着重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分工，认为资本主导的劳动分工是资本获取最大化剩余价值的手段。鉴于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消灭分工”，但其本意不是要笼统地消灭分工，而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平等、不自愿的分工。抛开特定形式的资本主义分工不谈，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了分工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作为生产力技术层面的一种运行方式，劳动分工不可能被消灭。恩格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高度发达的分工与协作是社会化生产的基本特征。由此可知，恩格斯将劳动分工看作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劳动分工的程度不仅决定着社会化生产的水平，还直接决定着劳动者创造财富的能力。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考察了劳动分工与劳动生产力的关系，指出劳动分工的拓展有助于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人口的增加会使劳动生产力增长，因为这会使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等等成为可能”。再结合在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的论述，马克思实际构建了一条从分工维度通向共同富裕的路径，即劳动分工拓展—劳动生产力发展—共同富裕。
从以上分析可知，劳动分工仍然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要指明的是，这种劳动分工不再是为资本家获取最大化利益服务，而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即满足人民的需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就政治经济学视角而言，它首先要求整个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盈。新时代要推进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富裕，建立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尚不发达的基础之上，更加需要借助于劳动分工的发展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积攒起丰富的物质财富，并最终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二、应然维度：实现共同富裕的劳动分工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认为，人们所能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的状况，没有发达的生产力就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也就是说，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劳动的基础之上。分工是劳动的基本形式与生产方式的主要表现形式，只有建立在一定分工基础上的劳动方式与生产方式决定的分配方式契合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才可能成为现实。因而，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与实现路径蕴藏于劳动分工演变的历史必然性之中。那么，共同富裕究竟要建立在一种怎样的劳动分工基础之上呢？这可以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找到答案。依照马克思的理解，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劳动与共同享有社会财富的过程，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具体而言，共同富裕要求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和谐。劳动分工既要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也要实现生产关系的和谐化。
第一，劳动分工以满足所有人的物质需要为目标。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以所有人富裕为目的，迥异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以少数资本家的富裕为目的。这就首先要求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有能力创造出满足所有人生存与发展所需的物质财富。满足共同富裕的物质财富要求，首要在于推进生产力发展，而劳动分工的完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应当认识到，并非所有类型的劳动都发挥推进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作用，也不是所有的劳动都应被纳入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相匹配的劳动分工体系之中。一方面，将无效劳动排除于劳动分工体系之外。具体而言，就是排除破坏性劳动与无用劳动。破坏性劳动是对社会财富的增加只有害处而无益处的劳动形式。无用劳动指无法创造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它非但不能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还会造成劳动与生产资料的浪费。另一方面，高效率劳动在劳动分工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受制于生理差异等因素，社会主义社会难以排除低效率劳动，但必须提升高效率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的比重。高效率劳动意味着劳动生产率高，“用最少的劳动生产出最多的产品，或者把最少的劳动时间实现在最多的产品中”，即单个劳动者在一段时间内推动更多的生产资料，创造出更丰厚的财富。
第二，劳动分工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平等自愿的劳动分工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以及消灭剥削的基础之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只能接受被资本雇佣的命运。在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动力驱使下，劳动分工体系日益资本化，无论何种形式的劳动都受资本的强迫与剥削。在这种条件下，劳动呈现为异化状态，“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而，只要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就存在，劳动分工就呈现出不平等、不自愿的特点。劳动者既不可能在劳动中感受到乐趣与进步，也难以获得足够多的收入。社会主义由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将剥削劳动排除于劳动分工体系之外，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人，社会主义劳动不再是为少数占有者而劳动，而是为劳动者自身和整个社会劳动。“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在这种劳动状态下，劳动者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创造社会财富的热情高涨。
第三，劳动分工确保劳动能力的充分施展。马克思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劳动能力的充分施展是实现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的必要条件，它要求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体系拥有足够的丰富性与流动性。劳动分工体系的丰富性表现为劳动分工在广度与深度上的极大拓展。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素质仍存在一定差异，这就要求社会既要提供足够数量的高层次劳动岗位，又要提供足够多类型的劳动岗位，保证不同能力的劳动者都拥有施展才能的平台。劳动分工体系的流动性表现为劳动者并非被固定在某个劳动岗位，而是可以自由选择与更换劳动岗位，实现不同岗位间的自由流动。共同富裕建立在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交换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特征。交换是人们相互交换劳动与劳动产品的过程，劳动能力的充分施展建立在交换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进行自由交换，从而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如此，才可能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理想型劳动状态，即“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社会主义社会交换的发展能促进劳动者的自由流动与劳动能力的充分发挥，进而筑牢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劳动分工基础。
三、实然维度：现有的劳动分工制约着共同富裕
马克思关于共同富裕与劳动分工关系的论述，建立在其描绘的未来社会的基础之上。党的二十大指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因而，我国当前所处的社会状态还达不到马克思所描绘的未来社会的状态，即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最大生产力基础之上。换言之，我国还没有具备马克思认为的与共同富裕要求相适应的劳动分工基础。但马克思关于共同富裕所需的劳动分工基础的论述，为新时代我国审视共同富裕与劳动分工的关系指明了方向。现阶段，我国劳动分工的不充分不平衡、资本对劳动分工的控制以及低效率劳动在劳动分工体系中仍占据重要位置等问题，制约着共同富裕的实现。
第一，劳动分工的不充分。劳动分工的不充分主要表现为部分劳动未被纳入劳动分工体系之中以及劳动分工体系的低端化、简单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我国生产力尚不发达，加之受到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等国情的制约，既有劳动分工体系并未将所有劳动囊括在内，例如边远地区与落后乡村还存在着自给自足的家庭农业劳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速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但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落后地位，劳动者集中于低端产业，产业分工的相对落后也使同一产业内部的劳动分工精细化程度较低。不充分的劳动分工阻碍了劳动者多样化劳动能力的施展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劳动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劳动者只需成为总体工人的一部分，完成某个职能，并不需要独立完成全部生产工序。在这个过程中，“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所以他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相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极不相同的价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富裕坚持以劳动贡献为主的分配方式，是先富带动后富的过程，承认劳动能力的差异以及劳动能力强的劳动者率先通过辛勤劳动先富裕起来是必然举措。劳动者被固定在低端劳动岗位，不能充分施展其高级劳动技能，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的区分就难以显现，就会阻碍劳动生产率与劳动收入的提高，进而制约共同富裕进程。
第二，劳动分工的不平衡。劳动分工不平衡主要表现为社会总劳动在产业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不合理分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富裕要求居民收入差距处于合理区间，而这需要劳动分工的均衡化。当下我国劳动分工的产业分布不合理较为显著，即劳动过于集中在传统行业，而具有高附加值、高回报的高新技术行业、战略性新兴行业等拥有的劳动者比例较少。劳动者集中在传统产业，加剧了劳动者群体的内部竞争，不利于劳动收入的提高，加之处于高回报行业的劳动者拥有更高的收入，这又导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业收入差距整体呈现扩大态势。例如，我国非私营行业中，就业人员最高年人均工资与最低年人均工资的行业，在1978年分别为建筑业的677元，农林牧渔业的393元，两者相差了284元，前者是后者的1.72倍；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中，就业人员最高年人均工资与最低年人均工资的行业，在2022年分别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220418元，住宿和餐饮业的53995元，两者相差了166423元，前者是后者的4.08倍。
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劳动分工也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为农村、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分工的规模与程度落后于城市、东部地区。城市与东部地区拥有更加发达的产业，劳动分工更为精细多样。在虹吸效应下，农村与中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与高素质劳动者大规模流向城市与东部地区，而农村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滞后，劳动分工拓展缓慢，两者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相较于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增速上处于领先位置，两者之间的差值从1980年的283元增加到2021年的28481元。东部地区居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居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022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居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7026.7元、31433.7元和29267.4元。
第三，资本对劳动分工具有强大影响力。在非公有制经济中，资本的利益与劳动的利益存在着分歧，而作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方，资本总是力求通过其在生产中的强势地位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资本通过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尤其是通过主导劳动分工彰显其增殖本性。资本主导下的劳动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却阻碍了劳动者收入的提高，“普遍提高工资就会使利润普遍降低，而商品的市场价格却不会有任何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资本对于劳动分工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在资本增殖逻辑的作用下，劳动者在分工过程中还难以遵循平等自愿原则，劳动者的现实利益也受到了影响，后者主要表现为资本收入对劳动收入的侵蚀阻碍了劳动收入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润与工资的变动关系整体上呈现出利润占比不断上升、工资占比不断下降的发展趋势。资本主导下的分工对劳动者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它不仅使劳动收入被侵蚀，还导致劳动者个人能力的片面发展。在这种条件下，劳动者的发展与劳动收入的提高都受到了限制，其结果必然是阻碍共同富裕的进程。
第四，劳动分工体系中仍存在较大规模的低效劳动。充分发挥劳动在财富创造上的积极作用是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它要求劳动分工体系中的各类劳动在财富创造上具备高效性。当前，我国仍存在较大规模的低效劳动，究其原因，既有劳动者素质整体仍然偏低的问题，更有产业结构升级较为缓慢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滞后的背后体现了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社会性，但其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私人劳动，私人劳动能否顺利转化为社会劳动取决于劳动生产的商品是否满足社会需要。“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所以，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条件是动态变化的。长期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相对缓慢，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低端产业产能过剩与中高端产业产能不足，产生了较为严重的供需错配。低端产业产能的严重过剩使得低端产业的劳动产品供过于求，这部分私人劳动也就难以全部转化为社会劳动，从而导致劳动效率不高。只有及时把握社会需求的变化，加快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将低效劳动排除出劳动分工体系，才能最大程度地推进共同富裕。
四、高质量发展与现阶段劳动分工的完善
鉴于目前的劳动分工水平还不足以支撑起共同富裕，我国必须通过劳动分工的完善来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就表明应当从高质量发展中寻找完善劳动分工的基本逻辑。实际上，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就是劳动分工完善的过程。高质量发展实现于生产过程中，主要表现为以高质量的生产为全体人民提供丰富且公平的高质量产品与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稳定、高效、均衡与共享的供给体系。生产方式是人们谋得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的方式，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从宏观视角界定，生产方式实质上是经济增长模式，因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要求在于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改变以往的粗放型低水平增长模式，实现稳定性增长、高效率增长、均衡性增长和共享式发展。
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分别构成了生产方式的技术形式与社会形式，前者指的是何种素质的劳动者借助于何种技术形式与何种质量的生产资料结合，后者表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不同所有制条件下的结合具有不同的社会形式。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通过促进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在效率上的提升和层次上的协调，从而在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实现经济发展的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要素，在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中发挥着主体作用。劳动者的能力、劳动力结构及空间分布影响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完善劳动分工是提升劳动者能力、优化劳动力结构与空间分布的重要举措。因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劳动分工完善的过程，要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抓手促进劳动分工的完善。
第一，高质量发展以稳定性增长为基础，要求深化劳动分工。我国发展模式已经从以往的“高增速”转换到“高质量”，但是高质量发展并不意味着不重视增长速度，而是要在保持一定增速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发展质量。经济的稳定性增长要求扩大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规模，劳动分工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分工通过促进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单个劳动者推动的生产资料数量不断增加，从而扩大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规模。不能因为劳动分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否定劳动分工本身，不是劳动分工而是不充分不平衡的劳动分工阻碍了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事实上，劳动分工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劳动能力日益多样化的要求，有助于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与劳动者作用的发挥。在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当下，劳动分工的深化有助于各类经济主体深度融入国民经济分工与市场体系，壮大国内市场规模，从而有利于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因而，高质量发展必须建立在劳动分工不断深化的基础上。
第二，高质量发展强调高效率增长，要求劳动分工更加充分。效率与效益是衡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效率增长，即通过提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效率，以最小的投资获得最大的收益。实现更加充分的劳动分工是提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结合效率的必要手段。一方面，劳动分工有助于实现劳动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细地分工。”劳动分工细化使劳动者日益集中于某一岗位，对其所从事的工作更为熟悉，劳动能力更快地提升，其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形式也不断创新，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这种劳动所推动的增长属于一种高效率的增长。另一方面，劳动分工促进了生产资料的升级。生产资料尤其是劳动工具是劳动者过去劳动的成果，它们的升级归根结底取决于劳动者。劳动分工广度与深度的拓展提供了充分发挥与提升劳动者劳动能力的空间，促进了劳动者创造能力的发挥并由此推动了物质生产资料的升级。总之，在劳动分工日益深化的推动下，劳动者将更高的技术形式与更具技术含量的生产资料进行结合，必然推动经济的高效率增长。
第三，高质量发展强调发展的均衡性，要求劳动分工更加平衡。高质量发展强调从非均衡发展转向均衡发展，提高发展的协调性与平衡性。均衡发展意味着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呈现更为合理的空间布局，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劳动者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因而，城乡、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实质上依靠劳动者，尤其是拥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向农村、中西部等后发展地区的流动。一方面，打破阻碍劳动者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弱化资本对劳动分工的影响、打破不合理的就业限制等方式促进劳动者的自由流动与均衡配置。另一方面，实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发挥城市引领乡村发展、东部地区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作用，通过拓展市场、改善交易条件等方式进一步将我国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纳入社会分工体系，为劳动者尤其是高素质劳动者提供更多施展才能的就业岗位，促进劳动分工的均衡化。
第四，高质量发展追求发展成果的共享，要求劳动分工更加和谐。高质量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根本目的是确保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将共享作为根本目的，意味着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要更加注重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具体到劳动分工领域，关键是要处理好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着力消除资本对于劳动分工的控制以及在此过程中对劳动者的剥削，确保劳动者在劳动分工中拥有更多权利。一方面，要确保劳动者在劳动分工中的选择权，使劳动者可以平等自由选择工作岗位而免受资本的控制，从而更加充分地发挥其劳动能力；另一方面，要确保劳动者在劳动分工中获得更多的分配权，既要消除资本对劳动的无偿占有，也要保证劳动者能够参与因分工发展创造出来的财富增量的分配，实现劳动者收入与劳动贡献相匹配。
五、完善共同富裕劳动分工基础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所要推动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富裕，建立在不完善的劳动分工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也是劳动分工完善的过程，现阶段要以推进高质量发展为契机，不断完善共同富裕的劳动分工基础。具体而言，要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进协调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等方式夯实共同富裕的劳动分工基础。
第一，提高劳动者素质。劳动者要满足高质量发展以及劳动分工深化而产生的对劳动者素质的更高要求。劳动者素质是劳动者思想素质、体力素质与智力素质的总称。一方面，要以提升劳动者的思想素质与智力素质为重点。引导劳动者树立主人翁意识，发扬劳动精神，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促进劳动能力提高的核心因素是劳动者掌握各类知识与技术，当下仍要以提高技术水平作为首要任务。面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以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加快，我国需要不断提升劳动者素质，培养出更多知识型、技能型与创新型劳动者。另一方面，理性看待劳动者多样化、差异化的劳动能力，并尽可能提供与劳动者能力相适应的岗位，以充分发挥其创造财富的能力。马克思指出：“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劳动分工的深化将创造出更多细分劳动岗位，使劳动者能够充分施展劳动能力，并在此过程中提高各自的劳动能力。
第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对就业结构有着重要影响。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大而不强、全而不强”，大量劳动者聚集在中低端产业，这就使劳动分工呈现结构低端的特征，进而制约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是劳动分工体系迈向高端化的重要举措，包含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合理化。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主要表现为产业逐渐由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再转向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关键在于技术创新，把创新放在核心位置。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必然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劳动分工体系地位的提升，但它也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分化与产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进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较低，是加剧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同时，也要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具体而言，应促进各类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推动各个产业劳动生产率趋于一致，缩小产业间收入差距。
第三，推进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求各地区之间的劳动分工水平较为均衡。为此，必须推进协调发展以平衡地区之间的劳动分工水平。协调发展主要包含区域协调发展与城乡协调发展。要通过产业的均衡布局和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的方式来优化国内分工格局，实现协调发展。劳动者是生产要素中最为活跃的要素，促进劳动者的有序合理流动是推进协调发展的关键。要发挥市场在配置劳动力要素上的决定作用，通过打破就业市场壁垒、建立统一的管理制度和评价机制等方式建立统一的劳动力要素市场体系，提高劳动力在地区、产业、部门、企业与工作之间的流动性，满足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对劳动力的需要。政府要破除妨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与政策弊端，出台各类保障措施以便利劳动者的流动并保证劳动者的合理权益。只有吸引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服务于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才能实现协调发展，缩小劳动分工差距与居民收入差距。
第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劳动产品如果不被社会需要，在生产过程中付出的劳动就不被社会承认，也就是无效劳动。大规模存在的无效劳动制约了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提高供给结构的灵活性与供给质量，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与人民群众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卡点、脆弱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适应满足现有需求，创造引领新的需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重点解决产能过剩与库存过大的问题，满足居民的多样化、个性化与高端化需求，加快体制机制改革以打通要素流动与再配置的通道，使生产要素流向有效需求领域与中高端领域，从而尽可能地减少无效与低端供给，提高有效和高端供给，创造出更丰厚的社会财富。
第五，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推进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需要借助资本的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逐利性仍然存在，如若资本对劳动及劳动分工的控制力过大，会导致劳资矛盾尖锐化以及劳动者利益受损。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既有公开的资本收益，也有隐蔽的以劳动分工等为内容的社会整体劳动进步所带来的收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中，在资本增殖本性的作用下，资本所有者总是力图尽可能多地拥有上述两种收益。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有助于劳动者共享劳动分工红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要“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规范和引导资本，首先要正确认识我国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尤其是要区分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相较于私有资本而言，公有资本更注重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必须夯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基础，壮大国有资本，并借助多种方式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加强资本监管体系建设，断开资本与权力的“共谋”，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及其对劳动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