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刊发我院教授袁洪亮、博士研究生邓慧雯文章《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的时代出场、探索历程与重要特征》。
摘要：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的出场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矢志不移地对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展开广泛而持续地探索，在初步探索、守正创新、持续推动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变革以杜绝剥削产生的根源、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三次路径转换与优化。在探索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结合，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兼备稳定的动力支持与坚强的政治保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必由之路，兼筹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以逐步推进为战略选择，兼顾总体目标与阶段性目标，呈现出独具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关键词：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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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持续追求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自诞生之日即确立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共同富裕奋斗目标，展布出焕然一新的民族复兴图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大规模连续性探求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的历史进程正式开启。在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开创并不断拓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先后解决了温饱问题，达成了全面小康，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华民族在千年发展史上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创造了人类反贫困的中国奇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提出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回应的重大课题。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不仅关乎中国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民族复兴，而且是中国作为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同时也是中国积极承担大国责任，运用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为现代文明的时代之问提供中国方案，从而增进世界人民福祉，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
本文从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出场的时代方位出发，通过考察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历程及重要特征，以期从时代场域和历史视角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这一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加深理解，增强历史自觉性。与此同时，本文对共同富裕中国方案的探究，也将为国际社会长期探寻的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公平正义以及二者间的平衡共生提供线索。
一、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的时代出场
“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跨过发展临界点来到喜忧参半的现代文明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无论是民众对共同富裕朴素的热望，理论界对共同富裕的广泛讨论，还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社会实践层面对共同富裕的试验和探索，其存在的范围之广、持续的时间之长，都充分说明了这一议题与现代文明的历史现状及其展示出来的时代特征有着深刻的联结，而这正是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出场的时代背景。
（一）“共同富裕”：现代文明的时代之问
现代文明是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被“发现”并在工业生产的强势推力下走向联结发生的。时至今日，虽然世界上仍然存在对现代文明持完全敌视态度的地区，它们依赖原生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生存，但这与其说是前现代文明的一场胜利，不如说是现代文明刻意保留的一种文明景观。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口都无法抗拒生存处境改善的诱惑，也根本无力抵抗来势汹汹的工业生产，以各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方式卷入现代文明。
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恶果。一方面，现代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化大生产给人类社会提供了远超过去的物质资料，人均收入在现代文明阶段超越了过去数千年始终在基本生存线上徘徊的状态，人均预期寿命也终于突破了始终在30至40岁这个较小区间内波动的境遇。从总体上来说，人的生活水平发生了质的提升。
但另一方面，现代生产方式所带来的惊人财富并未得到平等的社会化共享，人类的生活水平随着爆炸式的财富增长呈现出爆炸式的贫富分化。在20世纪20~80年代，世界上有近40%的人口在贫困线下艰难谋生；时至今日，世界上仍有约10%的人口在贫困线下挣扎，为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倾其所有。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对于物质资料不平等占有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已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广泛存在于国家和地区内部以及国家和地区之间。
总体而言，西方式现代文明使人类社会走向联结合作，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发展，但绝大部分个人的现实处境却背道而行，陷入了难以摆脱的贫困和越来越深重的剥削与压迫之中，这不是一条通向人类幸福的道路。如何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同时使生产成果社会化共享，以增进人民福祉，即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是现代文明给人类社会提出的时代之问。
（二）国际社会对共同富裕的探索
面对“共同富裕”这一全球性议题和人类美好愿景，不同国家和地区基于自身发展阶段与需要对其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探索。
当前国际社会还存在着极端贫困的国家，主要分布在非洲，尤其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这些国家被迫以低度开发的依附式发展的方式参与到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之中，使得经济长期落后和生态资源持续恶化。此外，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还分布着众多发展中国家，其中部分国家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贫富分化严重等原因，经济长期陷入停滞期，始终无法迈进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总的来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尚未完全解决以现代生产方式高效组织起社会化大生产这个基础性问题，还在为摆脱贫困而挣扎。
与此同时，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成果得不到社会化共享的国家数量更多。无论是极端贫困国家、发展中国家、富裕的发达国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两极分化现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达国家，其贫富悬殊问题并未随着财富的积累而得到解决，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愈演愈烈，呈现出“富而不平”的社会面貌和发展趋向。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欧美等发达国家从中攫取巨量财富，但这些财富主要流向极少数人，社会大多数群体的经济利益受损严重。以美国为例，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萎缩，人口占比从20世纪80年代的70%下降到当前的50%，美国从“中产社会”逐渐演变为“富豪社会”。2021年，美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总资产占比降至26.6%，是美联储30年来的最低值，而超级富豪的总资产占比则高达27%，中等收入群体的资产占比首次低于前1%的富人。经济上两极分化的严峻态势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美国民粹主义运动随之而起，暴力示威活动接连不断，其实质是两极分化中弱势群体“不平则鸣”的抗议运动。
挪威、丹麦、瑞典、芬兰、冰岛北欧五国，是世界公认的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共同富裕”状态的国家。北欧五国不仅富裕程度位居世界前列，人均收入水平高，而且收入差距控制在了较小区间之内，是全球幸福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地区。联合国公布的报告显示，2017至2019年间，芬兰、丹麦、冰岛、挪威、瑞典五国的幸福指数分别位列全球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七。北欧五国凭借其不可复制的资源优势和人口优势，以高税收作为支撑，建立起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高水平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在成为富裕经济体的基础上着力解决不平等问题，走的是先发展后平等的路径。需要注意的是，这条道路日益显露诸多弊端，例如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不高，应对外部经济冲击的能力较弱，经济增长乏力等，这些都对北欧五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提出挑战。
由是观之，无论是贫困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至今都尚未探索出具有普遍参考意义的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富裕”方案。
（三）马克思主义对共同富裕难题的解答
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文明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上述困境展开了唯物史观的分析与解答：与合作分工伴随而行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使得人类社会发展是以牺牲大部分人利益的方式实现的。简单来说就是人类广泛地卷入了物质生产活动并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劳动成果，但这些劳动成果没有流向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而是流向了极少数的生产资料占有者，使得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成果无法社会化共享。其解决方案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消灭私有制，在公有制条件下使生产力得到更大的发展，将“颠倒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最终指向增进“现实的个人”的力量，实现作为感性存在的个人向其自身的复归，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达成“人的解放”，展现出在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达成共同富裕并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未来图景。其中，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主义科学论证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最终达成共同富裕的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趋向，这样一种共产主义未来理想社会在根本上超越了千疮百孔的西方式现代文明，为人类更为主动地推进发展进程指明了前途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由理论走向现实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率先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诞生。社会生产力远未达到“高度发达”水平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推进社会化大生产以持续提升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使发展成果社会化共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此尚未作出充分的理论解答，有待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探索过程中作出现实回应。但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阐明的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和实现路径为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四）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的出场
1921年高擎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自诞生之日起即宣告要“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马克思主义对共同富裕的发展追求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相契合，回应了中国人民对于天下为公的热切期盼，成为中国在革命洪流之中坚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接续起民族复兴的大旗和人类解放的鸿志，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将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由打碎“旧中国”推进至建设“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不仅为新中国的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条件与安全的国际环境，还主导着中国发展的前进方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将中国引入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由此呈现出与资本主义国家迥然不同的发展趋向。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194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7美元，中国必须以现代生产方式组织起社会化大生产解决“发展”的问题，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生存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从而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所要推进的发展是增进人民福祉的社会主义发展，发展成果应由社会共享，“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目标追求，也是贯穿于发展进程之中的重要原则，其彰显着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根本性质，与贫富分化严重的资本主义国家相较而言具有显著优势。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距离共产主义未来理想社会中的“高度发达”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如何在生产力欠发达这个约束性条件之下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使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升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需要扎根于中国实践予以突破和回应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也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出一条符合现实国情的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
二、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历程
在对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进行长期探索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将“共同富裕”奋斗目标与中国基本国情相结合，在初步探索、守正创新、持续推动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变革以杜绝剥削产生的根源、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三次路径转换与优化，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向前发展。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的初步探索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警惕贫富分化，认为其不仅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且会“破坏工农联盟”，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1955年10月，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宣明：“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
在对共同富裕实现路径展开探索的起步阶段，中国共产党将目光投向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这对于当时国内国际情势来说合乎情理：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个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案即“苏联模式”，其在短期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积累，强盛的国力足以与美国抗衡，与此同时维持了社会的相对平等，这对于百废待兴意欲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来说是一条充满希望的“捷径”和不二选择。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初步阐明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思路：“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步推进，正是苏联走过的道路，其关键点在于对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变革。
这一基本思路贯穿了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于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总体规划。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消灭私有制，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确立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全国统筹兼顾”的作用：在生产方面，“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以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短时间内更多地积累起社会财富；在分配方面，既满足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又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所有制占有这个起点处根绝贫富分化产生的可能，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对于这条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变革为关键点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党的主要领导人信心十足，认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
在这样一种路径规划以及急于求成倾向的催化之下，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变革。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领域迅速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之后，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进一步指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继续采取正确的方法，把资本家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把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残余部分改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并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走向了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极端，难以避免地滑向了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这虽然实现了较高水平的平等，但脱离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实际国情，在根本上挫伤了生产积极性，最终导致了一种匮乏的平等，也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平等，无法达成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的初步探索，为之后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变革和深化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一方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了一切剥削制度，并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了独立且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做好了理论准备、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和失误，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由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于形势与国情的认识存在“主观主义的偏差”，对此必须予以正视与修正。正是基于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凝聚广泛共识，对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展开更加深入的探索。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的守正创新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秉承初心，将共同富裕视作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制度优势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目标进行谋划和持续探索，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出发，冲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种种束缚，深刻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基于此种认识，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路径规划，将共同富裕的实现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之上，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的焦点由原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变革转变为生产力提升。
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驱动之下，1978年的改革开放拉开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大幕，单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开始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转变，对于“共同”的理解从“彻底消灭差异”转变为“允许一定程度的差异”。邓小平对此曾展开说明：“我们是允许存在差别的。像过去那样搞平均主义，也发展不了经济”，与此同时也要高度重视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既要坚持社会主义防止两极分化，又要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此种路径规划贯穿于经济社会全局性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安排之中，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共同富裕”，每个阶段本身就具有发展成果社会化共享之意，指向的是全体人民普遍的“温饱”“小康”“富裕”。与此同时，基于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阶段性和艰巨性的充分估计，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事求是地置于“将来”，充分吸取了急于求成的历史教训。
随着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的路径转换以及更为谨慎而切乎实际的战略安排出台，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逐渐推广到社会全面而深刻的改革和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开启。就经济社会发展来看，社会生产力稳步提升，经济活力与经济实力显著增强。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771元，是197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85元的100倍。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产值结构，还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的人均占有量，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了质的飞跃，相继实现了温饱、达成了总体小康，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提供了体制保证和物质条件。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一些长期积累的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距离“富裕”的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且国内的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三大问题突出存在；另一方面，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深层次结构性的问题日渐凸显。这些关乎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对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升级的要求。
（三）新时代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的持续推动
十八大以来党赓续前行，在新时代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上持续推动，不断发力，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当前正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地作出我国“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的重大判断。
推动共同富裕，不仅是既定的战略安排，也是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之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保持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低收入国家，再到中高收入国家的跃升。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1357.0亿元，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1828元，稳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这意味着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要高度重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并积极防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矛盾和风险比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时更多更复杂。”要想有效防范“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唯此中国经济社会才能行稳致远，平稳有序地迈进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达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面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使命性与现实性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充分认识到这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现实任务，“急不得，也等不得”。一方面，将改革开放之初置于抽象“未来”的共同富裕提上具体日程，计划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另一方面，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充分发挥现代生产方式中的分工、比较优势、市场竞争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反复强调“共同富裕”绝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同时“缩小差异”。在“尊重差异”与“缩小差异”之间寻求平衡，是新时代对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
中国共产党继续从生产力方面寻求突破口，将“共同富裕”置于发展的转型升级中予以推动，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对此作出了充分阐述：一方面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既要提高发展的效率和可持续性，促进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又要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分配、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相关制度体系，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主要从物质生产这个根本性方面探求更高程度的社会公平实现之道，与此同时充分利用宏观调控统筹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正视和把握不同发展阶段的核心问题、关键问题，迎难而上，勇于斗争和实践。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新的历史阶段，全党必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新征程的实践中谱写共同富裕新篇章。
三、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的重要特征
中国既是一个积极谋求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发展中逐步推进全体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在历史展开过程中，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兼备稳定的动力支持与坚强的政治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中国式共同富裕目标的确立、道路的不懈探索、实践成效的跃升，提供了稳定的动力支持与坚强的政治保证。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理念，革命时期就提出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福利人民”，新中国成立后，将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推进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断践行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带领中国人民消除贫困走向富裕，还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就主动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并将之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持之以恒地展开道路探索。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在探索初期遭遇过严重挫折，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追求，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其打破重重窠臼，对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进行守正创新，并在新的历史阶段审时度势向纵深推进，完成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的三次路径转换，将共同富裕不断推向新阶段、新高度。
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自我革新，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沉着应对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风险挑战，整合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中国共产党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政治领导，为中国在短时间内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成就，以及锚定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接续奋进，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证。
反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来都是以资本为中心，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缺乏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驱动力。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早已摆脱了贫困并积累了巨量财富的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从未主动寻求在根本上解决两极分化问题，而是任由贫富悬殊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愈演愈烈，仅在激烈的劳资矛盾和人民示威游行的刺激之下，采取一定的安抚性政策和措施。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到现在共同富裕问题仍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
（二）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必由之路，兼筹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
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选择，中国共产党早在建党之初就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宣告：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建立社会公有制，最终达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要从生产资料占有的角度根本上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初步探索证明，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不适合生产力水平还相对落后的中国实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开拓创新，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更深入的认识，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领导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统筹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两个向度。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提高和优化民生福利保障水平。在制度安排上，中国从生产和分配两个环节着手，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不断完善分配制度，通过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同发力，全面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
反观西方福利国家，走的是以资本增殖为内在驱动力的资本主义道路，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及私有制的基础性地位，只能从分配环节的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入手，通过政府统筹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以及社会自发力量的慈善公益来弥合资本主义道路必然导致的贫富悬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资矛盾，但这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两极分化产生的根源。也正因此，众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无法有效化解贫富悬殊问题，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难以自拔。
（三）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以逐步推进为战略选择，兼顾总体目标与阶段性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一判断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基本国情。中国是人口大国，领土面积辽阔，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和水平差异较大，因此不可能同步富裕，也不可能同等富裕，在富裕的时间、速度、方式、程度上存在渐次性和差异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充分认识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决定了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是一个从贫困推进至富裕、从不平衡推进至平衡的动态过程。中国共产党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确定了摆脱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并依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不断作出阶段性分解和细化，制定了“温饱”“小康”“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从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的“温饱”到“不穷不富”的“小康”，再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富裕”和当前“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富裕”的程度逐步提高，所涉领域不断拓展，不仅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要富裕，而且将国家发展总体布局拓展到五位一体，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满足人民全方位、多层次的生活需要。人民共同富裕、国家繁荣富强、民族伟大复兴的夙愿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四、结语
从《共产党宣言》将推翻“对抗性的阶级社会”联结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以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到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以“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为奋斗目标，到中共二十大作出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在２１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奋斗规划，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结合，矢志不移地对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展开广泛而持续的探索。在开辟与拓展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的过程中，中国不仅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有效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在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使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升，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稳步推进，向世界有力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共同富裕”由共产主义理想逐渐落地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而且为发展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共同富裕道路提供了具有实践意义的经验借鉴与方法启示，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是对少数人受益而绝大多数人不可避免地向贫困沉沦的西方式现代文明的根本性超越，为现代文明对人类社会提出的“共同富裕”时代之问作出了中国解答，无论是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而言都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当然，中国距离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任重而道远，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与时俱进地持续拓展中国式共同富裕道路，使共同富裕中国方案更为成熟完善并在实践中积极而又稳妥地予以推进，为人类探寻真正的解放与幸福之路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