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学者在对社会平等问题的研究中围绕着个人在分配结果中的责任这一话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重视个人的自主性和个人对自身行为责任的运气平等主义，逐渐在分配正义和平等问题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英国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G.A.科恩对自由主义的运气平等主义观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批判。科恩认可自由主义的运气平等主义将个人运气纳入思考分配正义和社会平等问题的方式，但批判了其平等观的不彻底性和非实质性。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上，他坚持激进运气平等主义观，提出“优势获取平等”的分配标准，通过对德沃金资源平等观坚持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批判，考察了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平等问题中的作用。科恩的激进运气平等主义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是独树一帜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平等理论研究中也是具有探索性的。尽管科恩的激进运气平等主义主张和优势获取的平等观念在学界引起了诸多关注，但却并未在之后的平等理论研究中被坚持和推进下去。考察科恩的激进运气平等主义观的特质及其局限，对于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平等理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规范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科恩对自由主义的运气平等主义的批判

在当代政治哲学中，科恩的社会主义平等理论研究首先立足于对罗尔斯和德沃金的自由主义分配正义与平等观念的批判，且主要作为运气平等主义的典型而出场。科恩认可德沃金对运气等偶然因素的关注，但认为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观仍不能充分表达平等价值的理想。科恩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坚持一种激进的运气平等主义观念，旨在充分消除非自愿的劣势。

在判断社会分配结果的公平性时，德沃金认可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消除偶然因素上的努力，但认为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并不到位。在德沃金看来，罗尔斯的平等主义理论没有深入分析劣势群体处于糟糕状况的原因，没有正确地考虑个人的责任，这也是他遭受诺齐克批判的重要原因。诺齐克认为，如果人们在自愿追求自身目的时的行为是正义的，且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也没有对他人造成不当伤害，那么即使最终的分配结果不平等也是正义的。在诺齐克看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以平等分配为目的，这会贬低个人的自主性和忽视个人对自身行为的首要责任。因为个人不仅对自身的财产拥有权利，也应该对自身的劣势负有一定的责任。此外德沃金认为，差别原则未能很好地区分个体状况的差异，没有很好地表达实质性的公平理想。它直接考虑基本善在个人之间的平等分配，没有认识到那些非常不幸的人，如患有重病的人或残疾人，可能需要比其他人更多的基本善来实现同等的生活水平。

为解决这些问题，德沃金对“抱负”(ambitions)和“天赋”(endowment)作了关键的区分。他用抱负来描述个人选择及其“选择运气”(option luck)所导致的结果，比如选择努力工作或花钱购买昂贵的奢侈品。他用天赋指“原生运气”(brute luck)或那些个人无法控制的东西所导致的结果，比如一个人的遗传、不可预见的坏运气。德沃金认为，由偏好和个人抱负的不同导致的经济不平等是合理的，而由天赋或外部环境的不同导致的不平等是不合理的。他的这一区分更加突出了个人责任在分配结果中的作用，比差别原则能更敏感地对人们的选择后果做出恰当反应。在德沃金看来，公平的分配必须能够识别出“个人经济地位的哪些方面是由选择所导致的，哪些方面是由那些与选择无关的优势和劣势所导致的”。因此，如何区分选择运气和原生运气以及对哪一种运气所带来的不利后果提供补偿，是资源平等理论要考察的核心问题。对于德沃金来说，分配平等的关键不在于使偏好得到满足，而在于使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资源以及将资源转化为个人福利的公平机会。德沃金也因此明确从规范原则层面上拒绝补偿个人的偏好。他认为，个人偏好包括那些导致个人处于劣势的“昂贵偏好”，并非资源平等原则需要考虑的。

科恩指出，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观念为社会主义的分配正义和平等理论提供了“最有希望”的起点。尽管当时许多社会主义者也都坚持平等的价值观念，认为平等主义的社会应该使所有个体的特质和抱负都得到同样的发挥，但是他们都没有考虑分配结果也应该具有差异性。而德沃金的运气平等主义理论则填补了以前的社会主义者们未考虑的空白，他为平等主义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他将反平等主义权利武器中最强大的理念—选择与责任—纳入其中，首次肯定了理想社会对个人选择和偏好的多样性的尊重。科恩认为，德沃金对于个人责任、个人选择及抱负的关注，为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平等主义主张增加了实质性的内容。

不过，在科恩看来，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并未表达出平等主义的理想，也没有充分消除运气对个人选择结果的影响。他指出，在分配正义的问题上，其根本信念是“当财物的不平等反映的不是诸如不同的人们的劳动艰苦程度有所不同或者人们关于收入和休闲的不同偏好和选择，而是幸运或者不幸运情况的许多形式时，那么在分配中就存在不正义”。在他看来，真正的平等主义目标应该是消除非自愿的劣势，而不仅仅是资源平等，也就是消除那些其承受者不应为之负责的劣势，因为这种劣势没有恰当地反映出他已经、正在或有可能做出的选择。

德沃金未能正确地、从非自愿的角度考虑对个人劣势的补偿，其资源平等理论在劣势补偿方面不够彻底和充分。一方面，德沃金的方法只能补偿资源的不足，却无法补偿痛苦等其他形式的负效用。科恩认为各种可以被归于原生运气的劣势之间存在着差别，例如天生残疾和天生抑郁，而德沃金却没能察觉到这一点。德沃金的保险机制的主要用途在于解决原生运气带来的残障等问题，这些问题也确实能够通过资源得到补偿，但是德沃金没有注意到，个人幸福方面的很多负效用，如忧郁、痛苦等无法通过保险机制得到解决。而科恩认为，德沃金所忽视的效用对平等主义正义理论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运气平等主义应该注重责任和坏运气的区分，而德沃金却将重点放在了偏好和资源的区分上。科恩认为，德沃金因为否认偏好满足理论而拒绝补偿昂贵偏好，这是他作为运气平等主义者对个人责任判断的错误，它会变相惩罚非自愿具有昂贵偏好的人。

总之，科恩作为社会主义者对平等标准的要求比自由主义更高，也更重视补偿和支持更多的再分配。在他看来，如果分配上的不平等是由道德上的任意而不是个人的选择导致的，那它就是不正义的。与资源平等相比，优势获取平等理论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充分性，它对待很多不平等问题时更加敏感。而且它关心个人在多个维度上的优势获取，能够有效补偿非自愿的个人劣势。

二、科恩对自由主义的运气平等主义的超越

除了消除个人非自愿劣势上的充分性之外，科恩的优势获取理论还非常重视平等标准的实质性问题。平等的标准或科恩所谓的“平等主义的通货”在分配正义问题中十分重要，因为它不仅表达了分配正义原则的内容，代表了衡量个人美好生活水平的平等标准，也反映了不同理论家的政治实践观念。科恩重点考察了其他理论家是如何确定平等标准的观念的。他关于优势获取平等的观念部分地参考了森的可行能力观念，同时注重个人对必要物和机会的实质占有以及由此实现的实质性自由价值。

一方面，科恩的优势获取的平等观比罗尔斯等人的自由主义平等观更注重实质性。科恩认为，在分配正义问题上，森的可行能力观念是继罗尔斯的基本善观念之后的又一个革命性成果。它不仅重视充分性，也注重平等标准的实质性，关注不同能力的人实现福利的可能性。科恩认为，森开辟了介于基本善和福利效用之间的新考察维度，即“中间福利”(midfare)维度。

科恩认为，森的可行能力观既弥补了被罗尔斯忽视的对福利机会的考虑，也成功地克服了福利主义效用平等观在衡量标准上的缺陷。罗尔斯正确地指出了功利主义的两个弱点:一是功利主义的“集合性”(aggregative)特点，即它不关心福利在个人之间的分配模式，没有注意到不平等所具有的不正义性;二是功利主义把效用和偏好满足当作个人状况中需要考虑的规范性，但个人偏好和效用是主观的，其衡量标准具有不确定性。罗尔斯用社会基本善取代了福利标准，用平等考量取代了综合考量，从而有效地取代了社会政策和福利计算中的功利主义考量方式。但是，罗尔斯(包括德沃金)在批判福利主义后对平等标准做的改进，并不能应对后来的福利机会平等的主张。因为福利机会平等的观念不仅能够通过强调机会平等而将个人的责任纳入分配问题的考察范围，也能较好地解决个人偏好之间的差异性所带来的难题。与罗尔斯不同，森则正确地强调了对福利机会的重视，而且还注意到个人条件对其福利机会的影响。例如，不同学识和教养的人即使拥有相同的基本善或资源，也很难取得相同的个人成就和获得同等的福利效用。不过，森没有直接使用机会一词，而是将机会的含义纳入他的“可行能力”概念中。森曾指出，“从可行能力方面看待机会使我们能够适当地区分(i)一个人是否真的有能力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以及(ii)她是否拥有能力、手段或权限”。

科恩进一步指出，优势获取与可行能力一样重视机会平等，但更敏感于个人选择，也更能够表达出平等主义对个人的健康、营养等问题的真正关切。可行能力方法有助于将这种机会可能性纳入对平等物的考量中，即两个人即使拥有完全相同的手段，也可能拥有截然不同的大量机会。这两点也正是科恩在思考个人福祉的衡量指标时，想要通过优势获取的平等所表达的。不过，优势获取的平等观则不仅注重实质上满足需求的能力与机会，还致力于消除非自愿性劣势。它意味着，除非不同的优势反映了相关主体的意愿及其在真正选择或某种意义上能力方面的差异，否则它就是不公平的。

另一方面，科恩的优势获取的平等观与实质性的自由价值相统一。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也是科恩关注的重要问题。科恩将平等看作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也试图通过处理好这一问题来支持再分配政策，支持国家干预自由市场。这里，科恩立足于可行能力方法所强调的实质性自由价值和支持的平等再分配政治立场，进一步维护了社会主义反自由市场的政治观念。

森在实质性自由价值的基础上批判了功利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政治理念。他指出，福利主义是功利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将效用作为对事物状态的评估标准，其正义观的核心是个人的愿望和幸福的实现。但效用并不是一个稳定可靠的平等标准，它容易被心理调节和适应性态度改变。而且功利主义也漠视分配和忽略了权利、自由等非效用因素。与之不同，包括自由权在内的个人权利是自由至上主义正义观的核心。然而，自由至上主义仅重视个人自由权的绝对优先性，却未关注到个人的实质自由以及很多对于个人来说非常基础性的东西，如效用、福祉等。而且，即使自由至上主义的权利正义在一个社会中得到了满足，这个社会中也可能还存在着很多实质性的剥削和压迫。与福利和权利不同，森认为可行能力是实现“个人功能”(functionings，也译作生活内容)的有价值组合的机会，它既重视自由权又重视自由权的实质内容:“以自由为中心的视角与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普遍关切具有根本的相似性，‘生活质量’观也是集中注意人类生活变化的情况(也许甚至包括人们所享有的选择)，而不仅仅是人们所拥有的收入或资源。”关注可行能力就是关注一个人实质地能够做什么、他的实际生活质量如何，而不是他得到了什么权利或效用，这也是政治国家应追求的。

科恩认为上述自由观要求国家干预自由市场，有助于维护平等主义的政治倾向和支持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自由是最强大的社会理念之一，它在现实中也是国家干预可以带来的好处之一。正如森所指出的，“行使自由的标准目标不仅可以通过(活动主体亲自执行的)行使来实现，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一个朋友做了他知道是你的意志的事情，因为这是你的意志，一个良性的(或其他)机构做了碰巧是你的意志的事情”。成功行使自由的标准效果是外在世界与意志的一致性，而不仅仅是主体的参与性。在科恩看来，这种自由观维护了森关于政治国家的深层追求，即国家控制是更加有利于实现自由价值的。“当国家作为民主意志的工具发挥作用时，自由就会得到加强。”科恩认为，实质性自由要求国家对自由市场采取必要的干预手段，而这恰好是被极端右翼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所掩盖的，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能够支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政治观念。

总之，在科恩看来，优势获取的平等理论更能体现平等主义的根本关切，它由“消除非自愿性不利”的观念所推动形成，对社会平等的实现具有充分性和实质性的关怀且支持社会主义的政治观念。因此，是优势获取，而不是基本善、资源或可行能力，才是平等主义理论应该关注的问题。

三、科恩激进运气平等主义的特质

科恩的激进运气平等主义不仅是为了批判和超越自由主义的平等观，更根本的是要思考当代的社会主义平等问题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规范理论。他在批判德沃金维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资源平等观时，也结合当代社会的现实与马克思的正义观，将市场经济机制纳入对社会主义平等问题的考虑中，拓展了社会主义平等理论的研究。

首先，与当代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平等观不同，科恩的激进运气平等主义基于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在维护和表达平等的价值立场时更加具有充分性和实质性。历史地看，在当代西方出现的主要社会规范理论中，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念倾向于注重效用最大化，忽视了公平分配的问题。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正义理论批判了功利主义，也反对以效用为标准的福利主义平等观，将社会正义看作基本善的平等分配。德沃金批判性地继承了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思路，并将个人选择和运气因素纳入资源平等原则的考察范围，回应了诺齐克对分配正义理论中忽略个人自主性问题的批判。科恩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持激进的平等主义分配正义观。他将优势获取看作社会主义理论回答分配正义问题、衡量平等标准的最佳答案。他认为，以优势获取为媒介进行的社会主义平等理论构想克服了德沃金资源平等观的狭隘性，具有对个人选择更加敏感的充分优势，也兼具阿马蒂亚·森可行能力理论对平等物的实质性关怀，并且更好地实现了平等与实质性自由价值的统一。可以说，科恩从深层的理论逻辑上挑战了近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平等观念。他反对所有支持私有制和不平等的自由主义平等观念，还强调了平等标准的充分性和实质性要求，为社会主义平等价值的当代解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次，科恩立足于当代现实着重考察了市场机制对平等的影响，并将马克思主义的正义原则与当代实践相结合，肯定了当代社会主义引入市场机制的必要性。一方面，科恩指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正义原则是需求原则，这与市场遵循应得原则的报酬机制不符合，共产主义应该是非市场的。因为，“市场不是依据对自己同胞的义务和为他们服务的同时得到他们的服务的愿望，而是依据非人性的金钱回报来激励人们做出贡献”。其等价交换原则也会导致不平等的分配结果，而且市场经济机制具有不可避免的偶然性，它避免不了个人之间因非自愿因素的不同而导致的不平等。但另一方面，科恩也立足于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认为在资源和生产力水平有限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有必要运用市场经济机制作为提高经济效率的手段。在当代自然资源有限、人类并未全部过上富裕生活的情况下，我们还要依赖市场才能知道经济如何有效运作。尽管“马克思对按劳分配原则的批判揭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报酬结构的非社会主义特点”，但是马克思的按劳分配观念却支持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过渡性选择，只不过市场社会主义允许更多偶然性因素的作用，如允许因个人天赋能力的差异而造成的不平等。因此，科恩虽然承认利用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能达到理想的正义标准，它不如共产主义的需求原则那样更能实现彻底的平等，但他也承认利用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是一种我们可以在资本主义刚刚结束时渴望创造的制度。科恩对社会政策的许多考虑都既力图发挥自由市场的效率优势，又想通过国家干预来保障分配结果的公平。

最后，科恩虽然重视通过市场来促进效率，但他根据马克思按需分配的正义原则认为，理想的平等社会最终要超越市场机制。科恩与德沃金一样，都非常重视市场机制与平等分配的关系问题。他们都从排除偶然运气对个人选择结果影响的角度，对理想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安排进行了许多考虑，但他们看待市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德沃金肯定了私有制及市场本身的正义性，认为如果在私有制市场社会中进行合理的政策设计，使每个人在进入市场之前就具有平等的资源，那么市场活动的结果就是实现了公平分配。德沃金认为，“资源平等分配的前提是某种形式的经济市场，它主要是一种分析手段，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实际的政治制度”。只要正当交易之前的资产被适当均衡，从而使得个体之间偏好的差异性无从发挥作用，那么市场交易的结果就是对个人选择的正当反映，市场也就可以成为正义分配的原因。因此，社会完全可以依赖私有制和符合资源平等原则的政策安排来实现平等。与德沃金不同，科恩认为，平等的社会安排要求消灭市场活动中的偶然因素，最终超越市场经济机制。科恩承认市场机制在当代具有合理性，但他也认为正义在根本逻辑上是反市场的。他指出，“像我这样的平等主义者把市场充其量看作一台纯粹的运气机器……我所支持的分配规范的部分灵感来自社会主义口号‘按需分配’”。根据马克思的正义观念，社会分配以个人需求为原则时才是平等的，而市场机制以效率最大化为目的，且市场活动过程必然充满偶然性。科恩从激进的运气平等主义的角度指出，“只有当市场在某个无法实现的可能世界中被全面操纵，从而导致一种分配时，市场才可能‘产生’正义”，这种正义分配也只是出于与市场活动本身无关的原因。而且要求市场进行一般性补偿的安排非常有限，它无法应对个体偏好的差异性，很难真正满足个体的不同需求。因此，理想的社会主义平等社会最终要超越市场机制。

上述特质主要源自科恩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对德沃金资源平等观的批判，体现出其对社会主义分配正义思想和平等理论研究的重要推进。一方面，科恩结合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对市场机制的经济效能和正义性质给予了清晰的界定，为客观地、历史地看待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前提。市场机制本身具有高效率的优势，但它在根本上是不符合按需分配的正义观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只有结合生产力和道德水平的发展状况来使用市场机制，才能更好地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社会。另一方面，科恩通过批判资源平等观深化了对个人的责任与平等问题的考察，进一步厘清了偶然性因素的范围及其对个人选择的影响。他强调社会主义平等要尊重个人选择和偏好的多样性，充分消除运气对个人选择结果的影响，指出优势获取平等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衡量个人美好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准。当然，由于对西方社会现实的失望、对市场经济机制和社会主义事实认知的局限，科恩并未对社会主义平等原则如何在市场社会中发挥作用、对优势获取平等到底包含哪些内容予以进一步讨论。不过，科恩未完成的工作也正是当代社会主义平等理论研究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总之，科恩的激进运气平等主义立足于当代现实，对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和社会主义的当代实践进行了重要的理论反思。从其对经济和政治安排的考虑来看，科恩的目的似乎是要将当代社会的市场经济机制和社会主义正义理想结合起来:既通过市场来促进效率、自由和强调个人责任等，又确保每个人在生活起点上的公平以及保护无辜者免受坏运气的影响。

四、科恩激进运气平等主义观的局限

尽管科恩的激进运气平等主义比自由主义的运气平等主义更具充分性和实质性，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进行了重要的探索，但它也存在许多局限。科恩过于重视理想的分配标准和消除非自愿因素对个人分配结果的影响，忽视了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性问题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误解了平等或理想社会的根本含义，在一定意义上偏离了马克思关于理想社会的设想。

首先，科恩的激进运气平等主义致力于在分配正义的视阈中找到理想的平等物或分配标准，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更加根本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这些结构性的不平等问题根源于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能仅仅依靠分配就完全解决的。

事实上，按照马克思的观念，社会产品的分配最终是由社会生产所决定的，着眼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和生产过程中的公平问题更加重要。在马克思看来，消灭私有财产的社会意义就是消灭财产的阶级性，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阶级划分。他曾指出，“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而且，马克思也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的根本错误。他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而科恩对分配问题的讨论多是着眼于对自由主义分配原则的理论批判，并未联系生产条件乃至生产方式本身进行更具现实性的考量，带有一定的抽象性。而且，分配原则也只能作为调节不平等的短期和有限手段，并不能成为其最根本的、有效的解决方式，因为它忽视了对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和现实的社会运作机制的深层关切。正如艾瑞斯·杨在其针对抽象分配原则的著名批判中指出的，自由主义的分配范式没有恰当地认识到并解决结构性的社会不公平，例如剥削、边缘化、文化帝国主义和系统性的暴力等，科恩的激进运气平等主义也忽视了这样的重要问题。金钱等平等物的再分配本身并不能终结压迫性的社会结构。社会正义的根本目的不是消除坏的原生运气的影响，而是结束社会性的或者说结构性的压迫，创建一个人人平等的共同体。

其次，科恩的激进运气平等主义以摆脱非自愿的劣势对个人选择的影响为根本着眼点，对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阶段美好生活的愿景做了狭隘和消极的解读。科恩在考察平等时将重点放在避免不平等分配上，未理解马克思共产主义正义原则的全部含义，也忽视了社会正义本来的、积极的目的。

马克思并没有将分配平等当作理想社会或正义社会的根本目的和主要特征。从马克思的文本和其整体思想脉络来看，他的理想社会观念在根本上强调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也是其理论的终极价值追求。他虽然没有对未来社会做出具体的设想，但他确实将理想社会描述为“自由人联合体”。而且，这一思想以不同的表现形式贯穿于其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共产主义描述为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为中介的人道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虚假共同体形式，表达了一种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相统一的真正的共同体形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也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后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进一步将其解释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

马克思共产主义正义原则的完整表述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而科恩作为运气平等主义者主要关注社会的平等分配问题，错误地将重点全部放在了共产主义正义原则的后半部分。正如约瑟夫·卡伦斯所说的，与资本主义相比，共产主义分配原则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原则的前半部分“各尽所能”，因为它阐明了人们对所分配产品的贡献具有道德义务，而且这一道德义务能够很好地将经济中的生产问题与分配问题关联起来。在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中，生产(做什么工作以及工作多少)完全决定分配所得。在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效率的同时，其更加平等的分配只能依靠对不平等的激励措施才可以实现。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激励机制却可以被道德义务取代。但是科恩没有注意到“各尽所能”的重要性，他从运气平等主义的角度认为，理想社会的目的在于消除运气因素对人的负面影响，未能理解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原则中关于人类理想生活的积极愿景。

实际上，不仅科恩，其他的运气平等主义者也存在这种缺陷，即将重点放在对不平等的补偿上，而忽视了平等社会更根本的积极愿景。伊丽莎白·安德森就表达过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批判:运气平等主义围绕着个人责任的争论并未切近平等社会要求的核心。从一个更加积极和根本的角度看，相比于确定个人责任和补偿劣势，平等主义理论的更根本的目的应该是缔造一个美好的、慷慨的和包容的平等社会。因此，平等主义的考虑“应该促进这样的制度安排:它使得人们在才能、志向、角色和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能够使每个人都受益，并且这被看作是互利的”。而运气平等主义对平等的理解更像是一种虚伪的人道主义关怀:它预设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然后致力于去帮助那些天然地“低人一等”的劣势群体。这样看来，运气平等主义者对平等的理解都是狭隘的和有偏颇的。他们试图用道德说教式的标准来衡量所有人的生活，以确定个人对其处境的合理责任，这些主张的吸引力主要来自其补偿个人不幸时的人道主义冲动，而不是促进形成一个更加积极的和多样化的平等社会。而且运气平等主义关注的重点可能会因此而与平等社会的根本目的背道而驰，尤其是当运气平等主义的理论模式付诸实践时，处于劣势的人可能会因为被审查责任而感到自尊受到伤害。

最后，就其理论研究本身而言，科恩对激进运气平等主义的论述多为零碎的批判，缺乏系统的理论拓展，也无法直接指导实践。一方面，尽管科恩的平等观更具充分性和实质性的考量，但他并没有对此做出很多阐释。他提出的优势获取平等并未在运气平等主义的研究中做出实质性的推进。科恩只是创造出了“优势”这个术语，但他并未对优势所包含的具体范围和现实标准等给出详细说明。而且科恩的许多设想也不够成熟，优势获取观念主要是他在梳理和批判以往的平等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相关的很多论述都是零碎的。他本人也在作品中承认，关于优势获取平等的建议在总体上是一个比较粗糙的理论。可以说，在当代的规范理论中，科恩的平等理论更偏向于一种纯粹的理论分析，而且主要是批判性而非建构性的。另一方面，许多政治哲学家也从经验性研究的角度指出，科恩的平等主义分配原则过于理想化，无法为实践提供可靠的指导。其中，同样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约翰·罗默对科恩的平等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和批判。他指出，科恩的优势获取仅在称呼和外延上与福利机会不同，在根本上仍属于福利主义的机会平等观念;科恩对森可行能力的批判依然属于中间福利的维度，并未在平等主义的理论逻辑上作出实质性的突破;而且科恩也未做出理论拓展，没有像德沃金的保险机制那样为其平等社会设想提供明确的理论支持。

可以说，科恩的激进运气平等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问题、超越自由主义的运气平等主义观点和设想社会主义理想社会时，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和坚持马克思的重要思想，即分配在根本上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而共产主义理想社会除了消除非自愿的劣势之外，还有其他更加根本和积极的目的。而且，“优势获取的平等”理论本身也未发展成熟，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导致其在之后的平等问题的讨论中，并未引发更多积极的推进。

总的来看，科恩的激进运气平等主义观在当代政治哲学中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他不仅深入批判了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念，也尝试着对运气平等主义做出推进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平等理论进行探索。尽管科恩的主张存在上述缺陷，但如何回应这些问题对于完善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方面，要恰当地联系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方法来进行平等理论的研究，避免落入空洞的理论分析和逻辑考察，更好地突破自由主义的理论范式。科恩对规范理论的定位与认知受英语国家中主流观念的影响很大，他的研究方法完全是分析主义和直觉主义的，这使得他未能立足于唯物史观和辩证的方法来解读平等的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立足于时代背景来思考平等问题，深入拓展市场经济机制在推动达成社会主义理想社会过程中的多方面作用。尽管科恩从充分消除非自愿劣势的角度否认市场机制的正义性，并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最终要超越市场机制，但实际上，市场经济除了具有效率优势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个人的主体性发展，而个人的自主和全面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主张的重要价值。在当前历史阶段，如何在追求公平正义的前提下发挥好市场的多种优势，在遏制资本力量的同时促进市场主体的活力，也是值得社会主义平等理论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