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文明中心论者眼中，资本主义文明作为进化主义的产物，开启了世界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并且到达了人类文明的终点，他们坚信这是唯一正确的文明模式。但是诸多文明发展的事实表明，资本主义文明只是开创了文明的现代化却并非真正的现代化文明。对此，以往学界多关注资本主义在开拓文明现代化进程中造成的诸种效应，对资本主义文明属于何种意义上的现代化文明的研究相对欠缺；又或是在理解“文明的现代化”和“现代化的文明”这对概念时，存在一定程度的混淆，未能深刻把握二者的差别及其所蕴含的文明转型意义。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视域中，所谓“文明的现代化”，指的是“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文明在政治制度革新、经济模式提升、文化多元交融等方面达成的现代化转型。“现代化的文明”则是在资本主义所驱动的现代化过程中，经过历史沉淀后形成的文明成果，其表明了文明演进的新阶段、文明发展的新内涵、文明支撑的新价值和文明更替的新趋向，并最终指向共产主义文明的实现。实际上，从“文明的现代化”到“现代化的文明”的转化蕴含着文明的辩证法:一方面，前者为后者提供动力基础。资本主义推动的文明现代化进程是对以往传统的深刻变革，它摒弃了封建迷信思想，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飞跃，并广泛传播了现代文明理念；另一方面，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由于其已不可避免地“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且具有剥削性、历史性、虚假性等特质，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文明。共产主义文明则在吸收并消化文明现代化的优秀成果和提炼并解决内在问题的基础上，成就为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等核心特质，从而是一种真诚、真实、可信、普遍的现代化文明图景，这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从资本主义文明开创的“文明的现代化”到共产主义文明成就的真正“现代化的文明”，既体现了人类文明进程中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又与马克思在反思现代文明时采用的“从后思索法”的理论态度相契，彰显了马克思文明辩证法的精神。

基于此，本文欲围绕生产方式、生态境遇、生命样态三重维度展开讨论，三者既在文明内部结构中具有逻辑关联，其中生产方式是生态境遇和生命样态的物质保障，生态境遇为生命样态的形成提供安全健康的自然根基，生命样态是生产方式和生态境遇的文明目标和价值取向；同时，三者又在文明整体结构中呈现有机统一的关系，构成“生产—生态—生命”一体的文明共同体。只谈经济维度上的生产方式，易陷入经济决定论、唯物质文明主义等误区；只谈自然环境上的生态影响，会导致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误识为地理环境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缺乏代表价值旨归的生命样态维度，则会动摇人类对未来文明形态的理想追求，从而走向文明虚无主义。因此，生产方式、生态境遇、生命样态作为文明实践抽象出来的理论表达，共同构成理解资本主义文明和共产主义文明两类文明性质以及后者超越前者的重要维度。借此，望深刻领会马克思对人类文明史观革命性变革的重要意义，并助力于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探究。

一

生产方式的超越：从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制”到重建“个人所有制”

人类文明史是一个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生产方式在社会生产中处于决定性地位，意味着不同的生产方式会有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等等。当中，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基础和生产方式的关键构成环节，不仅决定了生产资料的占有、支配和使用方式，还深刻影响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考虑到所有制在生产方式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必要从所有制的视角出发，考察分别属于资本主义文明和共产主义文明两大文明体系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重建个人所有制，以此揭示其对于理解文明形态演进的积极意义。

（一）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双重面向

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创造丰富物质要素的经济进步的文明面向。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与以往将马克思视为资本主义敌视者的固有认知不同，马克思在其诸多文本中毫不吝啬地表达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推行的生产制度的赞美。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借助资本的力量摆脱了封建所有制关系的束缚，推动了生产工具的发明创造，激发了人类主体开拓革新的时代精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助推人类现代文明的进步有开创之功，“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资本主义文明创造出以往数代生产力的总和都未能达到的物质财富，促进了世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开创了文明的现代化。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形成的现代工业制度决定了其以资本增殖为最终目标，这一方面促使社会在资本的压力下不断变革生产技术，以便生产数量更多和创新程度更高的产品，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被顺利地纳入现代文明的发展轨道；另一方面，资本在实现生产力快速提升的同时，又逐渐成为制约生产力进步的阻碍。资本逻辑要求以价值增殖为最终目的，导致了生产和消费的脱节，生产的盲目扩张在积累到相当水平后将引发生产过剩，产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可见，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具有促进经济进步的文明面向之时亦潜伏着文明的危机。

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导致现代社会道德退步的文明面向。启蒙运动曾经借助理性重新发现并承认了人的主体地位。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个体理性与资本逻辑实现共谋并走向各自的反面，由此塑造了异化的现代道德秩序：道德窄化为工具理性生成了规训性权力；“货币拜物教”建构了符合资本运行的道德新秩序；现代社会道德价值评断标准的混乱；人生意义的迷失和虚无主义的信仰困境；等等。以卢梭为代表的启蒙哲人留意到市民社会中的道德失范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卢梭自觉意识到科学文明与人类道德呈现的悖反状况——科学技术愈益进步则社会道德愈益退步，从而得出“所有这些罪恶都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后果，同时也是最初的不平等的必然产物”的结论。他提出订立社会契约的方式，通过每个人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来建立最大程度保护公民利益的民主国家，进而重建一个科学与道德相容的新文明社会。然而尽管卢梭极力批判私有制，但是他并不主张废除私有制。他认为通过集体利益达成的契约可以限制个人私有财产，从而改良私有制本身的缺陷。应当客观指出，卢梭等一众启蒙哲人关注到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的道德恶化状况，并主动提出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的各种解决方案，也启发了后人反思“资本—道德”的问题。但是启蒙道德筹划未能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启蒙思想家仅要求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部分改良，意图打造一套具有普遍效力的道德理论体系解决现代道德危机，因此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立场的启蒙哲人，其道德方案本质上是为了达到捍卫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目的，未能认识到欲重塑社会道德文明秩序须以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现实前提。

（二）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双重逻辑转换

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了社会与个人相统一的现实逻辑转换。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社会和个人实现的是有限度的统一，而重建个人所有制则要建立社会生产和个人消费、社会分配和个人所有辩证统一的新型社会所有制。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看，作为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和个人消费之间具有同一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产和消费相割裂的情况不同，“社会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也就是涉及消费品”。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既强调个人消费不能脱离生产资料，又看到其具有调节社会生产、为社会创造新的劳动力等重要的反作用。事实上，生产和消费的统一不仅体现了社会生产为个人发展提供物质保障，而且说明了个人消费对社会经济的增长具有导向作用，还表征了新型文明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进程。从生产和分配的关系看，在重建个人所有制视域中社会分配和个人所有的关系，既区别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获取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形成在生产关系中利润、地租和工资的分配关系；又区别于一般公有制下生产由国家统一安排、产品由社会统一分配的计划模式。因为前者使资本家不劳而获，导致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而后者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但其并未充分尊重劳动者的自由个性，容易打击其生产积极性。作为“通过劳动产品的分配而使每个人的功绩和个人条件都得到承认的平等主义的主张”，重建个人所有制彰显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平等分配方式，实现了在尊重社会主体差异基础上的实质平等。主体的差异性决定了需求各异，因此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进步性不仅在于它提出比以往更科学的分配主张，因为这容易落入拉萨尔派、蒲鲁东、魏特林等人的“公平分配”“永恒正义”“绝对平等”的理论窠臼之中，关键是马克思强调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依旧能够保留差异和发挥个性，除去每个人自由特性宣传平等分配毫无意义，这正是体现了马克思对物化的无个性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的超越。

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了具有共产主义文明向度的历史逻辑转换。从生产文明的历史发展趋势看，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建立在未来社会基础上的所有制形式。“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此番关于个人所有制的论断既揭示了人类历史上三种所有制及其相应的社会文明形态的演变，又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被属于真正现代化的个人所有制取代的历史趋势。一方面，资本主义文明是迈向共产主义文明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指出在个人所有制产生前存在着“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以及“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这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成果，为成就更高级的现代化文明形态创设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重建个人所有制标识着共产主义文明的诞生。重建的个人所有制是在社会主体得以共同占有和自由支配社会生产资料的前提下提出的，故是作为自由人联合劳动基础上的所有制，标志着真正现代化的生产文明方式的诞生。从理解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的历史立场看，重建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生产现状对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应然筹划，因此不应将此视为一劳永逸的经济所有制形式。这既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鼓吹“资本主义私有制永恒论”等论调的批判，又与马克思不对未来社会制度做细致描绘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相契合，还表明共产主义文明是对传统所有制形式的变革，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的未来文明形态。总之，重建个人所有制“本质关系到马克思关于未来自由人联合社会的构想……在原则上和方向上具有根本的启示和引领价值，而非现成可以拿来就用的操作指南”。

二

生态境遇的超越：从强调“人与自然分立”到实现“人与自然共生”

人与自然的交往史是一部文明演进史。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对自然的态度经历了从屈服到征服的转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野蛮逻辑将人和自然转化为促使资本迅速增殖的商品，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断裂化的倾向。因此，对生态境遇的反思事关人类对待自身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生命状态的态度和行动，生态危机的实质就是人的生存危机。面对资本主义文明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错置，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文明通过积极扬弃私有财产，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实现了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自由和必然、个人和社会的统一，开显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真正现代生态文明形态。

（一）人与自然异化的双重根源

欧洲启蒙运动的主流自然观具有导致人与自然分立的潜在风险，这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理论根源。根据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分析，人类在对自然的畏惧中创造出人类文明，这种建立在恐惧和征服自然基础上的文明，后果是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对文明而言，纯粹的自然存在，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是极端的威胁……人们总是要在臣服自然与支配自然这两者之间作出抉择。”辩证地看，传统自然观将自然视为纯粹质料，认为自然本身既是一个无运动变化的历史过程，又是与人脱节的自在存在。与之区别，启蒙自然观创造性地提出正是自然与人的互动才产生人类文明史的可能，人的理性作用于自然，使自在存在的自然成为具有本真意蕴的自为自然，人类作为自然的主体由此开启研究和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进程。另外，启蒙自然观对后世生态问题的思考也有贡献。当前无论是以环境伦理学为代表的自然中心论，还是生态哲学主张的人类中心论，抑或是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坚持的自然人类统一论，都源于启蒙提出的“自然—人类”何者为中心的理论分歧。然而，启蒙自然观的理论限度也恰在于此，其固然关注到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但却未正确反思二者的内在关联，故得出“倘若我们能够在发明中顺从自然，我们就能在实践中支配自然”此外，科学技术的进步加深了二者的对立。诚如托马斯·奥斯本所言：“启蒙运动与其说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时代，还不如说这是一个极力推崇科学成就的时代”，所以“启蒙的傲慢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于科学的傲慢”。这使得部分启蒙哲人以高傲的科学眼光打量自然，因而意图以科学和技术的方式最终实现的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而是人对自然的奴役，最终导致人与自然、科学与文明、自由与必然关系的异化。

启蒙自然观为自然与科学的共谋提供了理论基础，这种从理论上对待自然的态度延伸到现实社会领域便体现为：资本消除了自然的审美性和多样性，使自然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要；个体的自由劳动异化为资本奴役人的手段；生产过程异化为资本对人的智力和体力的全面损害，可以说资本主义是导致人与自然异化的制度根源。根据霍布斯鲍姆的考察，西欧资本主义在18—19世纪获得了惊人的增长。从1830—1850年间，世界的煤和铁产量分别大约增加了2.5倍和4倍，蒸汽动力从1850年的400万匹马力上升到1870年的1850万匹马力，工业经济的增长反过来要求不断扩大农业用地，在这期间，美国的小麦产区的经度往东拓展了九度，瑞典和意大利等国的自然耕地增加了50%—100%不等。资本主义文明繁荣发展的背后是以资本对自然的绝对统治为代价的，机器大工业通过有组织有规模的工业改造方式，以超乎自然所能承载的限度对自然进行不顾一切的开发，目的是实现资本增殖的最大化。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使自然直接进入商品生产的过程，一般自然物沦为可供买卖的商品。对资本而言，自然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因其不可移动、不可再生的特性从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切断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资本主义生产通过破坏这种物质交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同时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产生的规律。”生产劳动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但是资本家攫取了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工人的劳动不是为了确证自我本质而是为了满足需要而在自然界制造使用价值的过程。资本以其霸权逻辑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纯粹的自然物质交换，对人与自然实施了严重压迫。

（二）共产主义文明实现了人与自然的解放

目前西方部分理论流派在马克思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以唐纳德·沃斯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只重视经济活动和阶级斗争，“无法找到多少对保护任何古老的自然观的关心以及对环境保护的任何关注”。以提姆帕拉诺为代表的自然主义者则主张让马克思的自然理论重新回归到自然主义的解释模式之中。上述两种观点把马克思的自然文明观要么还原为经济决定论，以为马克思赞同科学的进步就等于支持人类统治自然，结果通向了人类中心主义；要么曲解为马克思欲打造自然乌托邦来实现自然界的全面复活，由此导致了自然中心主义，本质上仍困囿于“人类—自然”的二元对立。这既是对马克思自然观的机械式解读，未能充分领会马克思人与自然共生的文明意蕴；又存在将马克思的生态文明观降格为以往一般自然观的风险。因此，对上述歧见做出澄清关系到理解马克思生态文明观的深刻意蕴。事实上，马克思的自然文明观是超越了“人类—自然”中心之争的，并且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有机统一，这种一致又只有在扬弃了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完成，未来的共产主义文明将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彻底解放。

人与自然的解放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的具体统一。无论是启蒙自然观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割裂，还是如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炮制的“人类—自然”中心之争，都脱离了物质生产活动来看待自然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关系。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重视在实践基础上的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辩证关系，“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史和人类史一同构成社会历史。人是自然界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摆脱自然的存在谈不上人的生存和发展。反之，自然界直接呈现的自然对象不能等同于人的对象，自然须在人类感性实践活动的作用下成为人的无机身体，成为与人相适应的存在。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不断使自然人化的同时，也在变革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扬弃自身，因此人类历史是自然史和社会历史相互交织的文明史。

人与自然的解放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内在统一。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一方面，“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与共产主义紧密相连。前者突出自然的优先地位，强调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须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进行劳动；后者彰显了人的主体性，认为离开人的社会活动及人的对象性关系讨论自然毫无意义，共同构成马克思共产主义文明观的自然哲学基础。另一方面，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既作为人的实践活动对象与人对立，又作为资本的傀儡对人进行统治。共产主义社会将人从私有财产中拯救出来，从而使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人对人的关系，化解了人与自然、存在和本质、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之间的矛盾。

人与自然的解放是劳动和自然的有机统一。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对于雇佣劳动者而言，劳动是谋生的异化劳动，自然界展现的是纯粹的有用性，故人与自然的对立是劳动主体与自然客体的对立。对于资本家而言，劳动者与自然界不过是其完成资本增殖的手段和源泉，资本家对外部世界的联系体现为对劳动者及其劳动产品的统治，故人与自然的对立也是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资本对劳动和自然的奴役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达到顶点，同时也为实现劳动的自由和自然的解放创造了物质条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共产主义文明中，自然由消极对象物转化为积极自由的存在物、劳动由生存需要转化为第一需要、劳动者由被迫劳动转化为自由自觉劳动、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奴役征服转化为和谐共生，由此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分裂，在生态境遇上成就了真正的现代化文明。

三

生命样态的超越：从建立“资本文明生命体”到成就“人类文明生命体”

人类史是一部人类文明生命的生产史。时空是探讨人类文明史的经纬，任何文明都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通过整合其时空范围内诸社会要素和生命活动而形成的文明体。从时空维度理解两类文明的生命样态，意在表明时间和空间是人类文明生命运动的客观存在方式和媒介载体，揭示在资本文明生命体中“时空异质化”的文明倾向，而具有共产主义文明性质的人类文明生命体则坚持“时空一体化”的文明追求，并希冀筹划一种能够克服时空失衡、推动时空资源共享、促进时空结构合理分布的生命文明新形态。

（一）生命文明的时间属性：异化劳动的“死时间”相较于自由劳动的“活时间”

“我们是不是不应该走得那么远，不该把文明视作抽象的、无时间的概念，而是视之为一个不断发挥作用的过程呢？”马兹利什的态度表明时间对于衡量文明进步的重要性，而从劳动的视角出发阐释文明的时间属性则是一种经典的解读方式。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启蒙经济学家对劳动与时间的探讨多聚焦于商品价值的经济维度，因而造成功利主义的抽象时间观。马克思则强调在社会的物质生产和历史的文明进程中定位时间，由此区分出在资本文明生命体中的“死时间”和在人类文明生命体中的“活时间”两种类型。

“死时间”是指在资本主义时代，时间成为具有资本统治面向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劳动者的时间异化为无生命活力的生产时间、从事异化劳动的劳动时间、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死时间”。而资本家则享有奴役他人时间的权力，资本家获利的秘密在于模糊劳动者维持生存的必需时间与为实现资本增殖的剩余劳动时间，故在劳动者从事雇佣劳动时不易察觉时间被剥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处揭露了资本家偷窃工人时间的罪恶行径：“资本‘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这种行为”，这被当时的工人戏称为“啃吃饭时间”；资本“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等等。马克思的判断后来得到了柯亨的回应，柯亨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平等的雇佣劳动关系体现在“工人所得到的工资只是他用于工作的部分时间的报酬，从正义的角度来说，本应属于工人的时间被他的资本家上司偷走了”。总之，“资本家是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即窃取了文明”。在资本主义时代，在“死时间”的支配下劳动者的肉体和精神遭到了双重压迫，陷入了由资本所掌控的以时间追赶时间、以时间超越空间的无序竞争中，因此要还原真正现代化文明的生命维度就必须扬弃作为“死时间”的异化劳动，使“活时间”成为自由劳动的内在尺度。

在马克思看来，时间既非如牛顿等自然科学家理解的作为计量装置的物理时间；又非如启蒙哲人视为的与个体精神相关的概念化时间；更非如资本家通过资本的力量使工人从事剥削劳动的异化时间。因为前者是从静止孤立的维度理解时间，却忽视时间与个体的紧密联系；后两者虽然意识到时间与人的互动，但是却有将时间工具化为个体实现自我目的手段的倾向。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它不仅包括维持人成长、发育、健康的生理时间，还包括用于提高自身生命质量的自由时间，生理时间为自由时间创造物质保障条件，自由时间则确证了人的存在本质。在以共产主义文明为旨归的人类文明生命体中，劳动者、劳动活动、“活时间”三者实现了统一。“活时间”是作为与劳动者生命存在方式和劳动活动相适应的社会实践时间。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表现为人有富裕的自由时间从事实现自身生命多样性的活动，届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活时间”不仅从个体存在的维度赋予了劳动者现实在场的意义，彰显了主体存在的尊严与价值；还从个体生命的维度拓展了劳动者的生命厚度，体现了人与动物的区分恰是在于人对自由时间的掌握；更从个体发展的维度延展了劳动者的生活场域，意味着自由时间实质上也是人自由发展的空间。

概括来说，异化劳动的“死时间”和自由劳动的“活时间”并非静止孤立的关系。“‘活时间’（lived time）可以暂时渗透到异化劳动或商品生产社会的‘死时间’（dead time）中去”，因此共产主义文明要求作为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时间必须完成由“死时间”向“活时间”的转化，人类文明生命体由于实现了个体时间和社会时间、事实时间和价值时间的统一，从而超越了资本文明生命体中时间作为效劳于资本增殖需要的异化时间。

（二）生命文明的空间属性：空间资本化相较于空间社会化

传统研究习惯将空间视为可量化的孤立空间，由此遮蔽了空间承载人类文明历史的功能。实际上，“空间的本质就是人与空间、社会与空间的关系，是人的对象化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在交往实践活动中的表现，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空间化结果”，这表明空间作为表征文明演进的重要维度，不同的文明生命体对空间有不同理解。

在资本文明生命体中，“资本”是决定空间规划、布局、迁移的关键因素，“空间”是资本意图打造的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普遍物化的社会环境。资本与空间的合谋使空间跃升为资本积累的实际载体，形成“空间资本化”的倾向。“空间对于金钱和资本的从属，让一种量化，从对每一个单元的金钱的衡量和商业化，向整个空间扩展了。”列斐伏尔揭示出空间在从属资本增殖的前提下，成为一种借助区域位置优势实现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工具。从积极意义而言，空间资本化将人类从单一的血缘和地域关系中解放出来，社会空间经历了从分散孤立到整体发展、从民族区域史到世界历史的变化。处于经济落后的民族国家可以利用空间资本化的力量，增强空间生产力并建构符合本国特色的空间生产制度。从消极意义而言，从经济制度的层面看，城市资本主义作为空间资本化的经济形态代替了封建的农业经济，使原本栖居于乡村的农民被迫与生产资料分离，导致大量的农村过剩人口只能无奈地流浪到城市寻求生存机会；从全球化趋势看，空间资本化实际是资本的全球化，在其打造全球劳动分工的空间体系之时，资产阶级也在价值观上将本国经济、政治、军事等文明尺度强加于他国，并视落后的国家为应被消灭的野蛮国家。

空间资本化既是马克思提出空间社会化理论的现实语境，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亟需思考的时代问题。福柯的“异托邦”、大卫·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等观点从不同视角延伸了马克思的空间理论。上述方案的贡献在于把马克思当时对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扩展到如今全球化的资本空间视野中，将空间理解为政治、经济、社会权力的再建构过程，为当代破解空间资本化问题提供了理论参考。不过须指明的是，上述西方左翼学者对空间批判的思维方式、分析理路以及自称是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建构的空间理论等诸多问题还有待商榷。因此关于马克思对空间资本化的批判以及马克思对人类文明生命体的空间属性的解读，还须切实回到马克思文本的原初语境中进行分析。

马克思对于空间的理解倾注着他对工人的生命质量和生存困境的同情。在《资本论》第一卷对资本空间生产的分析中，马克思就有专门讨论“关于占有空间的情况”，描述了工人生活空间的恶劣、工作空间的压抑、教育空间的逼仄等境况，以此表明对空间的解读不能脱离人与社会关系的范畴。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空间的资本化意味着人与空间关系的异化，“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就相应地越要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而在人类文明生命体中，空间社会化指人类进行劳动实践和交往活动的空间，从而使自然空间具有社会属性，目的是使人和社会的关系复归统一。“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这指明了空间社会化旨在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恢复人与人之间积极的社会联系以及肯定人在社会中的对象化存在，也说明了空间从来不是独立于个人思维之外的抽象表达，而是对社会生活诸要素在存在方式意义上的规定，一部空间发展史是人类文明的演化史。简言之，社会建构空间，空间反作用于社会。此外，空间社会化又须以空间资本化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为基础。空间社会化是人类文明生命体对资本文明生命体提出的空间替代路径，因而必须借助继承和发扬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才能实现。

四

结语

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生态境遇、生命样态三重维度出发，既肯定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开创文明现代化之功，又指明其由于剥削性、非道德性、分裂性等特质，因此未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文明，并且也必然会被具有真实性、普遍性、科学性的现代化文明即共产主义文明所替代。在新时期重新审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和超越，对于研究当下中国诸多文明议题尤其是人类文明新形态问题，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应对文明的发展危机看，在我们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阶段必然会遭遇文明转型过程中伴生的各种现代文明发展困境，借助马克思探究现代文明的思想资源，可以为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经济、环境、社会等领域的矛盾提供有益的理论思考。（1）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是要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文明遵循资本决定一切的发展原则，这不是关照人类而是效劳资本的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强调科学技术的创新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并且努力消灭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属人文明。（2）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要尊重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规律。西方国家通过对自然无条件地索取来推动现代化进程，最终造成生态失衡的恶果。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走出了一条绿色经济、绿色生态、绿色社会的可持续文明发展道路，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文明底色。（3）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要从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认清资本主义文明中的隐性霸权逻辑。人类文明新形态突破了资本主义“时空异质化”的现代化困境，重视人类自主支配的自由时间和空间生产正义，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时空文明的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坚持“两个结合”的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始终积极筹划未来社会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样态，在历史经验和实践变革中有力证明了资本主义文明并非现代文明的唯一选择，赋予了共产主义文明理想以时代内涵和中国智慧，擘画了人类文明前进的光辉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