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2025年第3期刊发我院教授张浩文章《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生成机理、多维呈现及世界意义》。

　　提要

　　中华文明和平性孕育于中国悠久浓厚的农耕文明土壤，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积淀于中国人民崇尚和平的历史记忆，契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要求，贯穿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奋斗实践。这一突出特性从中国倡导的和平发展的道路选择、美美与共的文明格局、协和万邦的国际秩序、以和为贵的交往之道、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等多个维度呈现出来。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使其成功超越“西方中心论”，明确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超越“文明冲突论”，提供世界文明交往新样本；超越“国强必霸论”，提出国际和平共处新思路；超越“零和博弈论”，贡献全球合作共赢新方案；超越“历史终结论”，彰显科学社会主义新活力。

　　关键词：中华文明；和平性；生成机理；多元呈现；世界意义

　　

　　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在5000多年的文明演进历程中，始终传承和弘扬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时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平性既植根中华文明的深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具体展开，从多个维度呈现出来。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和平性特质，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坚定不移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强大确定性，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自“中华文明和平性”提出以来，理论界对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形成逻辑、理论经络、历史脉络、核心要义、价值意蕴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和分析，但依旧在哲学反思、学理阐释及研究视野等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需要更加深入系统研究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生成机理，立体把握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多维呈现形态，并明晰其在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世界意义。

　　一 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生成机理

　　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生成，源于农耕文明土壤的孕育、传统文化的滋养、历史记忆的积淀、科学理论的指引和先进政党的实践，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 孕育于中国悠久浓厚的农耕文明土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和平是中华文明从源头开始的内在追求，其生成受到中华文明经济生产方式的深刻影响，是中国悠久浓厚农耕文明孕育和发展的综合性结果。从仰韶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农业遗存可以看出，早期中华文明建立在以农业为主要物质基础的经济社会之上。农业生产由于高度依赖自然规律的长周期性特点，必然要求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来保证其可持续性。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制约，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权以“劝课农桑”为第一要务，从根本上缺乏对外扩张的动力。中华先民眷恋故土——大多数情况下的迁徙不过是农人对新耕地的开垦，在漫长岁月中形成了追求秩序、稳定内敛、爱好和平的性格。钱穆曾分析了游牧文化、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这三种文化类型，并指出：“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和平的’。”追求和平就成为自然而然的思维方式与心理诉求。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中华文明内生的和平性得到世界的感知与赞扬。公元5世纪的亚美尼亚历史学家摩西(Moses of Chorene)在《亚美尼亚史记》（History of Armenia）中表示，中国人“民性温和，不但可称为‘和平之友’（Friends of peace），而实亦为‘生命之友’（Friends of life）也”。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认为：“包括运用暴力在内的个人才能和进取心，在中国农业社会里没有被培养出来。”美国社会学家I.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中国人缺少一种殖民使命感以及赞成扩张的“意志统一的集团”。当然，“中国实际上也一直在扩张，却是在内部扩张，即在国境以内扩大稻米生产”。

　　2. 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

　　中华文明内蕴的和平性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特别是“和合”这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和合”给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丰富滋养，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注入了文明之魂。“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这种‘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和合”思想是我国传统社会不同文化流派彼此碰撞、渗透和融合而形成的产物，在《周易》《尚书》《国语》《管子》《墨子》等典籍中均有所见，是百家“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普遍认同，生动彰显了东方独有智慧。孔子的后人子思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的观点，将“和合”思想的价值意蕴由人类社会上升至整个宇宙自然。汉代董仲舒进一步阐释了“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的哲学理念，使“和合”更贴近意识形态范畴。这之后，经过宋明以及清初各路理学家的丰富发展，“和合”思想日臻成熟。这个过程中，“和合”思想深刻形塑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内在品格，成为审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己内心之间关系的尺度，构成化解自然与社会，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理论基础，同时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人文标识和价值追求。英国哲学家B. 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表示，在中国向来具备的伦理品格中，“和气是第一位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

　　3. 积淀于中国人民崇尚和平的历史记忆

　　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从古至今都倡导交通成和、共生并进、保合太和。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深深积淀于中国人民热爱和平、追求和平的集体历史记忆之中。历史上，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影响力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位置，但在对外交往中，既没有殖民、侵略他国，也没有杀戮、奴役他国人民，传播的一直是和平理念等灿烂文化，输出的是丝绸、瓷器、茶叶、漆器等丰富物产。早在2000多年前，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扬名中外的丝绸之路。古丝绸之路驼铃声声，横贯东西、连接欧亚，勾勒出一条商贸往来和文明交流之路，促进了丝绸之路沿线的经济交流和文化融合。唐宋元时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共同发展，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壮丽史诗。明代郑和七次远洋航行，秉持“天下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先后造访30多个国家，远达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海岸，开展平等贸易，扩大文化交流，促成亲善往来，尊重异域风俗，调解邦国纷争，共同推进社会的和平安定。这一壮举充分体现了明王朝“四海一家”的人文情怀与“和顺万邦”的政治理想，谱写了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宏伟篇章。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饱受战火摧残，但追求和平的信念也未放弃、从不消退。苦尽甘来的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伤痛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深知任何动荡和战争都不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故而十分珍惜和平稳定的生活，致力于营造和维护万国咸宁的世界。总之，中国从来没有殖民、侵略他国，也没有杀戮、奴役他国人民，中国带给世界的始终是和平与交流，而非战争与殖民。对此，美国汉学家D. 卜德（Derk Bodde）充分肯定了中国对于西方文明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认为“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800年这两千年间，中国给予西方的东西超过了她从西方所得到的东西”。

　　4. 契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要求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既来自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和平、和睦、和谐的理想，也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要求契合。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战争的爆发，战争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家不断扩大市场、争夺资源，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各国之间的竞争和冲突。马克思指出，“不仅称霸世界的列强和它们的臣民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迹象日趋严重，而且现时的列强相互之间的冲突正在一步步尖锐，乃至剑拔弩张”。而各国竞争和利益冲突日益加剧，必然导致战争的发生。恩格斯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到处都很混乱、到处都在剥削的现象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而要根除此种乱象，就必须“用社会和平来反对社会战争”。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利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因而竞争就消失了”。列宁强调，“把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才能保证停止战争”，才能“给人类带来持久和平的幸福”。列宁始终将和平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理想，强调党的奋斗目标之一便在于“结束战争，实现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停止掠夺和暴力”。毛泽东指出，“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原则，马列主义的原则，是不允许侵略的”，“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资本主义导致战争，而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和平。在“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资料极大丰富、旧式分工彻底消除、阶级对立和剥削压迫彻底消亡、社会关系高度和谐，进而实现世界和平同心同向。

　　5. 贯穿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奋斗实践

　　追求和平是贯穿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的坚定主张，中华文明的突出和平性也体现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之中。自成立起，中国共产党就积极践行和平理念，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作为首要奋斗目标。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的设想，将本国和平与世界和平相联系，为赢得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正式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同其他热爱和平的国家和地区展开交往合作。在对外交往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宝贵经验和范例。中国共产党奉行的这种和平理念及实践推动了国际局势的缓和与稳定，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改革开放后，基于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动摇，坚决同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斗争，树立并巩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光辉形象。邓小平立足战略全局高度，强调我国外交的首要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等事业的蓬勃发展，必须以和平为基本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三大全球倡议”，努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事业发展描绘了美好愿景，提供了新的路径与方向，为全人类和平事业贡献了自身智慧和力量。

　　二 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多维呈现

　　中华文明是以和平、和睦、和谐为思想内核的文明形态，这种特质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成为其鲜明底色。“和”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文化基因，中华文明和平性体现在中国的方方面面，从中国倡导的道路选择、文明格局、国际秩序、交往之道、社会理想等多个维度呈现出来。

　　1. 和平发展的道路选择

　　道路决定方向，方向决定命运。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至关重要。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奉行和平共处、不侵犯他国的原则。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中国人民对于战争的残酷有着深刻记忆，对和平有着一以贯之的追求。我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不同历史时期的艰辛探索而逐步形成的，是基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以及世界形势变化的必然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提出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构成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进入21世纪，党重申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强调“和平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201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此后中国共产党还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写入党章。2018年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写入宪法，体现了将和平贯彻到底的决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一路走来，“和平发展”始终是贯穿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的关键词，体现了“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向来崇尚正义、喜爱和平的思想，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2. 美美与共的文明格局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充分体现于中华文明以宽广胸怀拥抱世界多样化文明，着力构建美美与共的文明格局之中。世界文明绝非千篇一律，而是不尽相同，彼此交织成章、交响成乐。美美与共的文明格局正是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承认与描绘，是认识和处理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一个理想状态，是基于中华文明内在精神品格的话语表达，折射的是中华儿女代代相传、日用而不觉的整体思维方式。“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人类文明是多样的，也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各具特色、各有千秋，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世界各种文明，认为文明与文明最佳的相处方式就是“美美与共”。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一文中提出，如果不同民族能够在各美其美的基础上做到美美与共，“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就会出现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明格局，体现了中国主动将自身灿烂文明同世界多彩文明有机结合、辩证看待的情怀和胸襟，这也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大趋势、切合世界不同文明发展需要的文明发展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坚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理念，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交相辉映”。美美与共的文明格局为破解世界文明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赢得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比如，巴西前总统D. 罗塞夫（Dilma Rousseff）就对中国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努力大加赞赏，认为：“中国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和主张具有强大感召力，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全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3. 协和万邦的国际秩序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体现在中国始终以“和”的文化传统来处理不同国家的关系，推动构建协和万邦的国际秩序。从源头讲，“协和万邦”语出《尚书》，即“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其本意是指最高决策者通过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以德化育，促使所在家族和睦相处，进而认真处理各族事务，使其交好，然后在此基础上上升至协调不同邦国之间的利益，使得各个邦国彼此和谐合作。“协和万邦”作为中国文化的精髓，最初称颂的是传说中尧帝的高尚德行，对于中华民族的融合与缔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成为当前我国审视和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所遵循的重要原则。在中国传统社会，“协和万邦”的理念向来为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所推崇，成为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理念。在当代社会，“协和万邦”的内涵得到引申和拓展，就是要使各个国家都能和谐相处，通过协调发展而达到“和”的理想境界和完美秩序。协和万邦的国际秩序观，以和谐共处、合作共赢为基本理念，是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集中体现，也是新时代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基础。今天的中国，传承和弘扬“协和万邦”的国际秩序观，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逆流横行，协和万邦的国际秩序观要继续彰显其巨大的生命力，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引领人类进步潮流。在前进道路上，弘扬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推动构建协和万邦的国际秩序，必将激发各国人民共鸣，赢得世道人心，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宁贡献中国智慧。

　　4. 以和为贵的交往之道

　　中华民族对“和”的一贯追求，不但根植于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反映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之道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兼爱非攻、亲仁善邻、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些理念具有恒久魅力，其中体现出的爱好和平的思想“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之运用，贵在能和，即借助礼法来维持人们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一理念，是儒家倡导的道德实践原则，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具有爱好和平的文化传统。中国在古代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却很少主动向周边国家实行征伐扩张，而是以安边为本、睦邻为贵。经过数千年历史演进，“以和为贵”的交往之道已深刻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但在追求民族独立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世界和平的理想。苦难中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深知和平的珍贵，始终坚持以和为贵的原则来处理国际关系。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就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文明和平主义的历史传统，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清晰而持久的指导框架。今天的中国，更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始终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当然，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和平并不意味着退让，以和为贵也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原则，和平是合作共赢的选择。在国际社会中，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在坚持以和为贵的同时，绝不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

　　5. 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中华文明一向具有天下意识，数千年来奉“天下大同”为最高政治理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也充分体现在中华民族对天下大同这一美好社会理想的想象之中。“天下大同”出自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礼记》。孔子提出并区分了“大同”与“小康”，认为在小康社会之上，还存在着一个更高的理想社会，这就是天下大同。 与小康社会不同，大同社会的根本精神是天下为公，也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天下不再是私人财产，而为天下之人共同拥有。天下大同观念从根本上表明天下秩序即世界秩序应当建立在“公”“同”的基础上，这成为中华文明理解和思考世界秩序的思想起点，成为建构万类共存、协和万邦世界图景的思想基础。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既以“天下”为单位，涵盖整个世界，从而超越单一国家、民族与文化的个别立场，体现最为普遍的人类立场；同时，它又以“公”“同”为价值追求，超越民族、文化、国家间的等级观念与歧视偏见，传递全世界全人类命运与共、和谐共生的价值理想，体现了中华文明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同时，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也和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相契合。郭沫若曾在其《马克思进文庙》一文中虚构了马克思与孔子对话的场景，当马克思“阐述”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时，孔子则表示，“你这个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

　　三 中华文明和平性的世界意义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关心世界和平与全球发展事业，关注国际秩序建构。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使其成功超越了“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国强必霸论”“零和博弈论”和“历史终结论”，有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对于建设更加美好世界具有深远意义。

　　1. 超越“西方中心论”，明确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

　　“西方中心论”是一种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它片面夸大西方文明的特殊性，认为其代表了理性、繁荣和道德进步的最高阶段，拥有自由、民主、法治、科学、人权等“优越的文明要素”，而非西方文明都是落后和愚昧的，其社会内部不能产生现代文明，只能借助外力才能实现“进步”。作为一种文明叙事，“西方中心论”是“欧洲中心论”的扩大版本。后者认为欧洲文明的所有成分都具有普适性，其他国家只有沿着欧洲国家走过的道路前进，才可能找到文明发展的光明前景。美国历史学家B. 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指出，“文明概念兴起于启蒙运动时期，是欧洲人想象的一部分，它声称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衡量尺度”。持“西方中心论”者，大都将欧洲文明视为人类文明的代表，即“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而这种文明的先进性源于欧洲在种族方面的“优势”。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源于白种人，而不是地位低下的非洲各族或亚洲的黄种人，如果依靠亚、非种族，“就不会诞生文明”。而随着冷战后美国一家独大的“一超多强”国际关系格局的形成，“西方中心论”也随之逐步演化为“美国文化中心主义”的新形态，即认为当代美国文化令世界文化高度趋同。然而，西方中心并非事实，“西方中心论”立场错误，观点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作为资本主义上升期的意识形态附生物，“西方中心论”是西方殖民主义的理论基础，其历史出场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替资本主义的扩张和渗透行径进行“合理化”辩护，根本目的在于固化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优势地位，实现对处于边缘地位的地区和国家的统治或压制，最终使整个世界“西方化”。为了配合资本主义殖民扩张，西方国家刻意制造“文明”与“野蛮”的对立，鼓吹“西方优越论”，借此美化自己的侵略行为。这种话语渗透比暴力征服更加隐蔽，接受了“西方中心论”的国家，往往会使自身的文明叙事掉入“落后”国家或地区被“文明”战胜的话语陷阱。例如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就曾公开表示，“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然而，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演进，“西方中心论”的局限性也日渐显现，国际社会愈发呼吁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一些西方学者也开始对“西方中心论”产生自我怀疑。如英国学者A. J.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提出西方文明不过是众多文明类型中的一个而已，反对以往将西方历史等同于人类历史的错觉，指责其“不仅蒙蔽了西方文明的后代，也蒙蔽了其他所有已知文明和原始社会的后代”。美国学者马兹利什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文明“已经失去了自视优越的资格”，当务之急是设法建设新的全球文明。具有突出和平性的中华文明能够充分理解并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主张各种文明和而不同、平等相处、共同进步，为人类文明指明了发展的新方向，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狭隘的民族主义、地域主义、单边主义和利己主义倾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不能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中华文明始终秉持天下一家的文化传统和叙事逻辑，积极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主张不同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必然有助于走出“西方中心论”，让世界文明百花园万紫千红、生机盎然。

　　2. 超越“文明冲突论”，提供世界文明交往新样本

　　“文明冲突论”由美国政治家S.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冷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外交事务》季刊于1993年夏发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该文认为冷战后，文明斗争将取代意识形态斗争，成为国际间的主要冲突，而且只有从文明冲突的角度才能解释世界的新变化。1996年，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围绕这个观点展开了更为系统的论证。亨廷顿直言：“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本质上讲，“文明冲突论”的深层目的是维护西方霸权，因此它绝不属于单纯的学术理论研究。基于这套理论，西方世界不仅成功利用其所挑起的文明冲突攫取私益，同时又借其为自身的侵略之实作合法性辩护。“文明冲突论”实质上延续了冷战时期非敌即友的战略判断，其区别不过是将彼时的“敌我”对立置换成“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把意识形态的划分替换为“文明的差异”。这种理论片面强调文明之间的差异与对立，对统一性视而不见，否定不同文明可以和谐共处。如此视角下，差异就意味着冲突，而冲突则指向战争。如果将“文明冲突论”上升为政治价值观、政治哲学观，过分突出文明之间的区别、对立与冲突，则会导致不同文明间产生更多的争端。究其根本，“文明冲突论”属于西方话语霸权的意识形态表达，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其产生和发展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体现了西方现实关切，但在客观上展现了一种错误的文明观、世界观，也与历史发展规律相违背。坚持“文明冲突论”必将造成文明闭塞甚至衰败，进而阻碍世界文明的发展脚步。事实上，“文明冲突论”一经提出，便有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对其持有怀疑或否定态度，认为它可能加剧不同文明间的紧张关系，不利于文明间的交流对话与和平共处。德国学者H. 米勒(Harald Müller)表示，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单归结为文明的冲突完全经不起推敲。还有些学者认为冲突只会导致文明的隔阂与衰败，而只有交流才会引领文明不断发展繁荣，因此，必须积极推动世界各种不同文明的交往与合作。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使中华文明主张以文明“平等、交融、共生”取代文明“等级、优越、对立”，在平等的交融、碰撞、包容中实现不同文明的珠联璧合，推动不同文明互联互通、相融相近、相辅相成，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明交往格局，使文明交流互鉴成为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纽带。中华文明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过程中，当然会发生冲突和矛盾，但更多是学习、借鉴与融合。中华文明始终坚持正确的文明观，认为各文明生而平等，任何文明都不能凌驾在其他文明之上，各文明之间应加强对话，以交流超越隔阂，以互鉴超越冲突，以共存超越优越。

　　3. 超越“国强必霸论”，提出国际和平共处新思路

　　“国强必霸论”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论调认为，一个国家一旦拥有了强大的国力，就会寻求向外扩张，妄图通过主导他国以维护和扩大自身的利益。世界历史上，许多大国在成为强国之后都采取了这种政策和路径，比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以及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和冷战后美国的一超独霸等，上述实例在许多人看来构成“国强必霸论”的实证基础。一些西方学者也从理论上论证“国强必霸”。如美国密歇根大学A. F. K. 奥根斯基(A. F. Kenneth Organski)教授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等著作中提出“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竞争与对抗是国际政治斗争的轴心，崛起国为获得霸权而不断积聚能量，霸权国则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霸权地位，力图最大限度地延续这种霸权地位，国际体系变迁的本质就是霸权的转移和大国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的重新排列与组合。在这些西方学者眼里，“国强必霸”理所应当，由此他们妄加推测，其他国家强大之后，同样也会走上争霸的道路。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国际上部分势力开始将矛头对准中国。美国芝加哥大学J. 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教授在其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提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并指出：21世纪早期，中国的崛起将“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而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这种竞争类似于美苏在冷战期间的那种对抗”。然而，“国强必霸”终究只是西方国家结合自身经历的推测，并非历史定律。对于这种“因为曾经有过，所以必然还会有”的命题，英国哲学家D. 休谟（David Hume）早已进行了反驳。称霸与否和国力并无必然联系或因果逻辑，还取决于文化传统、社会形态、国家意志、国际格局等多种因素。事实上，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但即使是在综合国力最强的时候，也未表现出对霸权的兴趣，也未对外殖民掠夺、推行炮舰政策，更不将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使中华文明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牢记“国虽大，好战必亡”的历史教训，主张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不是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远不称霸。在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影响之下，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作为处理不同文明和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秉持和谐共生、以和为贵的交往准则，超越了“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为国际和平共处提供了新思路。

　　4. 超越“零和博弈论”，贡献全球合作共赢新方案

　　零和博弈源于博弈论，指的是一个事件参与双方的利益总和加起来是零，也就是说一方利益的增加必然导致另一方利益的减少，双方没有合作共赢，只有非赢即输。在零和博弈中，人们都会想尽一切办法优先确保自身利益，哪怕是“损人利己”。这一理论看似经过科学分析论证，也有经济学模型的支持，实则却反映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经不起仔细推敲。所谓“零和博弈论”的假想和预设，只是对抗性博弈在封闭状态下的一种可能情景。换言之，只要环境和系统是保持开放的、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零和就不会成为现实。事实上，我们所处的人类社会正是一个大型开放系统，古往今来的各类社会实践中，既没有过也不可能有绝对零和的现象出现。如果把“零和博弈论”运用于现代国际交往实践，就意味着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完全是对抗性关系，其结果必然表现为一方得而一方失，甚至一方存而一方亡。究其本质，夸大冲突、否认合作的“零和博弈论”，是诞生于近代国际关系形成之初的粗糙理念，具有浓厚的利己主义色彩，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随着世界形势变化演进和国家间交往的不断发展，“零和博弈论”的弊端愈发明显。按照这种理论的构想，一个国家为了获得更多利益可以不择手段，但如果每个国家都是如此，必然造成所有国家均无法获益的困局。更进一步来说，倘若这种观念大行其道，世界将不得安宁，人类社会发展也会停滞不前。现阶段国际交往和国际关系处理中，“零和博弈论”之所以沉渣泛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快速发展，引起了超级大国美国等霸权国家的反感甚至担忧。比如，美国学者G. T 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的代表作《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就体现了这种思维。然而，“零和博弈论”不仅在理论逻辑上存在漏洞、不能自洽，在实践中造成严重危害，而且与时代发展大势相左。必须承认的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维护本国利益的愿望和需求。然而，结合当今时代来看，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快速发展，国与国之间联系紧密，愈发成为命运与共的共同体，“需要”逐步代替“反对”，成为国家交往之间的关键词。因而，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必须坚决摒弃“零和博弈论”，避免掉入非此即彼的二律背反陷阱。具有突出和平性的中华文明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以合作共赢取代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一贯坚持自身的发展不仅是为了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质量，也是为了更好为世界各国人民服务，给他们带来福祉。历史和实践证实，以零和博弈思维处理国际事务，其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只有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

　　5. 超越“历史终结论”，彰显科学社会主义新活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遭遇“大雪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全面低潮，美国学者F. 福山（Francis Fukuyama）借机发表系列著述，鼓吹“历史终结论”。根据福山的观点，冷战结束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终结，至此历史的发展只剩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一条道路可以选择。他认为，“过去几年中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个政体在全世界涌现的合法性”得到广泛认同，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这种理想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历史由此走向终结。福山对社会主义充满偏见，认为在后工业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会变得极不适宜”，在苏东剧变以后，“尽管共产主义政权在世界上还仍然支撑着，但它已经不再产生一种充满活力并且具有号召力的思想”。可以说，“历史终结论”从一开始就体现了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其对资本主义的粉饰和对社会主义的否定，显然是在虚化历史。客观而言，福山的看法片面且歪曲，只歌颂资本主义的暂时和表面风光，却否认其深层次的矛盾和弊病。对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J.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曾予以批驳。在德里达看来，福山所认为已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世界实际上“满目皆是黑暗、威胁与被威胁”，而且“病得很厉害，一天不如一天了”。正因如此，我们可以断定，人类历史不会终结于资本主义，不会趋向于一个普遍的“终点”。人类历史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远比福山所预言的要复杂得多。中华文明的突出和平性使社会主义中国深刻意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并且可以通过学习借鉴后者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来充实和发展自己。当今的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是一种长期共存、相互竞争、彼此借鉴、共谋发展的关系，还不是谁消灭谁的问题。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曾一度进入低潮，但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立于中华文明和平性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坐标系，不断以自身的新发展为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提供新机遇新动力，并凭借自身努力成功推动了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苏东剧变后的低潮重新走向复兴，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从而有力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总之，和平性既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处，也在历史中不断地具体展开。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不仅为人类的和平理想注入了中国价值、中国精神，更为世界的和平实践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新时代新征程，传承中华文化的“和平基因”，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勇毅前行，中华文明必将焕发出更加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中华民族定能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