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加速主义宣言之后的理论迷惘与现实困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病理诊断型学者、法国经济学家塞德里克·迪朗（Cédric Durand）指出，伴随着加州意识形态与硅谷“创新神话”失落的，是马克思关于生产社会化历史趋势的重新证实。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新的表现形式是“非连续性”——尽管新技术的涌现能令更为个性化、分散化的生产方式得以存在，但创新一旦走向成熟则意味着经济结构走向垄断，社会化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恢复。这一判断，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科技进步却创新阻滞、生产趋缓、政治退化的叙事基础。

不可否认，随着资本增殖中数字回路普遍化与数据资产中心化的逻辑演进，当前阶段的生产社会化出现了新的变量亟待阐释。“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的理论判断与经济叙事就是对此的一种解释。然而，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社会化的发展演进果真如此吗？对此，本文旨在回到马克思主义，阐明数字时代生产社会化致使当代资本主义“复归封建”的根源及其限度，从而回应此种生产社会化的晚近重释，并尝试从理论逻辑与实践具体上阐明技术封建主义何以是浮于表象的，力求揭示其背后所映射的数字时代实质性问题，为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各领域数字化转型蓬勃推进提供理论储备。

一、技术封建主义经济叙事的缘起考辨与研究进展

基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趋势，西方左翼学界建构了“复归封建”的经济叙事，却未能真正摆脱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宣言。表面上看，“复归封建”的话语逻辑似乎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现状的一种否定，认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失去了自由、平等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与创新颠覆；究其内涵，数智技术的“封建化转向”这一经济叙事，旨在建构以无形资产为代表的人类社会历史成就积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强化支配逻辑的普遍性，却难以触及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根本致因，进而遮蔽、掩盖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劳动者更加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路径。有效破解“复归封建”的经济叙事，无疑是明晰数据资产、知识生产、虚拟领地的社会化规律历史要求与必然结果，因而首先需要厘清相关的基本概念。

（一）“封建”的概念内涵与核心指向

何谓“封建”？在马克思看来，“封建”这一概念意味着前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与生产方式、社会类型，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缚于土地所有制的农奴劳动”与“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并存的等级制支配。也正因此，“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封建主义”“封建等级”作为表达经济生产、法律、政治和军事制度的概念群而存在。“封建”概念在古文语境中，有诸如《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中所描述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清代《清朝文献通考·封建考》所解释的“列爵曰封，分土曰建”等此类的话语表达。在《汉语大词典》中“封建”的含义主要归结为三方面：（1）指大立、确立、设置之意；（2）封邦建国，即封建制度；（3）指封建的社会形态或意识形态。在西方文化语境中，“Feudalism”一词对应“封建”概念，主要是指围绕领地的控制、恩惠、义务、收益。进一步细化解读则有三重指向：（1）封建制度，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2）上层贵族占有领地，并为其附庸提供分封土地和庇护，附庸需要为领主提供生产服务和军事服务；（3）以欧洲中世纪的社会运作体系为例，体现的是一种等级关系。综合古今中外的基本解释，“封建”意味着领主经济、贵族政治与人身依附，内蕴着掠夺、征服与暴力，而技术封建主义者所谓的“封建”，基本与上述意义相一致。

（二）西方左翼建构“封建”叙事的基础缘由与理论演进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视为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代表，作为“反封建”的现代化样板而闻名天下。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封建主义”是一种落后的社会政治系统，而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对其彻底的批判与超越，并习惯将代表专制、落后的封建主义国家与代表民主、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作为鲜明对比。尽管围绕着资本增殖的暴力与掠夺时有发生，但不乏诸如弗朗西斯·福山等学者宣扬历史终结论，宣称自由、平等原则的优越性甚至超越了一切历史上的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的“文明面”大力辩护，凸显资本主义的先进性。然而，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西方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却是极端贫富分化、社会撕裂日益加剧、利益藩篱林立、债务高企，这无疑促动了西方思想家的深度反思。西方学界不断结合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社会化的崭新趋势，觅求马克思“资本主义如何走向终结”命题的现实理路。比如通过数字技术、智能技术实现生产力的加速跃迁，将导致资本主义这一生产关系由于无法容纳这样庞大的加速生产力，从而发生变革进入社会主义，这就是诸如左翼思想家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和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设想的基本理路。新的问题在于，即便大数据、人工智能存在着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潜在力量，但今天的“科技权贵”，其掌握的不仅是资本与技术的广泛共谋，还有各样的新式手段，借此他们可以吸纳、攫取更多剩余劳动嵌入其中以增强自身的不可替代性，从而不断以正反馈回路巩固自身在数字时代的特权地位，比如拥有平台与信息的“矢量主义者”（Vectorists）、基于无形资产的食利者。换言之，伴随着技术的发展对资本主义时代我们所熟知的“竞争关系”的颠覆，左翼加速主义难以解答技术现实中“依赖关系”的重现，一种新的叙事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即“封建主义”的复归。

对这一复归趋势的判断，究其演进，很早就有基本雏形。正如迪朗所言，20 世纪 90 年代的赛博朋克文化中就有“技术封建主义”的概念缘起与叙事背景，而他正是受到了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ck）的论点启发。沃克很早就意识到以信息为代表的“无形”的资本垄断，萌蘖了超经济的支配力，进而形成强调“资本已死”、主张以“新的概念框架”理解资本主义变化的理论认知。近年来，诸如右翼保守派波斯纳（Eric A.Posner）、格伦·韦尔（E.Glen Weyl）在《激进市场》中使用的“Technofeudalism”一词，早期在中国通行的版本将其译为“科技封建主义”，以及乔尔·柯特金（Joel Kotkin）在《新封建主义的来临》中建构的“新封建主义”（Neo-Feudalism）；老一代左翼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新论及的“封建资本主义”（feudal capitalism）、“企业新封建主义”（Corporate Neo-feudalism）等，左、右翼不同派别中均有着较为相近的概念群。其中西方左翼思想家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迪朗等人对技术封建化这种趋势的理论建构更进一步，他们回溯了谷歌、亚马逊的发展史，将此种趋势上升为“技术封建主义”这一假说，并列举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量的案例与数据作为支撑。一个经典的表述是，“伴随信息技术崛起的变革触动了生产方式的根基”，“数字技术的崛起正在颠覆竞争关系，转而支持依赖关系，扰乱了整体机制，并有使掠夺盖过生产的趋势”。

（三）回应西方左翼“封建”叙事的现实意义与学界研判

基于数智技术条件下生产社会化的不断发展，正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阐明数字化转型的真实理路就显得极为迫切。这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数字文明与社会主义数字文明共同处于一个历史时空，即我国需要参与世界的数智往来、建构世界的数智规则、引领世界的数智进展，也是基于西方左翼这一叙事更多地带有理论瑕玷和夸大误解，不利于认清数字化转型中生产社会化复杂性与新表现形式，从而给数字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思想误区。

除了左翼思想家在著作中列举的案例，2024 年 8 月底，腾讯公司和苹果公司之间展开的博弈无疑具有典型性。苹果公司凭借其在“数字领地”优越的市场地位，对其“云租户”上架应用收取 30% 的分成，这对用户量庞大的腾讯公司而言是一次严峻的选择——纳入其“云体系”，还是拒绝妥协？尽管“苹果税”问题在谈判中有所缓和，但围绕技术、平台、数字资源等无形资产的权限之争、孳息之争绝不是“最后一次争端”。显然，西方左翼的“封建”叙事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映射与事实反思。因而有必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社会化的本真精神，进一步研判技术封建主义的叙事逻辑与根源。

对此，国内有一批学者最先注意到技术封建主义的叙事逻辑并予以解读。如蓝江基于马克思的“资本”范畴解读，认为技术封建主义顶多是一种基于云平台的资本主义亚形态，不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整体取代；涂良川等基于科技与经济、政治的互动逻辑，揭示了西方资本主导下的技术精英以技术的客观和产权的明晰强化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进而呈现为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现代经济逻辑、不平等租用与剥夺的政治逻辑。综观之，学界基于“资本”范畴、“租金”形态、“垄断”演进、政治叙事等方面展开的技术封建主义批判与扬弃日渐丰硕，而从生产社会化这一技术封建主义立论基础进行阐发的成果尚付阙如。

二、技术封建主义经济叙事的基本维度与内在逻辑

生产的社会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结果，其社会化程度既表征了当前技术积累的现实性条件，又表明了人自身的存在方式与社会关系的发展程度。在过去的技术进步中，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调和阶级矛盾，逐步因应“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的历史事实，诸如“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在生产社会化不断发展的历史潮流中适时推动资本社会化和产权社会化，有效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更大范围地延缓衰亡，顺利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然而，在技术封建主义者看来，这一理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中似乎逐步趋向失效。技术封建主义萌蘖于数字时代的新生产方式，承继了人类历史上生产社会化的一般特性，却同时呈现出一种倒退的经济叙事——生产方式的封建化。具言之，立足于对当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病理式诊断，通过解析数字时代生产社会化的新变革，迪朗等人的封建叙事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四个维度。

（一）社会生产的数字化与数据效用的权力化

生发于数字技术的进步跃迁，当代资本主义下的劳动愈加社会化。毫无疑问，数字时代的每件产品都愈加成为遥远地区乃至全球各处劳动者所共同劳动的结果。比如高效能的平台推荐算法、多模态的智能产品、去中心化的智慧协同，这显然既不是数字时代海量的人工智能体获得主体性所致，也不是单一劳动者的活劳动累积化所致，而是人类进入数字时代的生产社会化历史成就。客观地讲，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数字化，既以数据的可再生性、价值不确定性、可复制性促动了生产资料使用的社会化，又以数字领地的无形性、交互即时性加速了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同时基于数字产品的有价值性、稀缺性、排他性巩固了产品的社会化。迪朗等人的洞见在于，“与可交易商品的交换价值由使用价值支撑所不同，数据业务首先是关于控制的”，显然这一生产社会化趋势实质是数据效用的权力化。

具言之，有三个层面：其一，经济上对垄断性地位的筑构。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数字化无疑意味着无形资产与大量的有形资产相融合，但庞大的数据量“对小型公司来说几乎是不可逾越的进入障碍”，因而表现为大资本对其他资本的权力化支配，强大的跨国公司、科技巨头对中小企业的不平等性、非对称性竞争。另一方面，“数据行业的盈利性不在于产品的销售数量，也不在于产品的加价，而在于公司控制下的社会空间”。作为数据的源泉，用户因其单位时间内注意力有限、使用习惯具有路径依赖性，从而使数据生产封闭在一定系统中，决定了一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平台具有“马太效应”。其二，政治上对具象性权力的谋求。正如有学者形象地指出，当代西方左翼的封建化逻辑无疑表明拥有数据的平台领主“可以生产出来‘技术聚集’‘消费定制’‘生产定向’‘数据杀熟’‘骑手控制’‘零工剥削’等具体的现实秩序”，从而将源自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技术形态升格为现实性的支配力量与秩序格局。不仅如此，技术封建主义者已然看到，许多占有海量数据的科技巨头甚至“随着其权力的增长，他们已经能够通过政治权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诸如“苹果、亚马逊、谷歌和脸书去年总共花费 5500 多万美元用于游说美国联邦政府”。其三，观念上对隐蔽性规训的开展。由于每个社会个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嵌入了数字回路，其存在方式与社会关系跟数字平台密切相关，这为基于数字画像的偏见提供、茧房制造、观念重塑、实践引导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数字资产的集中化与无产阶级的依附化

数字时代下无形生产资料的集中化是生产社会化的应有维度，但这种生产方式的现代性在迪朗等人看来造就了无产阶级的依附化，而“依附”无疑是封建叙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具言之，资本主义进入数字时代以来的生产社会化，使远在世界各处的劳动者既无法从作为中介的数字智能、算法、平台的运作生成中确证自身的主体性存在，又难以合法地享有这些无形资产中自身所应得的剩余价值，从而日益依附于“科技新贵”们所占据的平台“领地”，以及围绕平台所创构的技术生态系统。

正如迪朗所言，“对数字技术的依赖现已成为个人和组织的社会生存条件。这种依附性的另一面是逃避的高昂成本，从而导致被捕获情况的普遍化”，无产阶级不仅难以置身事外，而且日趋呈现出“农奴化”的封建时代态势。一方面，伴随着数字资产的集中趋势，根据世界收入数据库，“自 20 世纪 80年代初以来，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收入份额显著下降，这与美国的剥削率总体增长相对应”，这意味着靠出卖自身劳动力维持生活的无产阶级生存境况每况愈下，甚至进一步边缘化、赤贫化；另一方面，“科技新贵”得到的却是爆发式的财富增长与愈加完善的数据护城河。又如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审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与当代现状时所言，“那些属于 1% 群体的人攫取了社会财富，留给那些属于 99% 群体的人的只有焦虑和不安。换言之，绝大多数美国人根本就没有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获益”。因而这一叙事表明，发源于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为表征的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新状况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流众无产阶级”与“云贵族”之间的对立。

（三）一般智力的集成化与反制垄断的无力化

智能化的算法指挥着资源配给、智力协同与流程分工，无疑促进了数字时代生产资料的日益集中和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而这些都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核心特征。迪朗直言，“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垄断重现的趋势……证实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化趋势的观点”。然而问题在于，伴随着无形资产的大量集中以及资本的无形化趋势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态，智能化的算法背后所内蕴的不是冷冰冰的数据和机器，而是人类一般智力的汇聚，是知识形态的中心化、垄断化，这意味着支配的合法性存在成为可能，也正因此，技术的爆发式增长带来的是返回封建主义的叙事图景。

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反制垄断为何在数字时代失效了呢？或者说，迪朗凭何足以指认这是无力的、徒劳的呢？论据有三：其一，表现为一般智力的无形资产只有集成化才能发挥出足够可观的使用价值。迪朗等人看到，技术资源的日益普及、复杂工作所要求的协调日趋加强、劳动分工的日渐深化，避免集中、遏制垄断往往带来的是使用价值的下降，这是当前“利用信息技术的经济过程”所发生的质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将亚马逊的数据引擎人为拆分，带来的不仅是这一企业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消费者服务能力、自迭代能力的下降，更为严峻的是阻滞了技术进步与生产力质态的跃迁。其二，集成化的一般智力本身内蕴着垄断化的技术优势，实现了知识、资本与支配力的深度绑定。根源于数据本身可以知识化并直接成为生产力，资本增殖逻辑出现了新变化，“资本积累越来越多地由少数公司的知识系统集中驱动”，资本主义道路所设想的稳定的竞争机制不复出现，并随着“生产单位的规模不断扩大……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都是如此”，无疑“与加州意识形态的保守支持者所预言的个人化工作流程的分散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三，随着劳动者愈加普遍化地沦为知识积累的数据工具，一般智力的集成化趋势从区域不断拓展向全球。“由于机器和管理技能的集中，垄断不仅仅是基于市场力量；它还成为对某些知识项目的合法垄断，这种垄断远远超出了国界。”面对这种跨国化的“数据-知识”权力，单纯从立法上予以限制既是难以界定、难以扭转、难以触及其根本的，也近乎是以拒绝享受其服务为代价的。

（四）虚拟市场的国际化与增长逻辑的掠夺化

数字时代市场规模日益扩大的同时，却造就了“掠夺式”而非“生产性”。回顾封建时代掠夺逻辑的运作方式，基于“参与征服战争为封建领主带来的收益远比他们从农业投资中获得的回报更具吸引力”，这一逻辑在数字时代再度上演。与电气时代的资本主义垄断阶段所不一致的是，封建时代的掠夺逻辑意味着领主依靠个体与组织的依附性彻底改变了竞争态势，表现为“无须真正投入生产即可获取价值”，致使“投资的目的不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发展掠夺的力量”，这既是数字时代生产社会化的市场规模维度，也是传统意义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类封建化转向。

首先，数字时代市场规模的扩大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扩大，也是虚拟空间意义上的扩大。马克思时代的地租概念——租用更肥沃的土地相较于其他土地能产生额外收益，其地租也自然存在溢价，这是威廉·配第与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在《资本论》中的进一步深化。而迪朗揭示的“无形资产的级差地租”概念，指认了进入数字时代以来科技巨头所布局的产业链进一步加速生产过程社会化分工的同时，一种基于虚拟空间的新型级差地租诞生了。换言之，越是进驻属于科技巨头的生态圈，企业的上下游供应链愈加有稳定的预期，收益也更有信誉保障，相应地，需要支付给科技巨头的租金也就越高。技术封建主义者认为，此两者的结合无疑会进一步强化数字资产的集中与依附性，以正反馈路径触发“类封建”的技术与政治逻辑。

再者，因数字时代的技术特性，即“无形资产”具有可复制的拓展性，科技巨头攫取利润的模式凸显了“新兴生产方式的反动性”。由于“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之间的规模经济差异意味着，随着产量的增加，控制链条中无形环节的公司会获得不成比例的收益份额”，这既意味着对无形资产的控制正极端加剧着空间的两极分化，也促动着“用于保护和扩大数字地租控制权的投资优先于生产性投资”，从而表明“掠夺而不是生产”作为主要模式是数字时代市场规模日益扩大的逻辑必然与演进事实。

三、技术封建主义经济叙事的前提反思与理路批判

基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人类进入数字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劳动愈加社会化、生产规模扩大化、生产过程社会化、市场规模日益扩张等趋势事实上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即便社会化大生产的核心特征和内在特质在数字时代取得了崭新的表现形式。对此，以迪朗等人为代表的左翼学者并不否认。然而，技术封建主义却建构了“社会化的不幸”这一经济叙事，即劳动者只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区别于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多样化使劳动者疲于奔命进而主体性日益丧失、依附性日益增强，因而取代资本主义的新趋势却是“新的封建回归”。究其理路，技术封建主义的经济叙事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化大生产”的理论为前提基础，却从实质上怀疑、拒斥人类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因与历史结果，进而掩盖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内在趋势与未来图景。

基于此，无疑需要我们重新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从而进行对技术封建主义经济叙事的“社会化”命题这一理论前提的反思批判。与此同时，一直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社会化的理论判断也存在两种理论误区：一是认为生产的社会化趋势作为经济现代性的表现，是不言自明、无需阐证的常识，进而忽视、遮蔽了马克思主义通过生产社会化所要阐明的内在问题；二则是认为随着现代化的到来，许多崭新的技术条件已经完全改变、抽离了马克思主义所预设的理论实现条件，生产社会化不可能按原有的历史趋势设想进行，因而回归经典文本没有太大学理性意义。可以说，回到历史唯物主义澄清技术封建主义经济叙事的理路前提有着双重意义：这既是进一步把握当前数字时代下生产社会化基本规律与历史趋势的理论基础，也是在深究左翼这种封建叙事背后的现实映射与真正根源。

（一）技术进步与生产社会化的关系反思

基于《资本论》中的描述，马克思的确考察了生产社会化由简单协作发展到工场手工业乃至机器大工业的历史脉络与社会现实。一方面，马克思明晰了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运动逻辑中，资本主义不把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的生产资料就无法形成强大的生产力，因而资本主义的竞争规律与效率原则使得“全部旧的生产方式革命化”，进而促动了技术与生产力的进步。另一方面，技术的总体性进步，诸如轮船缩小了世界版图的时空阻隔、蒸汽机改变了人类能源的利用方式、化肥提高了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等等，无疑使得生产的社会化程度逐渐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基于这种方式的文本解读，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技术进步与生产社会化是双向互促的。迪朗在此基础上看到，新技术的涌现使更为分散的生产方式得以存在，他指认这意味着技术进步带来生产社会化的暂时中断，但从长期来看，生产社会化的趋势将不断加强，呈现为集中化的趋势，进而构成技术封建主义的经济叙事。

这一双重理论误区，需要透过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以其思维方式直观当今社会化的本质。技术进步带来的分散化生产不意味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下降。伴随着二战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世界历史上的科技成果空前丰硕，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进一步突破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社会生产日趋国际化。显然，迪朗所指认的生产社会化暂时中断是不成立的：生产分散化所运用的社会技术条件已然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小作坊”“小企业”，正如任何一个由个人、小企业开发的、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应用、新数字产品，其背后所涉及的基础架构、算力支出、知识积累、数据要素都不可能是任何小生产得以支持的。“封建叙事”意味着生产社会化的维度单一化、片面化了，生产在地域上、行业上的分散恰恰是由于人类社会整个系统的社会化支撑得以实现的；而技术的进步扮演的是这样一个角色，即提供了更多助构生产社会化崭新维度的现实手段，而非传统意义上“伴随一方增加，另一方也必然增长或降低”的线性思维模式。

因此，以集中化、权力化、垄断化为代表的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无疑是当前数智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但数智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会止步于此。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社会化的判断从来不拘泥于现存的技术力量，“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数智技术的进步本身就是生产社会化革命性的变革力量。另一方面，世界历史表明，单纯追求经济数字规模的巨大而非抓住社会化大生产内在高度组织化的实质，不仅无法有效发挥规模化的优势，反而遮蔽了创新探索。取代数字时代大企业的往往不是规模更大的垄断巨头，而是新兴领域的科技公司。技术封建主义者没有看到这些新兴力量往往能在更丰富的维度上贯彻、借助社会化大生产而实现生产力的跃迁与技术的爆发式进步，从而形成了叙事的局限性。

（二）技术进步与生产社会化带来封建退化的理路反思

技术封建主义经济叙事表明，围绕数智技术所构成的生产方式促动了信息革命、智能革命，愈发显现出人类文明从资本主义退回封建主义的历史趋势。正如迪朗所言，“当代资本主义的质变……足以引发强大的视差效应”从而挑战“唯一真正的对手——马克思主义传统”。不过，这种叙事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现实性有待商榷，正如叶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所言，“将硅谷或华尔街称为封建领地”这种论断是“更多诉诸道德而非理论分析的宣言”，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对技术进步与生产社会化的历史推动作用的真实阐释，就显得尤为必要。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视域中，封建时代的物质生产是“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显然，落后的生产方式被取代是技术进步的必然，也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形式。伴随着生产的社会化进程，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有计划的组织要比自发的分工有力量……个体生产在一个又一个的部门中遭到失败，社会化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发生革命”。对此，一个常见的误解在于，分散化生产在集中化生产面前毫无竞争力，而集中统一则意味着控制支配。这进而构成了技术封建主义经济叙事，既数智技术为集中化生产铺平了道路，劳动者中形成了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从而阐证个体生产在一个又一个部门中的失败。

但是，当我们系统回顾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理路，就会发现集中化生产并非代表了解放生产力的历史进步性方向。马克思真正关注的是技术进步所表征的生产社会化程度，是技术进步铺就的私有制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有成熟的集中化、计划性、目的性的组织生产，但其仍违背着社会化大生产逻辑的真正要求。在马克思看来，“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恩格斯引述道，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最终“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就要炸毁”，进一步揭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然而，当代资本主义信息革命、智能革命的发生，显然既不情愿引导数字技术、智能算法真正成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也不贯彻“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而是以地缘政治、产业商战、国际竞争为原则掌控技术与重塑生产社会化形式，因而对于劳动者而言，“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依然存在并愈演愈烈。

透过马克思主义文本，我们会发现，仅凭生产发展、技术进步、协作推进远不足以推动人的解放与封建支配的消逝。只有进入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才意味着能够践行“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真正发挥先进技术的普惠性、共享性。我们知道，在多年以前，当拉萨尔派强调废除铁的工资规律以实现公平时，马克思坚决反对这一纲领。他说：“如果我废除了雇佣劳动，我当然也就废除了它的规律，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还是海绵的。”这也就意味着，不放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本质，即便因技术特性的变化而给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和资本关系渲染上复归封建的经济叙事，也无法对资本追求垄断、超额利润和领地扩张的“天性”得到有效认识并予以规制。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将生产发展、技术进步、协作推进视为反封建、反剥削的根本动力，很大程度上根源于这背后的私有制批判；而技术封建主义者指认无产阶级边缘化、农奴化的生产叙事，显然本质上仍应立足于资本主义占有的框架之中。

（三）数字时代生产社会化的特殊性造就劳动者依附化的图景反思

回顾历史，显然资本主义阶段比封建主义时代对于人的存在而言更为先进、自由，人的个性与能力禀赋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肯定，然而技术封建主义者抓住的是数智技术与过去技术条件相比的特殊性，进而建构了劳动者依附化的叙事图景。这无疑既误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者自由而全面解放的逻辑理路，又误判了数智技术下生产社会化的基本效应。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与劳动者解放的同构并行性，指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下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好愿景。然而，这既不意味着劳动者解放是一句抽象且空洞无物的口号，也不预言着解放后劳动者具体的生存状态。区别于“土豆加牛肉”式、“全面电气化”式的解放，今天我们对解放的理解无疑具有更为丰富的意蕴和维度；而如果固守于“物质化”“技术化”的平均分配，无疑不是解放而是人为禁锢了解放的多维向度。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不同于预言一切且全知全能的“圣书”、历史上的一切形而上学、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就在于它揭示了基于颠覆性创新技术条件的劳动者实现占有的根本路径，强调既在历史的生成中不断丰富“自由全面发展”的内涵，又于现实的演进中不断逼近彻底的解放状态。相比过去数千年而言，数智技术下的生产社会化无疑造就了劳动者生存境况的愈加良好、预期寿命的大幅增加、生命体验的指数级丰富。忽视数智技术站在生产力一边、站在解放劳动者一边的历史功绩，却以尚未达成劳动者“自由全面发展”的存在状态为标杆，既是非历史的也是非现实的，显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愿景理路相悖。

其次，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需要的是无产阶级主体性力量的参与。而技术封建主义者抓住数智技术的特殊性，不论是呼唤无形的“物质化”“技术化”新分配，还是叹息劳动者被生产社会化迫使而必须竭尽全力地全面发展自身，均落入了资产阶级既定的技术平台运作路线、无形资本增殖逻辑、劳动过程“异化”“矮化”“扁平化”降维成数据回路的窠臼当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批判了无产阶级“成为局部的人”“受劳动的折磨”“劳动失去内容”的生产社会化图景，如果说技术封建主义叙事存在合理性，就仅在于他们复述了马克思很早就意识到的，即上述图景“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一种资本主义下的专制。而既然“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生产方式又“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因而生产的社会化需要立足于无产阶级主体性，进而在最终意义上服务于人的全面解放。

最后，马克思深刻洞察到，技术进步与生产发展需要的是文明的规制。文明形态持续的环境支撑、智力支持、定向引导，是技术进步得以使劳动者顺利完成生产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中马克思看到劳动者的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取决于社会的文明状况，还是《资本论》中所表明的生产发展、社会交往、科技进步需要文明形态提供多维度的条件支持，一定的文明状况无疑形塑着一定的技术应用状态与规定着具体的生产方式。而技术封建主义者看到数智技术只能造成剥削奴役和社会的分裂，是因为当前西方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生产社会化形式下，仍面临着“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使技术的进步无法根本改变“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会发展都是以这种对抗为基础”的人类历史，从而造成了悲观化的叙事样态。

四、技术封建主义经济叙事的现实局限与客观悖谬

2025年1月，DeepSeek 开源的算法能力与技术参数为世界所瞩目，其不仅在技术层面突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基于算力壁垒、数字霸权、算法话语建构的“资本-知识-技术”霸权宰制，而且在文明格局上彰显了中国式“数字文明”不是西方数字文明的模仿者、跟跑者，而是世界数字文明的开拓者、引领者。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对全球技术发展格局的深层重塑，而且成为回应技术封建主义经济叙事的有力事实。

从发生现象学来看，西方左翼指认终结资本主义的路径是走向“封建主义”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这种叙事的生成演绎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困境的一种反思，尽管其未能揭示这一困境的真正缘由。摆在技术封建主义者面前的社会现实是，新的创新者难以进入市场并获得立足之地，社会权力将逐渐从立法者、政治家转移至具有社会功能垄断的私营企业。放眼望去，西方社会中产阶级大片萎缩，资本主义社会的创新衰退，以及贫富差距无法遏制般愈发增大。面对这样的经济事实，技术的“封建化”尽管更多是出于“非理性宣言”，却成了很好的叙事方式、辩护话语与危机解释。因而可以说，在西方国家表达当代资本主义向类封建逻辑的转变时，“技术封建主义”的经济叙事似乎是能引起共鸣的，这种令人惊诧的论断无疑是某种意义上的警钟。但更进一步来说，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及其思维方式，我们需要科学揭示这种叙事存在的多重理论悖谬，并在批判对话中直观本质、汲取启迪。

应当看到，当今时代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的兴起提供了崭新的生产社会化历史条件，既在很多维度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理论特征，也在很多现实层面上有待进一步的科学化阐释。比如在西方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某些网络电商、社交平台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类封建性，似乎也存在掠夺性大于生产性的逻辑，然而截至目前，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有效回应的成果尚付阙如。以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观照技术封建主义经济叙事的现实误认，无疑十分必要。具言之，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掩盖了矢量主义者“是其所是”的历史缘由，形而上学地理解“科技新贵”的数字领地，实质上是对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垄断进行合理化解读。“作为堡垒的平台”，“只要删除云附庸网站上的一个链接，他们就会失去大部分客户”，这类数字领地的权力宣言既过分夸大了“云领主”“矢量阶层”的支配权力，又片面、静止地设定数字领地、矢量生产的剩余价值来源。首先，从数字领地的生成上看，存在着大量的前期国家资本投入。但这并非简单的国家干预或公共支出，而是基于更为优化、高效的生产社会化，转移了国家对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尤其是以互联网基站、水利电力基础设施、运输公路网等形式存在的生产资本。这些基础设施的物质形态全部被纳入数字领地的生产过程之中，虽然长期保持着固定的物质形态，但其价值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地转移到数字产品中去。其次，数字领地的运行需要大量的人员维护。表面上看，近年来许多数字企业的科技巨头不断发生裁员，不断要求向劳动者更精更少的方向转型；但基于社会总生产来看，数字领地业务的持续运作，需要的是不断增加的系统外部互动，是“实践的数据化”不断被纳入信息库中从而保证“云领地”不陷于荒芜，是“数据的实践化”不断展开从而使诸如设备维护、虚实互联、系统安全、数据开发等岗位需求大幅增加。技术封建主义经济叙事忽视“科技新贵”动态的多重剩余价值来源，对其超经济支配力作永恒化的解读，本质上仍属于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叙事方式。质言之，数字领地的持续运作终究离不开人类社会生产有机体，归根结底是活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此外，2024 年 7 月 19 日，“微软蓝屏”（Blue Screen ofDeath）事件上榜全球热搜，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始吁求减少对科技巨头的依赖，这既表明系统外部稳定性对数字领地的极端重要性，又意味着数字领地对超额剩余价值的占有具有暂时性。

其二，轻视了“无产阶级”的内在特质与可为空间，根本上是为西方资产阶级精英的长期支配力作合理性辩护。数字时代无产阶级解放的现实进路，不应到技术精英所设定的领地中去寻找。技术封建主义者对无产阶级日益被贬低为“云农奴”这一生存境况的怜悯，其本质是资产阶级立场下对无产阶级“无用阶级化”的判断，是有色眼镜下的逻辑推演。首先，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劳动”范畴之所以作为人区别于动物所特有的活动范畴，其内在根据与根本基点在于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活动。而依靠人无意识活动的附产品，本身就不内蕴着从劳动走向解放的逻辑，因而也不会获得无产阶级解放的现实性。其次，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无产阶级之所以代表着先进生产力，是因为其本身与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趋势所联系。回顾世界各国劳动法形成背后的无产阶级斗争史，其实质就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趋势中对资本主义占有的合理程度的不断调整；而经过模型加工成为数字产品、巩固数字领地的数据资源，本身没有超出人类总体实践的范畴，本质上也无法解决数据库以外的新问题。换言之，技术封建主义的悖谬不在于无产阶级本身“无用阶级化”，而在于资本主义占有将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无用阶级化”——将其排除在社会化大生产之外。一旦无产阶级在新的社会化大生产组织形式中站稳脚跟，“科技新贵”的权力支配就会成为历史偶然。

其三，将资本支持的生产社会化路径定于一尊，其本质就是将资本主义文明作为现代化模式定于一尊。技术封建主义者看到，社会化趋势带来的种种不幸，比如对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否定、对主体性的削弱、对数字所有者的普遍依赖，其根源在于资本按其增殖逻辑重塑世界的逐利本性。事实上，社会主义社会也有资本，社会化大生产本身也具有多样的组织形式与实现方式，这一点早在列宁时期就已被注意到。随着“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日益加强，生产者在结成一个整体”，“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进的过程也社会化了”。一方面，列宁看到资本使劳动社会化“在于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带来了垄断及更为残酷的剥削；另一方面，通过限定条件和经营期限，工人阶级掌权的苏维埃国家也具备驾驭资本的可能，即“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肯定资本支持的多样性。这与马克思当时论述的小范围内工人阶级以合作工厂形式运用资本是一脉相承的，即“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同样的逻辑在 20 世纪下半叶以另一种方式显现，伴随着国际竞争加剧化、金融业扩大化、管制宽松化的是社会生产领域的产品多样化、经济单位小型化，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是清晰地表明，资本支持的生产社会化路径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实现形式具有多样性。

此外，尽管技术封建主义者迪朗提出了生产社会化的历史运动的“非连续性”，即在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中，旧的生产力质态与生产关系被打破，而新的生产力质态和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尚在探索，社会生产处于“先破未立”的情况，更为灵活、更为分散的生产能得以在更小的经济活动空间中存留。但事实上，即便是社会经济结构重新走向垄断的历史时期，许多科技巨头仍有大量的技术探索团队以及高昂的研发费用投入，因而从整体意义上讲生产社会化的历史运动趋势并没有因技术范式转换而改变，问题的真正关键是如何尽可能地发挥资本支持社会化路径的“文明面”。

至此，在上述理论误读与现实误判的复合交错中，技术封建主义经济叙事得以现实化地建构，呈现出资本主义发展趋向与共产主义相背离的图景。这一叙事获得广泛反响并得以“迷惑人心”，既内在反映了立足于资本主义占有无法正视劳动者何以自由全面发展，也深刻表明了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愈加显现其与社会历史趋势的不相容性。因而，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意指，既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又有助于明晰数字时代的生产方式本质，从而拨开技术封建主义的重重迷雾。中国担当着引领人类数字文明走向和谐繁荣的历史重任，洞察技术封建主义的叙事样态与根本悖谬，无疑既是积极探索先进生产方式配套体制机制的理论储备，又是促进数字化转型下生产社会化的关键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