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2025年第7期刊发我院教授黄学胜文章《一宗谜案：切什考夫斯基究竟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

 

      摘 要：在马克思思想形成和发展问题上，马克思与切什考夫斯基的思想关联可以说是一宗有待破解的谜案。综观现有研究，一方面，存在大量否定马克思受到了切什考夫斯基影响并误解了切什考夫斯基思想的认识；另一方面，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当中，也多只提供了观点性质的论断且各有侧重，其中不乏过度夸大切什考夫斯基之影响的嫌疑。实际上，通过细致的思想比较可以发现，二人在思维方式、实践哲学、问题意识、解答方案、目标方向等诸方面存在相似性，这表明马克思可能受过切什考夫斯基的影响。不过，在哲学基础、对世界历史的阐释方式以及政治、阶级立场等方面，马克思还是实现了对包括切什考夫斯基在内的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整体超越，所以不宜过度夸大这一影响。

　　关键词：切什考夫斯基 马克思 行动 革命的实践 历史唯物主义 

　　

　　广松涉曾指出，黑格尔左派内部存在三种潮流，即“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的系列”与“切什考夫斯基、赫斯的黑格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谱系”，以及“经由卢格而与马克思相关联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谱系”，马克思主义则是“通过对这三种潮流的综合·扬弃而形成的。”这一提示值得人们重视。实际上，切什考夫斯基于1838年出版的代表作《历史哲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如麦克莱伦所言，他是“第一个促进后来若干年内青年黑格尔派中开始迅速世俗化”的人，还是“第一个提倡行动哲学用以发展黑格尔精神哲学”的人。他最先表达了对青年黑格尔派局限于“思想的批判”的不满，其关于“能够包括将来并导致行动的哲学观念”被赫斯所发展，后者将这种哲学与法国社会主义相结合，这一路径也是马克思“所要走的道路”。罗布考维奇（N. Lobkowicz）甚至认为，“不求助于齐茨考斯基就不能充分把握马克思”。然而，综观现有研究，不仅存在着大量否定马克思受到了切什考夫斯基影响并误解了切什考夫斯基思想的情况，而且在肯定马克思受到了切什考夫斯基影响的观点中也存在过度夸大的倾向。国内甚至连切什考夫斯基的名字（August Cieszkowski）和其代表作（Prolegemena zur historiosophie，即《历史哲学导论》）的译名都未统一。切什考夫斯基究竟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其实还是一宗有待破解的谜案。近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和理论史研究的兴起和推进，马克思与相关人物和资源的关联及其思想比较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这一路径不仅有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版图，还对深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学理性阐释，提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和思想性并强化其当代意义等，有着积极的价值。基于此，本文试图对马克思与切什考夫斯基的思想关联做一系统考察，望对理解切什考夫斯基思想资源，以及更好把握其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有所助益。

　　

　　一、学界对切什考夫斯基思想资源的忽视与错置

　　

　　切什考夫斯基的思想资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受到有效重视。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先前一些著名的青年马克思研究者中。梅林、尼·拉宾、城塚登等是明确否定马克思受到切什考夫斯基影响的代表。关于马克思于1836年进入柏林大学求学这段时间，梅林只提到了甘斯对马克思的影响，在提到马克思于“博士俱乐部”中受到的影响时，也只提到了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尼·拉宾尽管关注到了马克思与赫斯的关联，却忽略了后者与切什考夫斯基的关联。他更多的是强调费尔巴哈对赫斯的影响，并认定赫斯在《二十一印张》中的文章“是运用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来说明社会经济问题的尝试”。城塚登由于过于看重马克思与启蒙思想的关联，也将青年黑格尔派视为启蒙主义者，并将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等同于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卢卡奇尽管承认《导论》对赫斯产生了影响，但由于他认为切什考夫斯基的“实践”概念存在局限性，因此“他拒绝接受‘切什考夫斯基对马克思有影响’的任何观点”。实际上，他们都有意或无意无视了马克思思想中的切什考夫斯基资源。

　　另有学者尽管关注到了切什考夫斯基，但由于未注意到他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异质性，也潜在地导致了对马克思思想中的切什考夫斯基资源的否定。科尔纽就将切什考夫斯基思想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整体倾向相等同，认为青年黑格尔派都反对黑格尔将辩证法局限于研究过去和现在的观点，觉得他剥夺了辩证法探讨未来的权利。他们自己则力图使哲学成为改变世界的哲学，于是将黑格尔辩证法同其哲学体系对立起来，并从中推演出一种新的哲学，即行动哲学。《导论》首次表达并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这种革命性改造，以费希特为榜样隔断了思维与存在的联系，主张“历史的进程应该这样来决定，即用应有来对抗存在，用应该实现的理想来对抗现状”。青年黑格尔派与费希特的不同仅在于，前者更重视生产关系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先于马克思的学说把哲学理解为‘实践’（当然，这种理解还是唯心主义的），并因此而预见到哲学本身的终结和它将为社会活动所代替”。但和所有唯心主义一样，切什考夫斯基“不是把实践看做目的在于直接地实际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活动，而是看做一种批判，这种批判应该通过对现存制度的原则上和理论上的否定来改变现存制度”，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也就是“这种用精神活动即意志来决定历史发展的行动哲学”。这种将切什考夫斯基视为从黑格尔向费希特后退的观点，近乎是一种学术定论。如麦克莱伦就指出，切什考夫斯基与青年黑格尔派一样“更接近费希特，超过接近黑格尔。”苏联学者马利宁等人也认为，“契希考夫斯基对费希特和叔本华比对黑格尔更接近”。一旦将切什考夫斯基与青年黑格尔派相等同，就势必消弭其理论的独特性，进而忽视其思想资源。关键是，将切什考夫斯基视为一个完全的费希特主义者，也并不符合实际。

　　的确，迄今尚无直接的文献材料证明马克思受惠于切什考夫斯基思想。由于《导论》的印数有限且未再版，无法断定马克思是否读过该书，青年马克思的大量文本中也难觅切什考夫斯基的踪迹。马克思于1882年1月1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这个采什科夫斯基，如瑞士出生的毕尔克利所说，是个伯爵，另外他还是个‘哲学博士’和‘黑格尔分子’，甚至是‘马克思的同乡’即‘普鲁士’国民议会中的‘波兹南议员’，——就是这个伯爵等等，有一天真的在巴黎（《德法年鉴》的时代）访问了我，他弄得我简直一点不想，也无法去阅读他的拙劣的作品。”然而，这些均不足以否定马克思受过切什考夫斯基的影响，因为考虑到切什考夫斯基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其思想完全可能间接影响了马克思。实际上，上述信件中说的“拙劣的作品”并非指《导论》，而是指其1839年出版的《论信贷和流通》。切什考夫斯基在其中主张用土地代替贵金属作为价值的担保者来展开社会改革，并通过无息贷款的方式实现社会公正，这显然相异于马克思同期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立场，从而必然引起马克思的反感。该信不但难以证明马克思与《导论》毫无关联，反而恰好说明他可能早就了解切什考夫斯基及其思想。

　　将切什考夫斯基等同于一个费希特主义者也值得商榷，尽管他难以摆脱与费希特主义的瓜葛。正如阿维纳瑞所说的，《导论》更多体现的是对黑格尔资源的依赖：“齐茨考斯基可以说在路径上依然是一位黑格尔派”。切什考夫斯基在系统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肯定了其辩证法并将其转化为把握世界历史的方法论原则。他还特意批判了傅立叶的乌托邦主义，指出“乌托邦最主要的缺陷是从来没有想过要随着现实发展而逐步展开，而是力图一劳永逸地踏入现实世界。”他认为，理性与现实生活二者之间应“互相吸引并通过‘不充分和解’相互靠近，直至最终达到完全有机融合”，强调“行动是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的真实的本质的综合”，还要求哲学转化为“‘具有实践性质的哲学’”，即从思辨的哲学转向“绝对的实践、社会活动和政治生活”。可见，停留于用“应当”规定“现有”难以涵盖切什考夫斯基的全部思想，其思想当中已经闪现了马克思后来主张的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及其相互作用的思想火花。

　　

　　二、切什考夫斯基思想资源对马克思的可能影响

　　

　　除上述研究外，学界也有不少研究从各种侧面关注并探讨了马克思与切什考夫斯基的思想关联，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观点，但也存在过度强调切什考夫斯基思想资源对马克思的影响的情况。

　　马利宁等人不仅看到了切什考夫斯基思想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异质性，还专门探讨了其博士论文与《导论》及其他著作的关系，从而更全面地呈现了切什考夫斯基思想的丰富性。他们认为，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无神论倾向和否定的方法论原则，《导论》“论证了通过基督教革新道路进行‘激进的人类改革’的思想”，在当时的影响程度可与施特劳斯的《耶稣传》“相提并论”。切什考夫斯基1835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爱奥尼亚智者的哲学》率先展现了《导论》的问题意识和解答思路，其主题也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主题相似。他们还认为，现代世界的分裂是始终主导切什考夫斯基的问题意识，其欲实现的则是整个西方近代史的主流追求，即追求“精神和自由的完整”，也即解决“现代危机”，建设一个和谐的新世界。为此，他吸收了黑格尔关于世界理性运动的观念，创建了一种建立在“精神的意志”基础上的行动哲学。这里的“精神”与黑格尔的“精神”区别在于：在黑格尔那里，人的活动本质上是精神的抽象思辨；切什考夫斯基则更多强调“精神”是“现实人类的活动”，主张人类未来的和谐“不应当消极地等待，而应当积极地创造”。正是这种对“付诸行动”的号召，深刻影响了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恩格斯等人。

　　有观点认为，阿维纳瑞步卢卡奇的后尘，“根本否认切什考夫斯基对马克思的影响”。事实上，阿维纳瑞恰好是反对卢卡奇及主流认为的切什考夫斯基向费希特后撤的观点的。在他看来，切什考夫斯基并未“先天地从一种抽象的‘应当’中推演出未来，而是a posteriori[后天地]推演出未来”，其主张的是“过去是解决未来的钥匙，当前的对立期待着未来的综合和它们最终的‘综合的综合’”。在他那里，“历史哲学是对历史的诠释，也包括对未来的展望，作为它的历史观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综合，这种展望不是与历史相分离的，而是从历史中推演出来的。这种强烈的‘历史主义’因素逃脱了卢卡奇的注意”。阿维纳瑞还认为，切什考夫斯基持有一种“‘物质的复原’（rehabilitation）”观点，尽管还晦暗不明，但其迷人之处在于“齐茨考斯基将它与社会问题结合起来。他是青年黑格尔派中第一个明确和有意识地这样做的人。按照他的观点，关于未来的哲学必须定位于社会。哲学向实践的转化将通过面对社会问题而得到实现”。未来社会的主要目的则是“使人回归他的社会本质，使人从他的抽象性中解放出来并消除政治结构的分离特性”。尽管这与马克思相关思想仍有差异，但“两者之间的强烈相似性依然存在，并超越了术语‘实践’的使用”。同时，“变革的历史性（historicity）——在马克思那里非常明显——已经在齐茨考斯基的作品中被预想到。”

　　劳伦斯·斯特佩列维奇则从当时的学术交往情况来证明马克思受到了切什考夫斯基的间接影响。他指出，在柏林期间，与鲍威尔共同成立了“博士俱乐部”的韦尔德（Werder），在将切什考夫斯基的思想传递给青年黑格尔派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马克思于1837年加入该俱乐部，很可能从韦尔德的介绍中了解到了这一思想。此外，卢格还曾在《哈雷年鉴》上发表过对《导论》充满敬意的书评，并向马克思和巴枯宁等人介绍过切什考夫斯基思想。赫斯肯定也受到过切什考夫斯基的影响，并肯定将其对切什考夫斯基的敬意传递给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具体影响方面，斯特佩列维奇认为，切什考夫斯基关于未来的人将是自由自觉的思想是马克思思想的“原型”，其关于以美学实践来弥合主客鸿沟的思想，“很容易让人想起马克思的早期作品，特别是1844年手稿”。在他看来，“发现解决不完整的黑格尔主义的方案，使未来既可理解又可忍受，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共同追求。然而，只有切什考夫斯基，紧接着是赫斯、马克思和巴枯宁，他们用客观的人类活动、实践、世界创造表达了他的答案”。他还认为，切什考夫斯基终结哲学的观点，也在马克思关于“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的理论中得到了体现。此外，丹尼尔·库巴特（Daniel Kubat）在其《马克思与切什考夫斯基》一文中认为，马克思到达柏林时，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关于哲学今后“该做什么”的思想氛围影响到了马克思，也提到了韦尔德曾讲授过切什考夫斯基的思想，并将其对黑格尔哲学的挑战视为在当时青年黑格尔派中“受欢迎的礼物”。他还认为，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前肯定熟知切什考夫斯基思想，在关于黑格尔历史问题解答上，马克思与切什考夫斯基存在“一种知识上的相近”（an intellectual proximity），因此，青年马克思肯定受到了切什考夫斯基的影响。如果说上述学者还只是肯定马克思受到了切什考夫斯的影响，那么，马雷克·索伊卡（Marek Sojka）则将这种影响极端化了。他提出，切什考夫斯基“关于历史还没有结束的观点，激发了黑格尔学派的许多哲学家，包括卡尔·马克思。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与弥赛亚主义中的弥赛亚概念相似：两者都承诺和平与和谐的结果，以及所有矛盾的最终和解”，马克思关于改变世界的观点，不过是“重复了切什考夫斯基的‘行动哲学’的观点”。

　　概言之，现有肯定马克思受到了切什考夫斯基思想影响的研究，尽管有推理和猜测性质，但却从不同侧面呈现了切什考夫斯基思想的丰富性及其与马克思思想的相关性。不过值得指出的是，马雷克·索伊卡等人把马克思思想当成了对切什考夫斯基观点的重复，是存在夸大嫌疑的。就切什考夫斯基对马克思的影响而言，综合现有研究，以及借助对《导论》的仔细研读和对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把握，笔者认为，这种影响可能的确存在，因为二者在如下方面有相似性。

　　第一，在思维方式上，马克思与切什考夫斯基思想均和黑格尔资源关系紧密，都持有一种包含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有机整体观念。切什考夫斯基明确视黑格尔哲学为意识哲学的最高阶段，首次将其体系与方法相区别，并批判了体系而拯救了方法。这也是马克思对待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态度。切什考夫斯基还率先提出，历史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反思过去而去洞察未来的本质”。他率先考察了“未来的可知性”问题，提供了一种“行动的哲学”来取代黑格尔哲学，宣示了哲学的终结。他要求哲学“从理论高度下落到实践领域之中”，还提出“哲学必须变得通俗易懂，因为所有人都有资格和权力去拜读它，每一个乐于思考的人都有机会选择它”等。这些观点同样清晰体现于马克思思想中。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也提出了消灭哲学和历史的任务在于“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的观点，也用“高卢雄鸡的高鸣”取代“密涅瓦的猫头鹰”，以表达哲学对未来的展望，还提出了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相互作用的观点。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同样提出了一种以实践活动为根据的新哲学，强调哲学更应“改变世界”，而非“解释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视为有机整体，提出了借助“真正的实证科学”以回答“未来的可知性”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则是尽量以通俗的语言使哲学转化为实践力量的典范。

　　第二，在实践哲学上，切什考夫斯基关于“行动”的理解是马克思“革命的实践”概念的先导。切什考夫斯基率先提出了哲学应成为“具有实践性质的哲学”的观点，尽管其“行动”的主体还是精神，但其着重强调精神应从“自在”“自为”过渡到“自我外化”阶段，这样行动就是将思想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相统一的“最卓越”的行动，是“‘自由自在的活动’”。他还特意区分了“事实”与“行动”，认为前者“描述的是无意识的、发生在理论形成之前的人类实践活动，因而是‘前理论’的”，后者描述的则是“有意识的、发生在理论形成之后的人类实践活动，因而是‘后理论的’”。在后者中，理论本身已介入其中，并“启发后者实现已有理论与当下实践、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真实结合”，因此“事实是自然事件”，而“行动是一个主动事件”，行动是“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的真实的本质的综合”。显然，他并未止步于用某种既定的理论（应当）规定现实（现有），反而认为理论和现实都将在互动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正是这一思想为费尔巴哈和赫斯提供了思想启迪：他们都力求哲学与现实的结合，坚持高卢—日耳曼原则；都试图变革现实，向往更为合理的社会生活状况。这种影响同样传递给了马克思，无论是其《博士论文》强调的“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莱茵报》时期主张的“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还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提出的作为“头脑”的哲学与作为“心脏”的无产阶级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抑或是之后的“革命的实践”概念，都具有切什考夫斯基“行动”哲学的影子。“革命的实践”和“行动”概念都力求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综合。不过由于切什考夫斯基理论的不彻底性，其行动并未真正超越唯心主义，其行动的主体还是精神，而在马克思这里，实践的主体则是从事各种活动的现实的诸个人，二者还是不能完全等同的。

　　第三，在问题意识、解答思路和目标指向上，二人也有相似性。切什考夫斯基欲克服现代世界的分裂，以便实现“精神和自由的完整”的未来和谐制度。为此，他在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哲学即行动哲学，来变革黑格尔哲学并重新阐释社会历史，把人类社会历史理解为一个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向度，并且经历正—反—合三个过程的有机整体，其未来方向是“人间天国”。在未来，艺术将“‘回归自然生活’”，理性与实际生活“相互吸引并通过‘不充分和解’相互靠近，直至最终达到完全有机融合”，使得“生活真理以及现实社会矛盾”获得真正的解决。人们各自的价值取向将实现有机统一，人类生活中的每一个抽象要素都会在客观性之中找到适合于自己的及能动自主性行动的领域。“自主性就是自觉能动性，它已经在自身之中包含了‘他律性’的因素——发挥主观能动性时已经遵循了客观规律。同理亦然，未来社会制度体系本身也是积极的和有机的，是第一个真实而具体的自由。”人类个体将成为“一个个卓越的社会个体”。“纯粹的我”将抛弃强加在自身上的抽象普遍性，把自己定义为“‘富有各种社会关系’的具体个人”。“国家也会摒弃自我的抽象分离，变成人类社会的一分子和具体民族共同体之中的一员”。“民族从自然状态跨入真正的社会氛围，至今仍然非常崭新的民族法将愈加多姿多彩地发展成为民族道德和民族美德”。最终，人类的普遍性将不再寓于意识和思想之中，而发展成为一个“有机的人类共同体”。“世界精神有机地统一了美、真、善的化合作用，并在‘自我外化’的地方生发出一个整体而且完全协调自如的真正制度”。上述思路和观点，也体现在马克思那里。马克思也关心社会问题，并欲解决现代社会的危机和分裂；也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样提出了一种新哲学来重新阐释人类社会历史；也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阶段。他关于人类未来社会的生活状况的描述也与切什考夫斯基近乎一致，且都特别强调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社会力量的复归，以及和谐、普遍幸福、没有矛盾的真正的人类社会共同体等等。对于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发生及整体而言，上述相似性表明，马克思受到的切什考夫斯基影响可能并非细枝末节的，反而是系统和全面的。

　　

　　三、切什考夫斯基的局限性与马克思的超越

　　

　　不过，相关性问题还应在更广阔的思想史背景中加以探讨。承认二人的相似性，并不意味着抹杀马克思的原创性。切什考夫斯基思想资源有其无法克服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体现了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共性，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超越也就是对切什考夫斯基的超越。实际上，马克思通过哲学基地的变革、历史唯物主义的提出以及政治、阶级等立场的变革，实现了对包括切什考夫斯基在内的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超越。这种超越表明后者依然深陷资产阶级启蒙和现代世界的规划中，马克思则超越了资产阶级启蒙及其现代视域。马克思力求将资产阶级启蒙向无产阶级启蒙转向，并致力于揭示现代世界的内在矛盾及其自我扬弃，最终通向的是真正的人类社会共同体。

　　对切什考夫斯基的局限性，不少学者都有揭示。综合来看，普遍指向的是其宗教情节、保守主义、浪漫主义、斯拉夫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立场等方面。劳伦斯·斯特佩列维奇就指出，切什考夫斯基的思想“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神智学（theosophy）”，在青年黑格尔派中，“没有人能比切什考夫斯基更好地表达他们对后黑格尔时代的早期的千禧年主义的期待”。丹尼尔·库巴特认为，切什考夫斯基尽管熟知早期资本主义的问题，但他“不是一个革命者”，其政治活动“很好地限制在合法改革的范围内”，同时，他“退回到了基督教神学”立场上，其行动哲学并不与马克思的立场相近。赫普纳也认为，切什考夫斯基的独创性是“表达了一种科学上的确信态度，这一态度在其上限上，是与宗教信仰的视角融合在一起的，且建立在辩证法的基础上”。“其教导是建立人间天国，假定了基督教的发展符合绝对意志的辩证发展，这种发展超越了个体救赎的阶段，使社会救赎成为首要的宗教义务。”马雷克·索伊卡则专门指出，切什考夫斯基“受到了波兰浪漫主义的弥赛亚主义、黑格尔辩证法、法国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神学影响，并且力图围绕历史哲学和斯拉夫国家在未来的作用这一主题将上述元素作一哲学的综合”。他的思想不过是“上述思想元素的混合物”：主张“和平的方式即改良和政治改革”的立场，总体上属于波兰的浪漫主义传统，本质上持有一种“保守主义的进步”观点；力图用黑格尔的辩证法综合永恒的上帝王国与人类的世俗历史这两种存在内在冲突的方面，但由于辩证法不足以解释基于启示和信仰的福音书的真理，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乌托邦主义”。

　　切什考夫斯基思想的上述特质鲜明地体现于其后期著作《我们的天父》中。在这里，宗教、保守、神秘主义、国家救世主义等因素随处可见：行动被明确为“人类精神的自由行动”，精神的目标就是通向“尘世天堂”，是“地球与万能天堂的联合”；还提出“在所有民族之中，斯拉夫民族是拥有最高身份者的代表”，以及“通过宗教崇拜的方式实现复兴是人类的命运”等等。这些因素同样存在于《导论》中，也因此切什考夫斯基在其中表现出不彻底性和调和性的态度。比方说，他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表达出了阿维纳瑞所说的“物质的复原”的观点，但又严重依赖于黑格尔的三段论辩证法，且本质上依然认为是理性在创造着未来。因此，他把正—反—合的公式套用在理解世界历史问题上，按照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的三段论来理解其发展历程。在他看来，特殊性体现为民族精神和国家，普遍性通过民族精神和国家来实现，“世界历史中的伟人”则将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起来，是“真正的主体”。他们既是普遍历史观念的体现者，也是自己民族确立的特点的体现者，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集中化、人格化和典范化。“伟人在过去是被人期望，在当下是展现力量，在未来是赢得名誉”。在谈到世界历史有机体具体是什么在发展时，他认为本质上还是范畴、精神、概念在发展，表现为世界历史的逻辑范畴、自然范畴和精神范畴的发展。这显然与黑格尔一样，陷入了唯心史观，通向了历史目的论，将人类社会的未来理解成了天国理想的尘世化。其思想在本质上还是唯心主义、乌托邦主义和保守主义性质的。

　　此外，诚如马利宁等人所言，尽管切什考夫斯基第一个把“实践”范畴提到首位，但他对实践的解释“基本上还只是一位批判现有实际的批评家，还没有提高到理解革命实践的意义”。其“历史哲学还仍是一种抽象哲学”，并且，“与黑格尔左派的最初的思想趋向相吻合”。其行动哲学不是真正能够改变世界的哲学，还“缺乏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关于物质生产规律的知识，以及作为这两者的结果，缺乏关于群众这一能为更好的未来而改造现在的社会力量的活动规律的认识”。其未来社会理想是“通过在道德和精神方面愈益完善的个人的‘自由行动’得来的”，反对革命而倾向于改良，提不出如何建立新生活的具体方案。“他与关于无产阶级是历史行动的决定性主体的观念还相距更远”，同时，“还没有关于无产阶级行动哲学的思想。行动哲学还仍是一种抽象的实践理论。”在他那里，“有能力采取历史行动的，即使不是已经转到斯拉夫民族，那也正在转向斯拉夫民族，因为斯拉夫民族的自我意识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这种观点事实上还“寄希望于资产阶级革命”。

　　上述问题其实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共性问题。作为当时德国激进主义的启蒙知识分子，他们针对落后的德国现状，力求实现德国的英法式改造。他们都认为黑格尔哲学已经到达顶点，反对哲学与宗教的调和，重视辩证法的革命性，也都在不同的基点上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批判改造。不过，施特劳斯、鲍威尔和费尔巴哈一脉偏重于宗教批判，以间接批判政治；卢格等人一脉致力于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宣扬激进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切什考夫斯基、赫斯一脉则着力于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为哲学探索未来世界开辟道路。他们都未突破黑格尔的哲学基地、资产阶级的启蒙视域及某种特定的民族或国家立场，几乎都倾向于观念变革、思想启蒙和社会改良等。与之不同，马克思则通过哲学基础的变革、历史唯物主义的提出以及政治、阶级立场的转换，实现了对包括切什考夫斯基在内的整个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综合和超越。

　　第一，从哲学基地看，马克思真正将哲学发展成了改变世界的哲学。尽管马克思的“革命的实践”与切什考夫斯基的“行动”概念有诸多相似，但严格来讲，在后者那里，理性的原则仍然是其依赖的根本原则，其行动哲学依然建立在近代理性形而上学基础上，其“行动”概念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理论一样，未离开过黑格尔哲学的基地。理性或精神是支配世界历史的决定力量，“既可回顾历史，又可展望未来”。这样，人类历史实则人类精神（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不断走向成熟，并在行动中让“人间天堂”依循人类的自我意识和自主决策而获得真正实现的过程。只不过与鲍威尔、费尔巴哈等人过于强调思想先行不同，切什考夫斯基更强调光停留于思想或理论的批判是不够的，还须积极行动。但由于“行动”的真正主体是精神或理性而非现实的诸个人，他也缺乏对“行动”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应有重视和考察，因而与青年黑格尔派的主流一样，必然受到马克思的批判：“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而“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行动哲学”的更大意义在于姿态和路向方面，其本身却不能真正改变世界。与之相比，马克思变革了之前哲学的出发点，从感性对象性活动或“革命的实践”出发，提出了一种新哲学，即新唯物主义，为重新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奠定了思想基础。他不再从“精神”或“物质”的抽象原则出发，而是从现实的诸个人及其活动出发，来理解人类世界及社会历史的生成和发展。“革命的实践”是指“感性的人的活动”“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并已经实现了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的真正融合。以此为基点，人的本质就不是能思维的精神或物质的肉体（精神和肉体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得到统一并借此得到改造），而是现实的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所结成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视域中的世界也非“精神”或“物质”的世界，而是现实的诸个人通过各种实践活动所形成的人类社会世界。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以实践活动为根据的新哲学根本变革了传统哲学：“改变了旧哲学以‘抽象的物质’或‘抽象的精神’为核心的本体论、认识论和历史观，形成了以实践活动为核心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实践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实践活动本身的革命性和批判性，使得人类社会世界呈现为一个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向度的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历史性的世界。它不是切什考夫斯基所认为的理性或范畴的发展史，而是无数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存在的现实的个人通过实践活动所形成和建构的历史。这样，马克思也就从精神的王国回到了社会历史的现实基地，人类社会历史世界的改变也不依赖于理性、自我意识、意志等力量，而必须以各种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为基础，更需要从事实践活动的广大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的参与和推动。由此，马克思真正将哲学发展成了改变世界的哲学。

　　第二，在对世界历史的阐释模式上，马克思以唯物史观突破了唯心史观和历史目的论。唯物史观“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因此历史不是“‘骑士’、强盗和幽灵的历史”，精神或伟人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无数的现实的个人所汇聚成的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历史进步的动力是革命而非批判。人类社会历史则表现为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支配的历史，体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等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一个自然历史的发展过程。马克思还特意反对了历史目的论，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其本身没有任何内在的目的，真正的实证科学也“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因此，与切什考夫斯基不同，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不是一种方法论原则，而是人类社会历史本身的存在形式，且主要意义在于其批判性和革命性方面。作为一种未来社会的理想，共产主义也不是历史的最终归宿，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由于社会历史本身受自身内在物质规律运动的支配，因此即使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人类社会历史也不会终结，而是会继续向更广阔的未来发展。可以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切什考夫斯基的基督教天国的尘世化，以及黑格尔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终结论，有着原则性的不同。

　　第三，在政治、阶级等立场上，马克思实现了对整个资产阶级启蒙的批判和超越。包括切什考夫斯基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总体上都局限于资产阶级启蒙，马克思与他们在路线、方案等系列问题上有着显著差别。实际上，所有青年黑格尔派都是启蒙主义者，都囿于资产阶级启蒙的视野：对鲍威尔、费尔巴哈等人而言，如何将落后的德国转变成像英法那样的现代国家就是他们的追求；对切什考夫斯基而言，如何让备受殖民之苦的波兰和斯拉夫民族获得解放，成为独立而强大的现代国家，则是其根本执念。他们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启蒙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等。总体上看，他们都囿于资产阶级立场，都持某种特定的民族或国家立场，倾向于思想启蒙、观念变革、渐进改革等保守变革方式。与之不同，马克思则实现了对整个资产阶级启蒙的批判和超越。他站在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立场上，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突破了某一特定的民族、种族或国家立场，是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看现代社会的危机及其解决的。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反对前述保守方案，吁求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解放。他坚持彻底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立场，反对如同切什考夫斯基那样将未来社会简单化为天国理想的尘世化。凡此种种，均属于马克思对包括切什考夫斯基在内的整个青年黑格尔派的超越。反观之，马克思之所以能实现这种超越，原因在于马克思的思想资源是丰富多样的。他除了吸收切什考夫斯基思想资源及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思想资源之外，还吸收和消化了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空想社会主义、浪漫主义、历史主义等众多思想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综合创新。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与切什考夫斯基的思想关联问题上，二者的“异”始终要大于“同”。或许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始终不愿也认为没有必要承认其与切什考夫斯基思想资源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