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刊发我院助理教授陈钿莹文章《主流意识形态情感传播的发生机制及共情建构》
摘 要：社交媒体的高速发展推动了网络圈层的分化，过载的快节奏信息加速情绪话题的发酵，催生圈层间情感极化现象。非主流意识形态利用此特点采取感性化叙事的方式进行圈层渗透，获取更多流量关注以争夺个体的注意力资源。因此，主流意识形态需运用情感传播主动“破壁扩圈”，在坚持理性说理的基础上提高感性说情的比重，更好地调动情感力量以筑牢认知防御线，纠正个体认知偏差。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传播以“共识凝聚-共享具象-共情循环”作为发生机制，通过感性话语的情绪聚合、具象载体的情感触发、仪式空间的情感共振，从而实现个体对理性抽象意识形态从情感认同到行为共情的梯级演进。鉴于此，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情感传播的共情建构需把握宏大叙事与日常话语的感性联结，坚持区域分众化的传播策略，推动标识性内容的话语生产；重视塑造不同共情传播载体，异质同构避免共情疲劳，以此保持内容供给侧优势；构筑高沉浸感在场空间，创设具身共情情境，依托仪式展演互动实现集体共享情感闭环。
关键词：主流意识形态；情感传播；发生机制；共情建构；感性
多元化的新媒介时代，面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渗透，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既要说理也要说情，以此突出理性化意识形态背后的强大情感张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共情传播的占比，改变个体对政治宣传单调性和强制性的刻板认知。个体只有从情感上真正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才能实现从他者角度到在场认同的情感介入，完成从“传播受体”到“传播主体”的身份转变，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传播，在扩大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范围的同时，也增强了意识形态的辐射力，这正是主流意识形态情感传播的独特优势所在。由此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内外传播空间中立得住、行得远的良好效果，促进主流意识形态有形、有感、有效传播。
一、主流意识形态情感传播的现实必要性
流量为王的互联网时代，为了争夺个体的认知份额，海量的情绪话题蔓延在各个圈层之中，催生出情感极化现象，造成圈层间的情绪对立。带有分化思想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利用个体情绪先行的媒介偏向，运用感性叙事手段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侵蚀渗透。因此，为了筑牢社会群体的认知防御线，主流意识形态需要在坚持说理叙事的基础上，多加运用感性化的传播方式。
（一）网络圈层化传播催生情感极化现象
网络社会的发展打破了现实个体的交往边界，人工智能算法的推荐为个体提供了更为专业化和垂直化的信息，人们以自我为中心可以迅速找到感兴趣的圈层。不同于现实圈层的社交，开放匿名的网络空间减轻了个体的道德压力，人们更愿意在网络圈层中进行情感化的表达。然而，过载的快节奏信息削弱了个体理性认知的能力，面对圈层内制造的情绪对立话题，个体容易陷入“情绪茧房”，对圈层外的信息产生抗拒情绪，催生网络情感表达极化的现象，可能会加剧社会矛盾的激化。
首先，过载的快节奏信息加速情绪话题在圈层群体中的传播。“网络圈层化”是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迭代而产生的虚拟群体交往形式，现实个体在网络社会中“以兴趣与情感为核心依托建立圈层关系，相异兴趣情感形成了异质的圈层”，相较于传统现实空间的圈层交往，虚拟的场域实现了对个体间交往边界的重构，匿名的网络提供了暂时性剥离现实生活的空间，一定意义上减轻了个体的交往负担。人们只需要按照自己的社交需求就能以另外一种身份加入感兴趣的群体，在各自所属的“圈内”获得比现实交往中更强的归属感、存在感，个体也更愿意在特定圈层中进行信息交互，按照自己所认同的圈层思维进行信息选择。因此，“圈内人”与“圈外人”之间的信息隔阂呈扩大趋势。在“流量为王”的智能算法推荐下，呈指数型爆炸的海量信息无不充斥在个体的日常生活中。为了减轻信息获取的负担，个体不得不对快节奏信息进行筛选，而选择意味着带有主观性的偏好，大数据依据主观选择不断推荐个体感兴趣的同质化内容，过滤其他圈层信息，强化个体的圈层标签，逐渐造成不同圈层间信息的封闭。不同的网络圈层是以相同的兴趣情感为核心交往条件，情绪话题最易激发圈层内部的讨论，过载的情绪话题令个体无法快速做出理性判断，只好先入为主以圈层内的观点为判断准则，一旦带有情绪偏差的话题得到大部分人的共鸣，便会在圈层内得到病毒式的蔓延传播，个体也就极易被煽动式的情绪信息裹挟。最终全凭主观选择和对圈层的情感信赖做出信息判断，较难运用理性思考去验证信息真伪，容易导致不符合事实的虚假信息在圈层中扩散，加深“圈内人”与“圈外人”的信息壁垒，造成个体情感交流和认知交换的区隔。
其次，情绪对立产生非理性认知导致群体网络情感表达极化。社交媒体以鼓励用户进行情感表达为重要的运行逻辑，通过转发、点赞、支持等功能引导个体对话题做出情绪反应，带有情绪化的话题通常能得到更高关注度。因此，社交平台为了获取信息传播的流量加速化效果，往往会采取扩大群体间情绪对立的方式，通过制造不同圈层之间的情绪对立乃至价值对立，引发现实个体的关注和讨论。由于人的有限理性无法摆脱情绪的控制，一旦混合事实、观点与情感的海量碎片化信息涌入圈层中，处于信息疲劳状态的个体便会不自觉地诉诸情感判断，以非理性认知去支持圈层内意见领袖的观点，“同质化信息在圈层内不断印证和相互加强，最终导致‘回音室效应’与群体内部观点极化，一旦遇到其他圈层相反的观点，就极易产生群体极化现象”。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与匿名性进一步成为情感极化的发酵剂，非理性的情感表达得到大部分人的拥护，会迅速成为意见气候，推动个体联结成情感集体。这种高度同质的情绪认知加剧了群体情感表达的极化。圈层内的个体为了吸纳更多的认同者，加深个体对群体观念的认同感，将会炮制更多极端情绪话题，不断触动个体的情感认知，造成不同情绪的圈层处于对立状态，而圈层内的认同度越高，对圈层外的内容越排斥。个体将困在自己圈层的“情绪茧房”，当不受控的情感极化表达成为一种集体现象，便会将虚拟世界中的情绪宣泄扩大至现实生活，引发社会群体对现实的情绪不满，而情感表达极化蕴含着价值观点的对立，最终造成不同社会群体的撕裂，甚至有演变为政治情感表达极化的可能，将会加剧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
（二）情感传播防御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渗透
数字媒介平台的即时性、易得性和互动性等特点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模式，人的精力有限，带有情感倾向的内容更易吸引个体的浏览转发。为了争夺更多的注意力，非主流意识形态采用感性渗透的方式，分散并重塑个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鉴于此，主流意识形态需运用情感传播主动“破壁扩圈”，改变个体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强制生硬的刻板认知，提高个体辨别非主流意识形态感性渗透手段的能力。
非主流意识形态以感性化叙事争夺认知资源。个体对信息的注意力资源具有有限性，数智技术重塑了个体对空间与时间的认知机制，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过程中理性与感性的比重，带有情感色彩的信息更易被浏览感知。非主流意识形态为了争夺个体的认知份额，往往会采用感性叙事在网络圈层中吸引个体注意力，以软性的方式重构政治竞争模式。随着世界各国对热武器的回避，信息全球化时代，传播媒介成为了一定意义上的新兴斗争武器，带有分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敌对思想借助感性叙事，塑造隐性的认知竞争环境，“国家、组织以及地区之间的博弈从原本基于信息的舆论战逐渐转入基于信息和受众心理的认知战，涉及认知的争夺和操纵研究也已进入了国外军事和科学的研究框架之内”。非主流意识形态利用个体“情绪先行、理性滞后”的媒介感知偏向，挖掘圈层内的极化情绪，将不同的价值观念植入可以调动受众感性神经的传播内容中。个体对内容的共情程度越高，便会占据更多的认知资源，获得更大群体的关注，以无意识的感性叙事进行深层次的认知渗透，从而影响个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认知。长此以往，个体以非主流意识形态感性叙事所诱发的认知观念作为价值判断的参考，看似理性中立的思维实则已被潜藏其中的意识形态观念所操控，“认知域作战致效的底层逻辑是基于破坏目标对象认知，以限制形塑其认知”，从而制造认知偏差以分散个体对主流政治的关注度，利用以情感为主导的感性认知削弱个体的政治判断力，分离主流意识形态与个体现实发展的利益联系，催发个体生成主流意识形态“与我无关”的漠视情感。
对此，主流意识形态需以情感传播筑牢认知防御线。抽象的意识形态需要借助感性化的具象载体外化于大众日常生活中，面对带有分化主流意识形态目的的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渗透，主流意识形态需加强情感传播的建设，“抢占软性化叙事相关的阵地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的生存空间”，更好地改变大众对政治宣传教育强制性与刻意性的刻板印象。因为比起生硬高深的理性文字宣讲，情感传播以柔性的方式唤起个体情感，既能向共同体成员输出信息，却又不会让其觉得是强势的宣传教育活动。个体唯有从情感上真正认同主流意识形态，方能形成广泛而持久的内在动力，深层次的情感认同具有较强认知稳定性。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一直有运用情感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传统。早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意识到必须采取多样化的感性形式，唤起当时绝大多数不识字的工农群众的革命意识，让“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因为诸如图像、戏剧、歌曲等宣传手段，可以有效将深奥的意识形态理论转化为大众日常可接触的话语，在无意识的感性氛围中跨越认知鸿沟，生动诠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赢得认知信任。因此，鉴于当前感性渗透是意识形态认知资源争夺的传播新趋势，为了筑牢个体的认知防御线，在信息过剩、注意力稀缺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也应当采用更符合大众认知模式的“情感议程设置”，促进个体形成牢固稳定的认知，从而分辨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渗透方式，并迅速形成一致性意见，给予分化思想以反击。
二、主流意识形态情感传播的发生机制
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必要性，抽象的意识形态与情感传播的结合需要以“共识凝聚—共享具象—共情循环”作为发生机制，以此聚合情绪认知、触发情感生成、促进情感共振，实现个体从情感认同到行为共情的梯级演进，人们只有首先从情感上认同，才能进一步将主流意识形态作为行动的准则。
（一）共识凝聚：感性话语聚合意识形态情绪认知
个体对共识的认知往往先通过话语的沟通进而深入了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传播先是以感性话语激发圈层间的情绪体验，制造共识以突破圈层壁垒、实现话语流转，并调动个体形成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似的情绪偏向。当出现与之相对的情绪信息时便能做出客观分析，以此确保个体情绪表达与认知判断处于相对一致的状态。
主流意识形态以感性话语增强圈层间的情绪感染。情绪是激活情感的首要环节，网络圈层以情绪话题聚合成员，唤起个体情绪继而形成不容“圈外人”进入的情感壁垒。主流意识形态以感性话语制造情绪共识，将符合大众认知且易于接受的话语传播至各圈层，以引起个体情绪共鸣的话语增强感染力，“当大规模情绪唤起、感染与循环聚合起的情绪势能达到圈层内阈值时，圈层内部情绪集合体便具备突破圈层壁垒的能量”，以此打破圈层内的封闭困境，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破圈传播。感性话语来源于理性理论，却比抽象理性的理论更具宣传隐喻性，能以相对柔性的方式为主流意识形态理性叙事增加情绪吸引力。比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打铁还需自身硬”“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感性话语，结合生动的网络表情包能迅速破圈，刺激个体心理认知并夺得注意力资源。由此既能促进个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接纳，又不会感到政治宣传的直接性，从而在感性话语的潜移默化中提取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感性话语联结的相似情绪，编码出“我们”并区分出“他们”，个体情绪的调动能产生比理性思考更快速的刺激反应，并在集体情绪的感染作用下建立情绪共享交换，跨越封闭圈层的边界，改变圈层之间的情绪对立现象。当感性话语在不同圈层内流转传播时，话语背后的理性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穿透圈层“情绪茧房”的认知围墙，以情绪共鸣制造意识形态共识，从而实现圈层内情绪一致性的良好效果。
个体形成的意识形态情绪偏向凝聚认知共识。公共信息传播中，情绪引起的信息扩散传播往往先行于事实性信息，作为信息接收者的个体面对不同的信息具有情绪偏好，个体会下意识地以原初的情绪偏好去判断客观事实，即是以情绪经验作用事实认知的过程。因此，个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绪认知成为传播能否成功的重要一环，如若个体对信息内容持反对质疑的态度，则会将情绪认知凌驾于事实判断之上。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话语传播能够切中个体情绪需求，“以亲切、温和的方式将主流价值融入人们的生活实践，不断在寓情于理、情理交融的大众化语境中增进人们对于主流价值的认同理解，进而使主流价值的注意力资源具有强集中性和指向性”。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实际上体现着阶级言说者对话语的支配控制，其最终目的是引起受众的共鸣，推进个体从“传播受体”到“传播主体”的身份转变。由此在相似的情绪共鸣中制造共识，聚合圈层间相似的情绪以影响群体的行为选择。当个体在感性话语的调动下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正向情绪偏向时，就能强化个体相似的观点，并逐渐形成相似或相同的群体情绪，稳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趋同性认知。相似的情绪偏向有利于深化情绪共鸣，使个体将瞬时性的情绪体验内化为情感上的认同，个体不再是一座座“情绪孤岛”，而是形成了共享相同情绪的集体，当与群体出现相反的主流意识形态情绪偏向时，可以迅速激发个体维护群体共识的情绪，驳斥分化意识形态共识的虚假信息，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正向的解释，并进一步凝聚为相对固定的情绪认知模式。
（二）共享具象：情感载体触发意识形态情感生成
主流意识形态情感传播的发生机制在完成以话语建立情绪认知之后，要完成从共识到共情的内化转变，还需要借以具象载体作为中间介质向个体投射出感性内容。共享的载体作为情感触发器，促使个体生成相似的情感，进一步联结为情感共同体形成持续的共鸣圈，完成共识与共情的有机结合。
主流意识形态借以具象载体投射感性内容。主流意识形态塑造的感性话语固然能聚合起圈层间的情绪共识，但若要真正成为一种稳定的情感支撑结构，完成从共识到共情的有机耦合，则需要依赖于具象化的载体，将情感内容投射出来。真实可感知的具象内容，有助于个体将脑海中抽象的意识形态概念变成具体的完整内容以加深印象。这意味着具象的情感载体能对共识情绪进行结晶处理，即将个体的意识形态情绪偏向进行凝练，使之附着其中成为一种具有共享性的情感表达。如红色音乐作为具象载体的典型，便是通过对感官的差异性刺激，吸引个体的注意力，以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激唤个体对党百年奋斗历史的情感理解，将抽象不可知的意识形态内容以直观可知的形式投射出来，在与音乐载体的双向互动中增强人们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数字媒介的介入打破了意识形态线性传播的传统叙事逻辑，当前需要运用多种具象载体将感性话语表达可视化，实现从“‘独白式’说理的‘硬叙事’向‘图文式’讲情的‘软叙事’过渡转换”。情感要靠情感载体来催生，主流意识形态指向抽象的思维，具有较难获取的异质性，而凝结了共同体情绪体验的载体有效承载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内容，有助于实现抽象意识形态的具象化。
共享象征触发集体情感生成持续的共鸣圈。意识形态的情感传播在塑造具象载体之后，还需要介入个体日常生活，推动情感主体对特定载体产生特定情感，这种特定的情感会随着载体的触发形成独属的记忆。情感载体作为结晶的象征存在，能为集体记忆提供一个共享的范围，在特定的传播语境中唤醒个体的情感记忆，“只有以情感为支点的交流形式才能为交往记忆带来结构、看法、关联、界定和范围”。情感载体通过象征形成能被个体共享的意识形态情绪和情感，成为铸造集体记忆的情感基础。在共同情感的体验中，具象载体凝聚共同体意识的效果就更加显著且辐射范围广泛，也使共识顺利地实现从外在表意到情感层面的牢固嵌入，当个体触发象征载体生成情感，并且“知觉到他人的动作或者情感的时候，其大脑中表征相应动作或情感的部位会被激活，从而令个体产生同形的表征”。集体情感具有强大的能量，蕴含着同属一个国家或民族独有的历史性、文化性和传承性的信息价值，是联结不同个体形成共同体的纽带。情感传播不仅是信息的输出，更是为了铸造具有辐射性的情感共鸣圈，以共享的象征载体构建主流意识形态与受众间的情感触发器，促使携带相似情绪的个体成为情感共同体。比如个体只要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就能触发革命年代的情感记忆，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伟大进程的理解，从而确证自己属于共同体历史的一部分，在共享的续存记忆中弄明白“从哪里来”，回答“到哪里去”，联合起当代个体对党史的情感记忆。
（三）共情循环：仪式空间促进意识形态传播共振
共识借助具象的载体投射出感性内容，激发个体相似情绪形成集体情感，但主流意识形态情感传播的最终目的并非单线的个体内化过程，而是要完成集体的共情循环，将散在共鸣圈的情感话语与载体以重复性仪式再现在个体生活之中，真正实现不同圈层的情感共振。反复传播的共享内容加深个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甚至可以依赖新兴的技术再造新的情感空间，根据仪式体验创造出新的感性话语，从而在共情化的体验中实现意识形态的闭环传播。
仪式的重复性维系集体共情循环过程。主流意识形态的共情传播把握住个体情感体验的共通性，为不同场域的个体创造情感代入式的体验，促使其产生相似的情感，从而影响个体的认知判断。不同个体被共享的载体触发情绪之后，还要在日常生活中以重复性和周期性的仪式活动加以情感固定，以此实现从短暂性个人情感向长期性集体情感的转变，“散在的相同或近似的情感和情绪，需要一种情境或场合以便使这种情感和情绪聚合、展现甚至爆发”。主流意识形态完成对大众的情感内嵌，往往是在大型的仪式场景中积累深厚的情感能量。公共在场的仪式活动创造了一个共情化的体验现场，群体在属于集体的空间中复苏记忆，仪式触发的不再是他者的情感，而是再现共同经历的自己。从他者观看变成自我参与，将自己纳入到仪式之中，“他者”与“自我”完全成为“共同体”。比如小至学校升旗仪式，大至国庆阅兵仪式，每个个体都能在国旗或红歌等共享的情感载体调动中，感知到参与仪式的“我们”共享同种共识，不断强化个体对主流意识形态不具特殊性的认知，消除被迫接受意识形态传播的排斥性，将其转化为自己的主体意识，使主体思维与客体价值成为同一整体的存在，并根据自己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重新创造出新的感性话语与载体，再度对外传播。意识形态的共情循环强调的是“共识（认知）→情感（内化）→行为（驱动）”的三级递进循环，以情感作为枢纽使个体对共识产生共情，成为驱动行动的准则。每一次成功的共情传播，不仅是个体从价值内化到行动的过程，更是集体影响个体，个体反馈集体，从内在个体情感到外在集体行动，由内而外、由外而内、再由内而外，相互感染直至达成情感和认知趋同的正向循环过程。
场景支持扩大集体情感共振互动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共情循环以仪式作为互动链条，激发出个体之间的相似体验，作为仪式参与者的个体认知到自身与主流意识形态背后蕴含的利益相一致时，便能意识到唯有拥护党的领导方能维护自身利益。在共情循环的仪式活动中，话语载体和个体的情感体验以及想象的共同体融合在一起，“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必须要靠分享以及承担共同的情感积淀和文化共识来支撑”。个体的情绪和情感会在彼此身体共在的仪式空间中加速传染，所以给予共情循环一个特定场域空间呈现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增加传播主客体之间进行情感共振的诱因就成了关键一环。新兴技术的发展为搭建共情场景提供了支持，诸如元宇宙等人工智能能打造出跨越物理限制的虚实融合空间，赋予情感触发新场域，推动个体对主流意识形态从“离身”到“具身”的沉浸理解。集体情感共振的空间维度决定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辐射范围，须知信息化时代个体的理性认知大多由其所置身空间的信息内容决定，共情的循环要以持续的信息交换和高互动的同频空间筑牢感情基础。当持有相似情感的个体大规模、集中化地在互动空间相遇，就能促使个体的差异性情感升华为共有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可见的情感状态。如利用VR、AI等技术支持再造的虚拟空间，或常见的互联网视频传播平台等，都为个体的共振情感提供支持，甚至不同国家的社会成员同样能在互动的场景中关注主流意识形态，认识中国的文化内容、实践过程、精神风貌等，以真实可见的在场空间破除西方国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抹黑，使别的国家和民族也能理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背后的价值内涵，扩大对外传播的广度。
三、主流意识形态情感传播的共情建构
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传播要根据其发生机制的特点，在坚持理论说理的基础上把握宏大叙事与日常话语的平衡点，坚持区域分众化的传播策略，塑造不同的共情传播载体，以高沉浸感的在场空间实现共情传播的闭环，发挥情感作为推动原子化个体凝聚为强大共同体的纽带作用。
（一）把握宏大叙事与日常话语的感性联结
主流意识形态共情传播的话语建设，要以政治话语符号为引领，以学术话语符号为主导，生产符合大众表达需求的日常话语，把握好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的关系，既突出话语的崇高真理性，又展现出话语与人民生活联系的紧密性。坚持以区域分众化的传播策略，达成大众在日常话语符号中识别出主流意识形态感性话语独特性的传播效果。
第一，平衡政治色彩和感性表达，推动标识性内容的话语生产。主流意识形态是经过实践检验、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并能引导现实实践的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思想体系，但当前部分人对主流意识形态存在误解，认为其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关系并不大，甚至并不知道主流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内容差异性。出现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部分宣导话语的传播仍停留在“说教式”“命令式”等较为单调严肃的说理层面，直接明示主流意识形态内容而未能进行生活化处理，出现理论宣传与群众日常话语脱节的情况。主流意识形态的共情传播必须了解群众最关心的难点、痛点、堵点，把握舆论的发酵点和个体的情绪点，“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让个体明晰自己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交集。平衡理性与情感的话语表达，将理论的深度和话语的温度有机融合，拉近个体叙事与集体内容的情感距离。坚持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的有机统一，以多组感性词汇解读并传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让话语不再是一串冷冰冰的政治中性词汇，而是动态的多元具体呈现。此外，感性话语的建构要突出主流意识形态的标识性内容，以原创自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文化的话语，在个体间形成共享的传播内容，确证个体与话语主体之间的归属性。“识别、区分和沟通是政治群体形成和存续的基础”，标识性话语表达有利于强化“我们”的意识、区分“他们”的矛盾，增强共享感性话语的个体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
第二，坚持区域分众化的传播策略，提升宣传内容的情感增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共情传播同样需要遵循分区、分众的精准策略，以符合国内外不同区域的传播接受特点，创新传播话语形态，避免简单地将各类传播话语和载体捆绑在一起向外输送的情况，而是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接受特点，贴近群众的现实需要，将真实、立体、全面的意识形态内容介绍给国内外群众，在寻求守正与创新之间提升宣传话语的情感增量。不同行业、不同年龄、不同区域的人群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有着不同的关注需求，应以区域分众化的策略选取不同圈层的共情点，贴合不同群体的话语表达方式。比如面向在互联网中最为活跃的青年群体，主流意识形态的共情传播要注重话语的“网感”，在保持话语理论性的同时适当增强其网络化特点。融合时下青年关注的网络热点，创造新式的感性话语，激发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共鸣和感情。同时，青年也是跨文化共情传播中重要的力量队伍。他们既是话语传播的受众，也是对外传播的主体，要充分发挥青年在国际话语传播中的作用，以贴近青年的共情话语，联结传播主体和国际受众的情感共鸣。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蕴含的和平诉求，能破除西方媒体“中国威胁论”等话语的渗透，促进其他国家和民族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理解，提升跨文化共情传播的情感增量。
（二）重视多元载体异质同构供给情感内容
共情传播的目的不是为了情绪宣泄，而是在共情中回归理性，减少极端情绪的产生。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共情建构要重视塑造不同类型的具象载体，整合多元传播资源，从而避免同质化载体引发个体“共情疲劳”，并防止对外传播中无法破圈的“自我共情”，进一步拓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范围。
首先，塑造不同共情传播载体，避免共情疲劳。不同的传播载体适用于各自的传播渠道，多元载体的交互运行比起单一渠道的传播载体，能释放出更为详实的情感内容，“不同的媒介技术形态也会影响人们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方式”。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共情建构，要注重塑造不同的具象传播载体，创新传播方式，避免同质化的表达引发共情疲劳。个体不可能时刻都对情感载体的触发保持高度共情，人的情绪情感投入具有一定的限度，当超过情感容量额度就会使个体感到能量减弱，“同质化的情感反复刺激容易使受众产生共情疲劳，反而造成受众情感麻木、态度消极与行动迟缓”。从传播主题和载体来看，目前主流意识形态的共情传播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质化，而过度相似的情绪渲染超过了具象载体所能承载的情感限度，就会导致个体对相似载体产生抗拒心理，反而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产生不好的影响。为了改变个体对同质化具象载体产生对抗性共情的困境，把抽象的话语转化为具体的想象，需要利用诸如视频、图像、标语、音乐等传播载体异质同构主流意识形态，丰富个体感知意识形态情感的差异化体验，将话语内隐在各类生动的载体之中，从不同的载体共情触发中保持新的情感刺激点，降低共情疲劳感，维持主流意识形态共情叙事的张力和吸引力。
其次，整合多元化的平台资源，保持内容的供给侧优势。在流量博弈的信息场域，各大平台为了获得最大的关注，总会以夺人眼球的话题标签和载体调动个体情绪，提高用户对平台的使用粘性和转发分享欲。主流意识形态共情建构的目的是引导个体理性思考，不被极端情绪所裹挟，使情绪符合事实而非加剧情绪矛盾。因此，为了确保共享载体的共情有度，形成稳定的认知共情，需要整合不同社交平台的圈层力量，优化大数据推荐机制，拓展多元平台的具象传播，形成情感源源不断可供给的良好态势。从国内平台优化角度看，要整合中央媒体的主导功能、省级媒体的覆盖功能、市级媒体的枢纽功能和县级媒体的基层服务功能，创立出中央、省、市、县四级联动协同的全链条传播网络，利用好抖音、小红书、b站、豆瓣等群众使用频率高的平台，针对不同平台群体的信息依赖特点有针对性地供给多元的感性内容。同时观测多元化圈层中的情绪动态，识别和减少极端情绪内容的传播，以共享的具象载体在各大平台中打造集体的情感共鸣圈。从国际传播平台建设来看，以新技术赋能高水平传播平台的建设，整合国内外传播技术人才优势，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提高传播艺术，以专业技术机构建设国际交流对话平台，防止传播内容的“自我共情”，多采用“他者视角”讲述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比如一些外国人通过在海外平台讲述自己在中国的真实经历，更容易赢得跨文化群体的理解。
（三）构筑高沉浸感在场空间形成共情闭环
面对传播空间融合发展的未来传播形态，为了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从表意传播到共情内嵌的良好效果，我们应当注重打造更多场景化的具身共情情境，以动态的感性体验增强个体的在场沉浸感；依托共情仪式的高互动性，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共情传播的良性闭环。
首先，创设具身共情情境，增强共同体在场沉浸感。个体的认知都来自感官感受到的事物，人们无法认知超感官之外的物自体，人的所有感受都必须以社会现实存在的事物为对象而确证形成。主流意识形态在融合多元传播载体之后，要创造给予个体具身沉浸的空间，再现共识的核心内容，提高在场受众的参与感，让个体沉浸在投射出丰富的感性内容的“虚拟在场”之中。我们可以借助元宇宙世界的感官再造，以全方位的身体感知体验，引导个体进入属于集体的领域，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从具象塑造到具身体验的高阶转化，让个体从“陌生他者”转变为“熟悉主体”。真实可见的拟态环境有助于延展共情内容，以高沉浸感的情境介入，抵御场景失真带来的共情错位。譬如展现中国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纪录片《无穷之路》，采用了实地走访的情境模式，将观看者引导到真实的脱贫场景中，以接地气的访谈凸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性，消除了理论的陌生感。立体空间的传播导引增加共同体成员的故事沉浸感、情境体验性。我们应当积极利用各类纪念馆、博物馆等现实场合，还有直播云端、Sora模拟器等虚拟空间，于身体共在的感官空间中，引导个体进入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场域，激发出个体深层次的情感认同，让传播受众感知到主流意识形态不是远离生活的宏大理念，而是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实践理论的集合。
其次，依托仪式展演互动，形成集体共享情感闭环。政治仪式的互动有效把人群聚集到特定的空间之中，加深人与人之间的组织联系，“将短暂的情感通过互动形式附着于符号上，形成一种长期的情感状态，实现情感共享、共有。而这一情感又成为了下一次互动仪式的共同情境，形成情感在仪式互动结构中的动力存在”，以共同的参与感改变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持有的旁观视角，消除个体与集体的情感隔阂，实现共享情感的闭环。闭环是指经过一系列程序之后，回到原点达成预定目标的完整连贯的环路。共情传播如果无法实现从认知共情到行为共情的跨越，就会造成共情的断裂、集体情感的离散。身体在场的仪式互动，有利于个体从静态的政治叙事进入动态的传播空间，不断在个体间进行仪式的重复展演，为意识形态的认同形成和持久传播提供驱动力，实现日常空间与仪式空间的情感交叠，以认同的共识影响日常行为，并在仪式行动中坚定信仰共识。总之，正如中国共产党能在革命时期形成强有力的向心力，并动员群众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重视情感动员的革命价值。现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每一个人的共情和感受力是不一样的, 而且共情也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启动”，我们应当以系统有序的方式进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共情建构，将理论的理性与感知的感性交融结合，以多元的共情条件锻造出属于共同体成员的信仰符号，不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感召力、辐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