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哲学》2025年第4期刊发我院副教授郁欣文章《何为历史的“本质常项”？ ——论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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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胡塞尔晚年将历史反思引入哲学自身奠基的方案，开启了现象学历史性奠基的全新路向。随着《危机》中“生活世界”问题性的展开，“历史的先天”问题成为其历史反思的疑难。尽管胡塞尔的历史反思展现出对现实历史的关切和一种理论实践的面向；但囿于现象学的“超越论的本我论”的哲学立场，胡塞尔的历史现象学无法真正切入现实历史，难以调解“历史的先天”与“历史性”之间的张力。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历史规律性思想恰恰可以为理解和思考胡塞尔的“历史的先天”疑难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胡塞尔；历史的先天；马克思；历史规律

 

　　当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以下简称《危机》）中引入“生活世界”问题性，从而开显出现象学的历史性奠基的路向时，着实令人感到突兀和困惑。他的超越论的现象学坚持无前提性原则和超越论还原的立场，致力于对普遍结构的明察，最终显明超越论的主体性及其世界构造成就的本质结构。历史问题似乎只能作为现象学的超越论的问题性的对立面出现，而不可能成为其研究论题。然而，《危机》中“生活世界”问题性的展开表明，历史是现象学所要回到的“实事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历史反思本质上属于现象学奠基的必然环节。最终，胡塞尔在《危机》中开显出现象学的历史向度。但是，作为历史现象学的核心问题，胡塞尔关于“历史的先天”（Apriori der Geschichte）概念的阐明却存在难以克服的疑难。本文聚焦“历史的先天”问题的疑难性，并尝试以马克思的历史规律性思想视角深化关于这一疑难的思考。

 

　　一、世间历史性与超越论的历史性

 

　　事实上，胡塞尔并非在思想晚期才意识到历史对现象学的重要性，而是早在他明确主题化研究该问题之前就已关注到历史问题。出自1920年代初的一份手稿清楚地表明，胡塞尔的历史概念经历了特定发展，这一过程大致与其从静态现象学（statische Phänomenologie）向发生现象学（genetische Phänomenologie）的转向同步。在此发展过程中逐渐结晶出一种历史概念，这一概念在《危机》中得以完整呈现。这表明，胡塞尔的思想发展不存在根本的断裂，而是始终遵循着一个原初意向，只不过这一意向在展开过程中才逐渐明晰其最初指向。因此，《危机》明确转向历史的做法，应当被理解为超越论的现象学创立时所开启的方法论进路的内在必然结果。胡塞尔聚焦于历史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并未背弃其超越论现象学的原有路径；相反，这应被视为对其超越论现象学方法自始蕴含之可能性的最终要求。

　　通过超越论的还原，胡塞尔揭示了经验的视域结构。经验的视域结构表明，意向行为的相关项是一种意义超额，即被给予物总是被意指为超出其现时被给予的内容；这种超额同时构成进一步探究以及将潜在的“共意指”转化为现时意指的本质可能性。由此，现时性与潜在性现象便进入了胡塞尔现象学的视野。静态现象学简单区分的潜在性与现时性，将其看作对象意识的不同样式；发生现象学则通过超越论的意识特有的时间性，引向对一切被给予性之具体时间性的更深层分析。这意味着，所有被给予之物唯有在持续进行的综合中才能生成特定存在者，且构成其存在意义的行为之时间结构，根本不同于通常理解的时间序列。

　　根据胡塞尔的发生性分析，经验的内视域并非单纯将“当下”潜在共意指转化为“未来”现时自身被给予，也不是将“过去”现时被给予性作为“当下”的过去简单留存。毋宁说，在被给予性的每个时间相位中，以前诸相位的被给予性都以特定方式被留存。对象侧的现时显现者虽在客观时间流程中消逝并为新现时的被给予性让位，却未在意识中湮灭，而是留有可被重新激活的积淀物。持续存在于构造行为中的意识，并非静态分析所描述的单纯相继流逝的意识流，而是同时按照过去、当下、未来自我结构化。每个相位都持续受其他相位影响，作为超越论的意识之时间性自我建构，它们使对象世界的构造得以可能。

　　胡塞尔的发生性分析表明，对象凸显于自身的视域，视域源于经验的获得物。作为一种超越论的获得物，它是自然态度中被遮蔽了的超越论功能的成就。作为经验获得物持续积淀的结果，经验视域蕴含着自我本己的历史，每一个现时经验都在发生上指明自我本己的历史。因此，每一个现时经验都是一种历史性经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宣称：“历史从一开始就恰恰是原初的意义形成与意义积淀之共存和交织的活运动。”这两种进程都不能被理解为世间人类主体的世间活动；毋宁说，正是超越论的主体性的原初构造活动，使世界获得并持续充实其意义。鉴于历史获得物的超越论特性，现象学所阐明的经验的历史性本质上就是“超越论的历史性”（transzendentale Geschichtlichkeit）。有关于此，在一份出自1932年的未刊手稿中，胡塞尔曾提到，世界首先就包含着本质的历史性，这远在事实性历史问题之前，正因为此，现象学的主要任务就正在于摆明：世间的历史性本就是超越论历史性的产物。这意味着，超越论的历史性本身正是历史得以现实存在的超越论的条件，历史的可能性将从超越论的主体性的构造成就中得到澄清。

　　因此，与早期的历史探究相比，《危机》的重要性在于，胡塞尔将历史问题纳入现象学自身的奠基方案。“生活世界”问题性的引入不仅将超越论的历史与世间历史关联起来，而且在发生性分析中综合了超越论的交互主体性的视角。现在，胡塞尔可以直接从生活世界经验切入：“我们处于人类视域中，处于我们本身现在生活于其中的惟一的人类视域中。我们总是生动地意识到这个视域，并且是作为被蕴含在我们特定的当下视域中的时间视域被意识到的。”与这“唯一的人类视域”相应，存在一个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经验的当下都蕴含着可从结构上确定的、一般性的生活世界经验的过去。也就是说，生活世界经验的当下蕴含着一种彼此相互关联的过去的连续统，“作为当下的环境，它具有其历史视域，从全时的角度来看，完整的具体环境涵盖了全部历史的过去和未来-预先标识，其中包括与当下和现在行动的人们处于历史联结中的全部人类，正是他们通过其过去的行动和获得，造就了这个环境，并将其造就为传统”。因此，“我们处于历史视域中，其中所有东西都是历史的”，生活世界本质上是历史的世界，它根源于在自然态度中被遮蔽的超越论生活的构造。对此，胡塞尔明确指出，“历史的世界只有通过每个个人的内在历史性（innere Geschichtlichkeit）才能在历史上存在，并且作为个别的世界存在于与其他被共同体化了的个人的内在的历史性结合在一起的每个人的内在的历史性中”。也就是说，世间的历史性源于超越论的历史性，“内在的历史性”参与了历史世界的构造，而且唯有通过超越论的交互主体性，才会形成现实的历史世界：“当下，以及在其中蕴含的全部历史的时间，是历史上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人类的当下，这种统一是通过人类的世代的联结以及通过从总是已经教化了的状态出发进行教化……而不断地共同体化完成的。”

　　因此，历史就存在于当下之中。作为历史的持续生成物，当下在自身中蕴含着历史的过去，与历史的过去构成统一的历史连续统，并且朝向未来无限延伸。作为持续的“活运动”，历史具有“内在的意义结构”，即“具体的历史的先天”（Apriori der Geschichte），它从本质上是历史的过去-当下-未来的持续流动和生成。因此，作为一门本质科学，现象学的历史思义最终指向“历史的先天”问题。

 

　　二、“历史的先天”的疑难

 

　　在《危机》中，生活世界的“普遍历史性以及存在于这种历史性中的先天结构的整个问题”构成胡塞尔的“历史的先天”的问题性。

　　胡塞尔认为，作为总是具有其过去与将来的流动的当下之物，历史世界是时间样式的具体存在，它具有自己的本质结构。这种结构是“处于社会-历史的人类本质结构之中的外在于现成的人的表面结构”，它是处于深层的“共同体化了的个人的内在的历史性”的构造成就。这种共同体的“内在历史性”就是胡塞尔所谓“具体的历史的先天”，作为历史世界的前提，它从根本上规定了历史世界的本质结构；同时，作为“作为一切能想象到的理解问题的一般源泉”，它构成一切历史理解的基础：“只有摆明处于我们的当下之中，然后是处于每个过去或将来的历史的当下本身之中的本质一般的结构……只有这样一种摆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历史学，成为可能。”

　　对胡塞尔来说，历史的先天不是什么超经验的东西，作为当下视域中可摆明的本质结构，它具有现时性和潜能性的双重内涵。对于历史的持续生成来说，其潜能性是预先被规定了。关于历史的先天的可摆明性，胡塞尔认为，只能以一种自由变更的方式获得具体的历史的先天：“人们通过自由变更使自己确信不变项。在这里，人们可以从一开始就将虚构的事例当作现实经验的虚构变换，就像人们也把握了这些例示及其在虚构变化中的不变形式一样，这种形式都保留在所有现实的和可能的变化中。”这里被把握为不变的东西或“本质常项”恰恰就是历史的先天。这表明，历史的先天的获得是一种理念化的精神活动的成就：“只当在理念化活动中考虑到了空间时间领域的必真的一般内容，即在一切可以想象的变化中不变的内容，理念的构成物才能产生；这种理念的构成物对于整个未来，对于人类所有未来的世代，都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是可以传承的，并可以以同一的主观间共同的意义重新产生出来。”

　　对胡塞尔来说，历史可被视为隐匿之物的渐进自我摆明与自我实现。这隐匿之物正是本真的原初之人，它既是其意义所在，也是其终极目的。历史展现为从潜在理性向显明理性的演进，其目标在于实现以哲学为根基的人性。因此，作为历史世界的前提，历史的先天源于人类理性的目的论。人的存在是目的论的存在，而“我们自己是历史发展中的目的论的承担者，我们通过我们个人的意图参与实现这种目的论”。在胡塞尔看来，这种目的论表现为最终可从我们意向深处辨认出的人类唯一的历史任务，“历史具有精神的统一性乃是由于任务的统一性和任务的推动力。这种任务要在历史事件中……通过从不明确到令人满意地明确的诸阶段，艰难前进，直到最后达到完全的洞察”。

　　根据胡塞尔的观点，历史发端于一种空乏的原意向（Urintention），在其无限延伸的“活运动”中，这种原意向因不断被充实而变得具体和充盈，但却朝向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视域。胡塞尔说：“理性是作为按人格的活动与习惯而生活的有生命之物的人所特有的东西。这种生活作为人格的生活是一种处于发展的经常的意向性之中的经常的生成。在这种生活中生成的东西就是人格本身。它的存在永远是生成。”与舍勒在《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中谈及“人格生成”相似，胡塞尔在这里也谈及一种“人格的持续生成”，它朝向“真正的我，自由的、自律的我，这个真正的自由的自律的我力图实现它生而固有的理性，力图实现忠实于自己本身，能够作为理性-自我而始终与自己同一这样一种追求”。历史表现为理性无限发展的目的论，尽管会达到终结形态，这种终结却同时意味着真正历史的开端。这表明，在人的现实存在尚未实现理性的人性以前，真正的历史从未到来。因此，在胡塞尔看来，“这种目的论从普遍的人类本身的观点出发，将自身标明为一种新的人类时代的出现和发展的开端，这是这样一个人类的时代，它从现在开始起只想生活于并且只能生活于从理性的理念出发，从无限的任务出发，自由构造自己的存在的，自由构造自己的历史生活的活动之中”。也就是说，只有当“人格持续生成”，最终为理性“自觉指导”时，人才真正作为人而存在，历史也才呈现真正的开端。

　　据此，胡塞尔将真正历史发端之前的历史称为“前史”。“前史”的终结的同时也开启了真正的历史，历史的终极目的则是无限未来视域中的绝对完善的理念。基于这样一种历史理解，胡塞尔将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划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然生活的历史性，他称之为“原初的世代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虽呈现为整体的“精神生活的统一性”，但这种统一性“是有意义的东西的统一，处于意义赋予和本身作为形态的意义之中，这种形态并不是作为人们的目的意识被预先构想出来的，人们并不是那些曾想要成为并且实现了这种完全的人类， 或更确切地说，这个周围世界的目的理念承担者”。也就是说，根据胡塞尔的观点，在历史性的第一阶段，人类生存于素朴的世界信仰的预先规定中：“人类与生俱来的理性尚完全处于隐蔽状态中，处于黑夜的昏暗状态中。”人盲目被动地生活在其世界的被预先规定的类型中，作为行为主体，人类尚不是自觉的目的理念的执行者。鉴于这种历史统一性的自然生成性，胡塞尔称之为“有机的历史性”。历史性的第二阶段产生了“一种新式的有目的的生活”，这种新的目的和获得物“将它的某种存在意义传给所有已经存在的目的和获得物，并且相关联地，在有机的历史性的进程中，从对新的目的意义有创造性的个别的个人那里，产生一种对整个人类，对于世代的整个联系（历史的统一性）的改造，逐步地创造一种具有新式文化的相关物的新的人类，这种新的文化不仅是有机的，而且从创造性的活动获得对于个人而言的一种新的完全的意义”。

　　历史性的第三阶段是“理性在现象学活动中回归自身”，“此绝对理性在历史生活中表现为共同体化人格性的创造性行为生活，并且纯粹是通过他们的自由行为和获得来实现的”。胡塞尔认为，“此绝对理性揭示出来，并在人类自身中被揭示为人类普遍和最高的活动，是在最高的绝对普遍的自身思义和理论上的自身责任的无限过程中”。

　　至此，胡塞尔就以“历史的先天”问题为核心勾陈出一种超越论的历史目的论思考，这种历史目的论既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的历史目的论相对立，同时也拒绝了任何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但是，恰恰作为其历史观核心的“历史的先天”概念自身却存在近乎悖论的理论疑难。对于这种理论疑难，胡塞尔本人有着清醒的认识：“当我们按照一定方法系统地认识到历史的先天时，这本身是一件历史事实吗？因此这不就是假定了历史的先天吗？”一方面，历史的先天被把握为历史的内在根据，因而也是历史事实的基础，而且构成历史理解的前提；另一方面，我们对历史的先天的把握本身是人类理念化活动的成就，因而历史的先天自身也属于一种历史事实。问题就在于，“历史事实（包括我的存在这个当下的事实）只是基于先天才是客观的。但是这种先天仍然是以历史的存在为前提吗？”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历史事实，产生历史的先天的理念化成就与历史的先天似乎互为前提。在胡塞尔的“历史的先天”论域内能够消解这种近乎悖论的理论疑难吗？

　　其次，根据胡塞尔的观点，作为历史事实的基础和历史理解的前提，历史的先天“包含在历史上已生成的东西和正在生成的东西中的，或在其本质存在中的，作为流传下来的东西和传承下来的东西的全部存在物”。这意味着历史性始终是超越论的发生的交互主体性中被预先规定之物的展开。尽管胡塞尔的超越论的历史目的论宣称，超越论的交互主体性的不断进行构造的意识生活朝向未来无限延伸，作为超越论的交互主体性的构造成就，历史的先天总是随着超越论的交互主体性的构造展开无限的可能性。但是，既然一切历史存在物都已被历史的先天预先规定了，历史世界就具有一种现成性特征。根据这种现成性的特征，历史的先天已穷尽了历史的可能性。存在的只是已实现的可能性与尚未实现的可能性之分而已。因此，这种穷尽了历史可能性的先天恰恰消解了历史的历史性。因为历史性本身意味着指向未来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

　　再次，根据“历史的先天”学说，历史世界是超越论的发生的交互主体性的构造成就，这意味着，历史本质上不过是作为历史当下的“前史”的存在。由于胡塞尔坚持从历史的“终结创立”立场看待历史，历史变迁被归因于尚未以理性理念所要求的方式掌握自身可能性与责任的主体。历史进程的目的性由此沦为晦暗的本能倾向。这种本能倾向标志着尚未破除所有偏见的主体追求的不完善状态，它们并非理性理念在历史进程中自我实现的表现，而是精神尚未达到自由能动状态的无能指标。因此，一方面，这种历史进程的本能趋向仍难逃超人格的历史主体的指责；另一方面，目的论的理性理念本身便不再融入现实的历史运动。历史在真正的开端前表现为一种本能的趋向，而历史的开端则意味着现实历史运动的终结。

　　最后，历史主体置身历史的“活运动”之中，它既受历史的影响又参与其塑造。因此，唯有在这种双重历史关系中，主体才能被确认为历史性存在，历史也才能被真正理解。然而在胡塞尔的超越论的历史构想中，却难以发现充分考虑主体这双重历史关系的清晰入口，无法阐明主体如何通过实践介入历史进程。胡塞尔确实摆明了我们是历史继承者，展示了我们何以可能存在，但关于我们实际如何且必须在世界中成为继承者的问题，其思想仍留有未尽之处。

　　

　　三、马克思的历史规律性思想

 

　　毋庸置疑，胡塞尔的“历史的先天”的疑难源于其超越论现象学的观念论的哲学立场。尽管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历史论题指向人类历史的现实性，并试图以超越论的历史目的论搭建世间历史性与超越论的历史性之间的桥梁；然而，只要历史的先天最终溯源于现象学的内时间意识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就无法触及和展显真正的历史现实性。

　　与胡塞尔的超越论的历史性相对，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将历史的主体确立为现实的人：“不是‘历史’把人当作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在马克思那里，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取代了绝对精神或超越论的自我的自觉自我生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物质生产实践被确认为历史的第一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它“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归因于物质生产活动，而不是胡塞尔的超越论的自我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人在生产物质资料的同时也生产自己的社会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对物质生产本身乃至全部社会生活都具有越来越强的制约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种生产的社会关系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基本关系提了出来：“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

　　整体上，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分析表明，生产的两个方面——即生产的自然关系和生产的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生产的自然关系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作为物质生产活动的条件和衍生物，生产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作为唯物史观的核心要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基本概念正是从物质生产过程的分析中科学地抽象出来的。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方式构成社会历史的基础，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产、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对于人和社会的发展是决定性的。人和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取决于社会关系的发展。因此，与在自然界中类似，在社会生活中也有一种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实践构成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历史本质上是社会发展的历史。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推动着历史的发展，而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则表现出现实的历史。

　　基于社会物质生产的分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就历史规律问题作了经典的论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之间的矛盾既不是任何超验人格，也不是什么超越论的自我，而是人的物质生产的产物，本身就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总体进程，是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物质生产实践视为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构成了历史的本质。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的这一经典表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的历史规律思想的辩证唯物特征。首先，与胡塞尔的“历史的先天”作为一种理念化成就的观点相对，在马克思那里，历史规律是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实践的产物，它与历史本身一样具有现实的客观性。因此，不存在胡塞尔那里展现出来的历史的先天与历史事实之间互为前提的悖论性循环。其次，作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内在矛盾规律的动力性主要体现在作用机制上，社会历史的历史性本身并非历史规律预先规定内容的展开。因此，历史规律与历史性之间不存在胡塞尔那里历史的先天与历史性之间的对立。历史不会因历史规律的存在而停滞或终结。再次，马克思的历史规律为我们解释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根据，因而避免了胡塞尔那种将历史的进程归于某种神秘的“本能倾向”的嫌疑。最后，历史主体既受历史的影响又参与其塑造，唯有在这种双重历史关系中，主体才能被确认为历史性存在，历史也才能被真正理解。胡塞尔的历史的先天学说却难以充分考虑主体的这双重历史关系，无法阐明主体如何通过实践介入历史进程。在马克思那里，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历史规律本质上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历史规律性思想面对和回应了胡塞尔的“历史的先天”的疑难，进而也更切近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