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2025年第6期刊发我院赖锐副教授文章《杜威实验主义：五四前期胡适白话文学观学理源头》。
[摘 要] 五四前期胡适白话文学观的学理源头萌生于1915年的一次“文学试验”，其核心学理源自杜威实验主义的三重支撑：一是实验主义工具论确立胡适白话文学观的立意基点，坚定了其以表意范式为中心的革命方向；二是实验主义思维术引导胡适验证假说、排除疑难，助推其走向“白话入诗”的创作实践；三是实验主义与进化论的嫁接融合，构建出文与白、旧与新、死文学与活文学的对立，奠定了白话文学的现代性意义。从实验主义学理之影响角度审视五四前期胡适白话文学观的萌发进程，有望丰富白话文运动的发生现场，为其现代性的反省拓展思路。
[关键词] 胡适 白话文学观 杜威 实验主义 学理源头
全文转载如下：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在正式发表之前，经历了近3年的沉潜思索。期间，既有与梅光迪、任鸿隽等几位留美友人的反复论辩，亦有源自杜威思想的学理支持。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我的决心试验白话诗，一半是朋友们一年多讨论的结果，一半也是我受的实验主义的哲学的影响。”“白话诗试验”可视作白话文运动的前奏，而胡适所言的“实验主义”，指的就是杜威的思想。胡适一生深受其影响，这是无须多言的常识，学界对此亦有颇多研究。然而，具体到实验主义与五四前期胡适白话文学观的学理源头问题，却鲜见系统整理。该问题主要牵涉两条历史线索：一是留美时期胡适对实验主义的理解吸收、渐次应用；二是1915—1917年间胡适对文学革命问题的沉潜思虑、积极论辩。二者并行不悖，多有交叉。本文旨在上述两条互动性的思想脉络之中，较为全面地厘清实验主义工具论、实验主义思维术及进化论等思想资源对胡适白话文学观的学理助推作用，以实验主义的角度细化，并尝试丰富学界对五四文学革命的省思。
一、实验主义工具论确定胡适白话文学观的立意基点
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是杜威实验主义思想的重要维度，早期杜威一度热衷用其指称自己的真理观：真理不是一个在那儿等我们发现的神秘之物，而不过是人们应付环境、解决问题的工具。此即杜威工具主义思想的基本意涵。胡适发起白话文运动的初衷，是希望达成一场针对表意工具的文学革命。其面临的首要问题为，中国的文学革命到底要针对形式（工具），还是内容？据此开展更进一步追问，实验主义与胡适白话文学观的学理渊源问题便会自行浮现：胡适针对表意工具的形式主义革命路线，是如何被确立的？杜威的实验主义工具论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起到了何种作用？胡适在《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一文详细记叙白话文运动的“史前史”，尤其重点勾勒将文学革命的视角逐步收窄、确立为“工具革命”的思考过程。据其回忆，针对表意工具的革命路线，是在与任鸿隽、梅光迪几位友人的商洽中逐步推演出来的。从文本表层看，杜威似乎并未起到关键作用。往学理深层说，工具主义主要指涉真理观，针对欧洲近代的主客符合论；而胡适文学革命中的表意工具，则自有其特定所指。然而，内在学理与现实语境上的稍稍错位，无法遮蔽杜威与胡适白话文学观的隐秘联系：从1914年初次接触实验主义，到1915年发愤阅读杜威著作，再到将其确立为“思想和生活的向导”，五四前期胡适对实验主义的渐次接受，始终与白话革命的思考进程并驾齐驱。甚至可以说，实验主义的工具论思想为胡适明确文学革命的主要方向，几乎起到了最为重要的支撑作用。
事情可从1915年的夏天说起。当时胡适与任鸿隽、梅光迪等几位留美学生在绮色佳度假，常常谈起中国文字和文学的改良问题。胡适此时并未确立“工具革命”的成熟观点，更未将目光投向白话文，仅在一首赠予朋友的短诗中初步提出“诗国革命”和“作诗如作文”的主张，主要针对中国文学“琢镂粉饰”和“有文无质”等问题。梅光迪和任鸿隽虽然赞同“文学革命”，但对胡适的许多提议却不以为然。其中一大争论焦点即“作诗如作文”。梅光迪在后来给胡适的一封回信中，大谈“诗之文字”和“文之文字”的区别，认为自有诗和文以来，“诗之文字”和“文之文字”便是截然分开的；如果文学革命只是把“文之文字”挪移到诗中，那么这种革命也“太易易”了。梅光迪强调，如这场文学革命只针对“文”而不触及“质”，那就是颠倒了内容和形式的首尾关系。一言蔽之，要解决“文胜质”或“有文无质”的问题，还应该围绕“质”下功夫。胡适的观点恰恰与之相反：如果中国文学的症结是“有文无质”，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当首先针对“文字形式”进行全面变革。因为“‘文字形式’往往是可以妨碍束缚文学的本质的”。胡适认为，梅光迪、任鸿隽等人不能接受工具革命的原因，就在于没能认识到语言作为表意工具的根本地位。因此他直言：“叔永诸人全不知道工具的重要，所以说‘徙于文字形式上讨论，无当也’。”此番争论之后，胡适已颇有底气地认清了文学工具的重要意义。不过，稍显吊诡的是，除援引了几条近代欧洲文学革命者的切实经验——诸如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主张用英语俚语取代贵族语言的乔叟、号召用民间俗语替代拉丁语的意大利诗人但丁，无不通过表意工具的革新来实现民族文学的复兴——胡适并未在学理上交待其工具主义革命视点的生成过程，而仅在自传中以“1916年2、3月之际，我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一笔匆匆带过。与之相互印证的则是《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一文所说，当时对于文学革命问题，“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这个突如其来的“智慧变迁”，以及颇具顿悟意味的“新觉悟”，均指向了文学革命的核心立意：文学革命就是用一种“活工具”替代一种“死工具”的革命；文学史即文学工具的变迁史，古今中外，概莫能是。
胡适治学一向严谨，上述论断又牵涉甚广，绝非几次论辩就能盖棺论定。因此，在结论确立之前，论证途中必有其知识论上的学理支撑。如果循此思路回溯并对照1915年前后胡适对杜威思想的内化进程，便能清晰印证工具主义与胡适白话文学观的学理关联。据目前可见资料，胡适最早接触实验主义是在1914年。在当年1月25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自己近期最为关心的问题是以杜威为代表的“致用哲学”。据其自述，在康奈尔大学求学期间，该校哲学系的“新唯心主义”（New Idealism）学派常常站在“实验主义”的对立面，对杜威等人施以无端批判。但这并未引起胡适对实验主义的抵触情绪，反而激发了他的浓厚兴趣。当时胡适对杜威思想的认识并不全面，也并未提出“实验主义”的经典译法。不过，“致用主义”这一早期译名同样值得关注，它显示了胡适对詹姆斯、杜威等人哲学的最初理解。关键在于，“致用主义”隐含了胡适对“结果”“效用”等哲学特质的重视，与其后来接受的“工具主义”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1915年夏天，胡适发愤研习了实验主义的经典著作，旋即做了两个影响一生的决定：一是在当年9月，从康奈尔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从此追随杜威学习哲学；二是初步树立了实验主义的哲学信仰，并逐渐将其视作生活、治学和为人的根本法则。对此，胡适在日记中笃定地写道：“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响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殊堪玩味的是，此时胡适已悄然将“致用主义”改译为了“实验主义”，显然这是他对杜威思想理解加深之后的结果。相较于“致用主义”，“实验主义”能够更为全面地涵盖杜威等人的哲学内涵。按照胡适后来的阐释，“实验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指向一种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论，所谓实验的方法就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用的方法”，对应英语中的Experimentalism；广义则指代詹姆斯、杜威等人所在哲学流派的总称，胡适认为实验主义“更能点出这种哲学所最注意的是实验的方法”。因此与广义“实验主义”对应的英文词汇则为Pragmatism。在胡适看来，作为总称的、广义的“实验主义”，一并串联缝合了“致用主义”和“工具主义”等多重涵义：工具主义认为，真理、逻辑和知识都不是别的，而只是人们应付环境、解决问题的工具；这个工具是否适用，或者说观念是否为真，不是提出来“作法式上的论理便算了事”，关键在于将工具运用到具体的环境中，去验证实际的效果。此处一方面牵涉着狭义的实验主义科学方法论，另一方面又显示了该派哲学对“效用”的重视：“工具主义”和“致用主义”等内涵，就如此被一并统摄到了“实验主义”当中。在接纳“实验主义”的过程中，胡适强化了其对“工具”和“效果”等哲学品格的重视，并由此促进了他对文学工具革命论的思考。胡适是在何时触及工具主义这一重要维度的呢？恰恰是在他对中国文学革命产生“顿悟”的前夜！1916年1月，杜威分别于《新共和》和《国际伦理学报》发表了两篇关于力量和法律的论文。据胡适回忆，这两篇论文对其产生了“毕生难忘的影响”。论文中，杜威亮出了其经典的工具主义观点，对力量、强制力和法律作了新颖别致的解读。杜威指出，力量不是别的，而只是我们从事实际行动的有效工具；力量的意义在于它能够产生相应的积极效果，否则力量就不成其为力量，而是暴力；强制力即是在力量和暴力之间居间平衡的那个东西，法律就是这样一种强制力：它“是一种能使力量作更经济有效利用的说明书”。杜威这一独特视角，给当时的胡适带来了极大震动，促使其从工具主义的思维理路重新审视自身的知识体系，并直言杜威的论断在1915年到1916年间，给他带来了“新思想的成长”。
上述工具主义的哲学观念，趋于将一切既定存在实用化：不论是自然科学的原则和定理，还是社会科学的发现和真理，经由实验主义的“思想革命”之后，都成了可资运用的工具、手段和方法。同理，以观念形式存在的东西，皆不能漂浮在幽渺的形上空间、脱离现实的生存环境，知识和观念应该成为解决人生问题的工具——文学亦不外如是。这种工具主义的思维方式，为当时深处“文质论争”漩涡的胡适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工具主义思维一旦渗入文学场域，其主张的文学革命便会自然而然地走上一条形式主义路线。因为，文学是为现实人生服务的工具，语言和文字则是指称、表达思想观念的工具，当工具和功用被视为文学的核心范畴，以语言和文字为主导的形式主义观念，便会顺理成章地占据文学本体论的位置。在工具主义者看来，文学只有凭着具体的语言、文字和形式才能显现自身、完成自身。由是，中国的文学革命就这样被胡适逐步化约成了针对表意工具的形式主义革命。这也就合理解释了何以在1916年2月到3月，胡适从思想上对中国的文学革命泛起了那个“根本的新觉悟”：“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
二、实验主义思维术化解“白话入诗”的理论疑难
实验主义思维术是杜威用来破除理论疑难、化解现实困境的科学方法论，其弘旨要义在于用实验印证真伪、以行动检验假说。1916年，胡适已将文学革命的矛头对准表意形式（工具），并逐渐意识到“白话”就是那个“活的工具”。但在面临“白话能否入诗”这一难题时，却遭到梅、任等人的强烈质疑。最终助他摆脱泥淖、明确航向的，正是杜威的实验主义思维术。
1916年2月，胡适还未确定何为“活的工具”，因此一度坦言“那时的答案还没有敢想到白话上去”。而后，他迅速潜入中国古典文学，并据此提出一条以白话取代文言的变革路径。此间，胡适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对中国古代文体的变迁历史进行通盘整理，一举勘破了从《诗经》到离骚、从汉赋到骈文、从古诗到律诗、从诗变为词、从词到曲再到剧本、小说的文体更迭规律——如其所言，这不仅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更是白话俚语逐步取代文言官话、“活文学”替代“死文学”的进化史。至此，胡适方才确信，中国文学革命需要的“活工具”就是白话文，“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到了1916年6月，文学革命的方向日渐清晰，胡适随即开始着手制定中国文学改良的具体方案：其根本要义，就是要“用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要让白话文成为一切文学的工具。不过，计划还未正式推行，便遭到梅光迪和任鸿隽的再度“拦截”。本来，历经此前一年的唇枪舌战，即便立论最为谨慎的梅光迪，也已初步认可白话文学的价值。但偏偏在“白话能否入诗”这一焦点问题上，论辩双方又爆发了空前尖锐的冲突：梅光迪在读罢胡适的白话打油诗之后，讥讽其为“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并在信中正色提醒：“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任鸿隽也写信驳斥：“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友人的严厉批驳，让胡适意识到梅光迪、任鸿隽等人对“白话入诗”的怀疑，其实就是对白话文学本身的怀疑。他们从不承认白话文能作出第一流的文学，认定白话只能用于小说、戏曲、演说辞这些通俗文体。究其根本，仍是中国传统的文类尊卑观念作祟：小说、戏曲皆不足道，只有诗文才是正宗。
面对巨大的分歧，胡适内心顿生苍凉。他本已决心改良中国的文学，但举目四望却不见一个同道伙伴：如果连身边的同学友人都“恶语相向”，又何谈在全国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呢？当此退意萌生、举棋不定之际，胡适再度将目光投向了实验主义，并借此锚定了白话革命的未来方向。1916年7月，胡适笃定地写道：“我决心要用白话来征服诗的壁垒，这不但是试验白话诗是否可能，这就是要证明白话可以做中国文学的一切门类的唯一工具。”其时，在实验精神的引导之下，他逐渐迈出了验证假想、破除疑难的关键一步：打定主意用实际行动来试验白话入诗的可能性。不同于工具主义在核心学理上的支撑作用，此番面临“白话能否入诗”的关键疑难，胡适主要是在思维方法和解题路径上，受到了杜威实验主义的直接启发。
胡适在设计中国文学革命的过程中，始终秉承着实验主义的核心原则：“一切学理都只是一种假设；必须要证实了，然后可算是真理。”针对“白话能否入诗”这一尚待检验的理论假说，他自然抱持更加审慎的态度。胡适指出，白话文在创作小说、词曲、演说辞方面，是足以产生第一流文学的，这是文学史上不证自明的事实；而唯一尚未证明的，即“白话文是否可以入诗”。换言之，“白话文学的作战，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还须用全力去抢夺”。那么，如何破解“白话能否入诗”这一悬念呢？胡适认为：“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谓古之所无，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辈实地试验。”胡适此处主张的“实地试验”，并非简单地用结果印证观念，或以行动检验假说：观念与事实之间的符合不是一次性的工作，而需要循环反复、不断验证。因此，“实地试验”的背后隐含着一整套实验主义解决问题的推演逻辑和方法路径，这恰是胡适破解“白话入诗”难题的关键法门。在1910年出版的著作《思维术》中，杜威对这套实验主义的思考路径进行了系统介绍。他将这种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称为“反思性思维”，并将之与“经过大脑”“联想”和不加批判地接受现成观念的简单思维进行了严格区分。在杜威看来，“反思性思维”是我们在面临某种实际困难或观念分歧之时，“特地寻求一个信念的根据或基础，并且检查支持这个信念的恰当性”的批判性探究活动。杜威将此探究过程分为五步，贯穿从发现问题、思考困境，到提出假说、验证结论，再到解决问题的逻辑链条。在杜威看来，这是我们的“心灵应该对问题敏感并且熟练地掌握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胡适后来在《思想的方法》一文，也将这种解题路径归纳为了五步：（1）困难的发生；（2）指定困难的所在；（3）假设解决困难的方法；（4）判断和选定假设之结果；（5）证实结果。这实际上就是其1916年所言“实地试验”方法论的完整版本。
针对“白话入诗”问题的探究过程，实际上就是胡适运用“反思性思维”排除疑难、化解困境的过程。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白话文学论不过是一个假设，这个假设的一部分（小说词曲等）已有历史的证实了；其余一部分（诗）还须等待实地试验的结果。”总而言之，杜威的实验主义思维术贯穿了胡适从产生疑难到辩驳思考，再到明确焦点、制定策略，最后解决问题的全过程：起先，他与友人在讨论“白话入诗”时，出现了严重分歧，这即疑难的产生阶段，触发其对之开展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继而，胡适主动调取了既往的知识和经验，又细致对比诗歌与小说、戏曲、演说辞等通俗体裁的异同，历经一番沉潜思索，终于明确了疑难的焦点所在：梅光迪等友人之所以不认为白话文可以入诗，一是白话诗作数量偏少，缺乏足够的样本支撑，二是文学史上鲜有诗人全力地、自觉地创作白话诗；至此，通过观察、比较、推理等诸种思维方法的运用，胡适逐步择定了问题的解决路径：“白话入诗”这个问题既然不能光靠历史材料来印证，那就只能依靠“实地试验”来解决；随即，胡适就此敲定了“实地试验”的解决方案。于是，他在1916年的7月26日答复任鸿隽的信件中写道：“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紧接着，又另作一封告别书结束了与梅光迪和任鸿隽等人的“笔战”，“决定努力做白话诗的试验，要用试验的结果来证明我的主张的是非”。在这以后，他的确如其所言那样，开始全力地、自觉地投入到白话诗文的创作中去了。往后的三年，在“实验精神”的引导之下，胡适用白话文身体力行地开展了五言诗、七言诗、词和长短句等各类诗文的创作实验。1917年2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白话诗八首》——继《文学改良刍议》之后，文学革命首度在白话诗领域结出果实：尽管这一时期胡适的白话诗创作尚处在试验阶段，读起来“诗味寡淡”，甚至不像诗，形式上亦未能完全摆脱古体诗词的束缚，但此举开诗坛一时风气之先，其文学史意义不容忽视。1918年，胡适的尝试引来一众同志伙伴的积极响应：同年《新青年》第四、五卷开设白话诗专栏，除胡适之外，沈尹默、刘半农、陈独秀、俞平伯、鲁迅、陈哲衡、李大钊等一众新文学主将，纷纷发表白话诗以示支持。随着创作队伍逐渐扩大，新诗的艺术水准有所提升。1919年8月，胡适将数年的“实验成果”结集成册，并将其命名为《尝试集》，作为“新诗第一部个人诗集（别集），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两年内就连印四版，销售一万册”。“尝试”二字虽直接取自陆游诗句“尝试成功自古无”，但究其内在精神，又确实与实验主义所主张的思维方法脱不开干系。
三、实验主义进化论奠定白话文学的现代性意义
胡适白话文学观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文学工具的改良方案，还在于他从根本上奠定了白话文学的现代性意义。为此，他主要采取了两种手段。一是白话入诗入文的实地试验；二是重点援引进化论的理论支撑，即胡适所谓的“文明进化之公理”。在《〈尝试集〉自序》中，胡适说道：“那时影响我个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说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这个观念是我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理论。”这里所言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亦有正式交待：“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简言之，既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那么“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今日之第一流文学，当属白话文学——此即胡适通过“历史的文学进化论”奠定白话文学正宗地位的基本思路。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胡适曾先后援引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思想资源，而实验主义本身又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因此，考察胡适的文学进化论，一方面牵涉胡适对达尔文、赫胥黎的接受，另一方面又涉及杜威等实验主义者对进化论的化用，及胡适在接受杜威之后，对生物进化论的创造性转化，继而一并将其运用到文学领域的曲折进程。表面上看，胡适将进化论视作“公理”，似乎有违实验主义的行事原则；但往深层追究，进化论和实验主义都强调以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二者在学理上有相通之处。按照学者的概括，经“哲学改造”之后的实验主义“不是以不变应万变，而是以变应变”的智慧。因此，《文学改良刍议》中所谓“进化之公理”，并非力主打造一种解决问题的“万能公式”，恰恰是借“公理”之名凸显其对变化、语境和历史等观念的重视，这种精神品格与实验主义一脉相承。只是，即便当前学界对胡适文学进化论的研究已然颇多，但在追溯其理论渊源时，往往囿于达尔文、赫胥黎等人，而杜威实验主义与文学进化论的内在关系则尚待厘清。严格来说，胡适“历史的文学进化论”，是他的实验主义与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进化论思想，在中国文学革命这一问题上糅合熔铸之后的产物。即是说，要廓清胡适文学进化论的发生理路，绝不可忽视杜威及其实验主义思想的重要作用。
从时间上看，胡适接触进化论远早于实验主义。据《四十自述》记载，早在1910年以前，胡适在上海澄衷学堂求学之际，就曾读过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并一度将“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和进化的观念”视作拯救近代中国的“起死之神丹”。而胡适对实验主义的接受，则至少是1914年以后的事。那么，杜威实验主义在文学进化论的生成过程中起到了何种作用呢？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进化论是一种生物学理论，要将其运用到思想文化领域，仍然存在跨界转换的困难。因此，即便胡适较早接触进化论，但完全将其内化到自身的思想理路之中，并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应用”，恰恰是在其接触实验主义哲学之后。个中关窍在于，实验主义本就深受进化论影响，杜威等人将进化论的自然科学理念，完满地熔铸到哲学和思想领域，一举解决了自然科学与哲学思想之间的转换困难。这无疑为胡适在文学领域运用进化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意义。此处牵涉的首要问题，即杜威等实验主义者对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接受。杜威在《达尔文主义对哲学的影响》曾经论及，达尔文学说中“物种”和“起源”的概念，将一切追求先在、永恒和实体的哲学引入流动和变化的语境中，导致那种追求终极目标的观念瞬间被这一注重变化的学理所撼动了。由此，进化论给实验主义带来两种启示：其一，它教导实验主义者用一种变化和发展的历史眼光看待世界，否认了超脱于历史之外的绝对真理和永恒存在；其二，它为实验主义注入了一种渐进的、改良的进化论眼光。事物的变化和发展有赖于自然的层层累积，人类有意识的实践和行动能够控制事物朝利于有机体的方向发展。此种强调相对性的起源、工具化的真理及重视渐进改良的总体意见，便构成了实验主义的基本观念。
其次，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方面支持了杜威的哲学，另一方面，深受进化论影响的实验主义，经胡适的内化和吸收，又反过来催化、促进了其文学进化论的生成。这即意味着，胡适的文学进化论并不完全是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生物学理论在文学领域的直接运用，而是经过实验主义的“转化”和“催生”之后的间接结果。因此，胡适的文学进化论不是生物进化论在文学领域的简单翻版，而是一种沾染了浓重的实验主义哲学色彩、极为重视“效用”和“后果”的实验主义文学进化论。因此，文学进化论的生成过程，实际上是生物进化论渗入哲学领域，继而又被胡适转化、应用到文学现场的过程。胡适的总体思路，是将实验主义与进化论的思想一并融合进文学领域，形成所谓“历史的文学进化论”。简言之，就是主张用进化论的历史眼光与实验主义注重“效用”的工具主义观念嫁接结合，借此敲定衡量“今世文学”的今世之标准，继而从理论上确证白话文学的正统地位。所谓历史的文学进化论，首要主张是用变化和发展的历史眼光看待文学，否认亘古不变的“第一流文学”之标准。与之针锋相对的，则是当时主张“作文必法马、班、韩、柳”的古文家。对此，胡适指出：“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胡适赞成历史性、反对古文家，正是因为古文家将“马班韩柳”奉作放之四海皆准、推之百世不悖的绝对权威，忽视了文学的历史性和相对性，而不知“韩、柳在当时皆为文学革命之人”。以历史的进化论眼光看来，“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缺乏历史进化观念的复古人士，其根本症结就在于“虽是‘今人’，却要做‘古人’的死文字；虽是二十世纪的人，偏要说秦汉唐宋的话”。
按照历史的文学观念，既然“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那么，到底何为今日之文学呢？又何以证明白话文学乃今世之文学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再次将目光投向实验主义，将杜威尤为重视的“效用”观念融入文学进化论，从而将其改造成为注重“效果”的进化论版本，并借此论证白话文学的合法地位。这一点，胡适早在1916年6月的日记中就已显现端倪，他当时明确说道：“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此处胡适未能给出判断“进化/退化”的明确标准，因为按照历史的文学观念，这个标准本身也只能是历史的。因此，胡适只是利用进化/退化的二元结构，在文言/白话、死文学/活文学、古/今之间形成鲜明对峙，以强化自身的理论立场。直至胡适将注重“效用”和“后果”的实验主义哲学原则引入文学进化论之后，才由此真正树立衡量白话文学的“进化”（抑或进步）的确切标准。正如他所强调的那样：“文言的文字可读而听不懂；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凡演说，讲学，笔记，文言决不能应用。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此处胡适一语道破了白话优于（或进步于）文言的根本原因：白话较于文言易读易懂、功能更全、应用更广，这是我国“今日之所需”，它既是检验文学是否进化的“历史之标准”，亦反映了实验（实用）主义一贯主张的“效用”原则。由是，历史的进化论观念就这样与实验的效用主义学理紧密地咬合在了一起。
一旦实验主义的“效用”观在文学进化论中站稳脚跟，白话文学作为今日之文学的合法地位，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就能够解释，为何胡适一个劲儿地推行白话文，有时几乎已到“偏激”的地步，以至于他直言不讳地说：“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此话稍显绝对，但从学理上说，无非是文学进化论和实验的工具观、效用论在起主要的支撑作用：白话乃文言之进化，是“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的“活文字”，只有“活文字”方能产生“活文学”，此即胡适以效用为衡量标准的文学进化之公理。
当然，由于实验主义本就深受进化论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辨析胡适文学进化论的过程中，有时很难区分哪些观念源自达尔文、赫胥黎，哪些源自杜威。诸如文学进化论的改良主义维度，按照胡适自己的说法：“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因之，“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这种强调一步一步地积累、一点一滴地改良的进化观，胡适曾直言源自实验主义。但进一步追溯，它又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有着密切联系。可以确定的是，胡适的“文学进化论”的确是在接触实验主义之后方才盖顶完工。即使在此之前，他对进化论早有关注，但生物进化论尚未直接转换到文学领域，而是经过了实验主义的“二度加工”。个中关键在于，白话取代文言的进化论观念，需借助实验主义的工具观、效用论，才能将进化的焦点、衡量的标准，锁定在文学工具及其应用效果之上。如是，“文白之争”才由一个纯粹的形式主义难题，逐渐扩容为了新文学与旧文学、活文学与死文学、革命的文学与封建的文学之间的竞争角逐。白话文学革命的现代性意义就此自然而然地彰显出来。
四、结语
探究五四前期胡适白话文学观的学理源头，并非旨在对过往的文学史事件进行知识学意义上的“文献考古”，亦非主张对一种西方思潮及其跨文化传播的影响路径开展线性考察。本文的核心旨趣，是冀望以胡适为抓手，从学理层面为白话文运动这一重要文学史事件，开掘一条从西方资源出发，反向探入本土语境的省思进路。要言之，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演进和发展，既有本土文化现代化的源源动力，又有外来思想的介入参与；结合具体的本土文学史事件，整理并伸张外来资源的积极潜能，剔抉并反思其中的负面效应，是为本文题中之意。上文紧扣实验主义与胡适白话文学观的学理源头问题，重点整理了实验主义在学理层面对胡适及中国白话文革命提供的积极意义。与此同时，实验主义在白话文革命中埋下的负面线索亦可由此引出。时下，诸如实验主义的科学思维术仍可适当发扬，但由其衍生的庸俗工具主义、功利主义思维及线性进步观念，则应辩证扬弃。扼住具体的文艺思想史个案，并对其中的外来思想加以逐一厘清，应能切中所谓“一点一滴进化”之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