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26年，刊载于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的《共产主义原理》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中译本，译者是柯柏年。该文本的翻译、刊发是中国共产党加强理论宣传教育与开展编译工作的直接成果。经相关史料分析与文本比较，柯柏年中译本的参考蓝本确证为英文版本。该中译本随《人民周刊》的发行在中共党员、团员和“非同志”之间传阅，传播面广泛，对大革命的推进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 《共产主义原理》；《人民周刊》；柯柏年；中共广东区委；大革命
《共产主义原理》是恩格斯在1847年10月底至11月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草案，是一份有关无产阶级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共产主义原理》的德文原版在恩格斯生前并未发表，直到恩格斯逝世后的1914年才首次以小册子形式公开发行。俄国二月革命后，《共产主义原理》第一次用俄文翻译出版。
就《共产主义原理》的中译本情况看，目前国内发现的1949年之前的中译本主要分节译本、全译本两类。节译本包括：高希圣等节译本，节译了原著第六、七、八、九、十这几个问题，篇名为《奴隶，农奴，手工业职人，工场手工业劳动者，无产者》，在1930年6月的《马克思学体系》一书中发表；刘济訚节译本，节译了原著第六、七、八、九、十这几个问题，篇名为《奴隶、农奴、手工业伙计、工场手工业劳动者，普罗列塔里亚》，在1930年10月的《社会进化的原理》一书中发表。全译本包括：潘鸿文全译本，篇名为《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宣言初稿》，在1930年3月的《马克斯主义的基础》一书中发表；彭汉文全译本，篇名为《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宣言初稿》，在1939年3月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一书中发表；林若全译本，1949年7月1日以《共产主义原理》为书名，由上海民间出版社出版。但我们最新发现，中共广东区委（以下简称“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所载的《共产主义原理》中译本比高希圣、潘鸿文两份中译本的出版时间更早，应为目前所知最早的中译本。该译本以《共产主义原理》为篇名，分为三个部分在《人民周刊》1926年出版的第29、32、33期先后刊载。本文拟考证并分析该译本的著者与译者、出版背景、参考蓝本、中译本发行及阅读效用等情况，从而深化对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中国传播情况的研究。
一、著者“英格士”与译者“李春蕃”“春蕃”的甄别
1926年，《人民周刊》第29、32、33期先后刊载的《共产主义原理》，署名字样分别为“英格士”“英格士原著 李春蕃抄译”“春藩译”（“藩”通“蕃”，引者注）等字样。
从著者来看，“英格士”是恩格斯的中译名。《人民周刊》以《共产主义原理》为篇名的中译本，与恩格斯于1847年所著的《共产主义原理》文本内容大体相同。当时恩格斯的中译名有“恩格思”“野契陆斯”“隐垓”“嫣及尔”“因格尔斯”“恩极尔斯”“英盖尔”“英格士”“焉格尔斯”“燕格尔士”“燕格士”“昂格思”“昂格斯”“因格斯”“英哲尔士”“安格尔斯”“恩格斯”“因额罗斯”“因格尔”“盎哲尔斯”“因革尔”“恩格尔斯”“英格尔”等。《人民周刊》上的“英格士”就是恩格斯。
从译者来看，“李春蕃”“春藩”分别是柯柏年的本名和笔名。柯柏年（1904—1985）系广东省潮州府城区（今潮州市湘桥区）人，本名“李春蕃”。大革命失败后，他以“柯柏年”为常用名。1922—1926年间，柯柏年发表在《旅沪潮州学生会杂志》《民国日报·觉悟》等报刊上的文章，如《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做一个社会主义者？》《在社会主义下的个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改良与革命》《帝国主义》《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以及出版的翻译著作《哥达纲领批评》《帝国主义浅说》，署名标注为“李春蕃”“丽英女士”等本名或笔名，抑或在文末标“春蕃附注”等字样。柯柏年生前称，1926年之前他的译文有时用本名“李春蕃”发表，有时用笔名“马丽英”发表，有时也用其他笔名。
从与《人民周刊》的关系看，柯柏年参与过《人民周刊》的编辑工作，并与主编张太雷及作者邓中夏、恽代英、彭述之关系密切，他们是柯柏年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期间的老师。1926年春夏之交，柯柏年被党组织调往广东区委工作。北伐开始后，柯柏年被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留任，负责筹建干部培训学校、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协助张太雷编辑《人民周刊》等工作。
既有署“李春蕃”“春蕃”等本名、笔名以翻译发表马恩原著的习惯，也有参与《人民周刊》编辑工作的经历，与《人民周刊》的主编及作者关系密切，这是推断柯柏年在《人民周刊》上用“李春蕃”“春蕃”等本名、笔名翻译发表《共产主义原理》的证据。
二、《共产主义原理》中译本诞生的历史背景
《共产主义原理》刊载于《人民周刊》1926年10—12月间，正值大革命中后期。中共中央关于党特别是广东区委应加强理论宣传工作、加强党的宣传教育的指示，是柯柏年翻译出版《共产主义原理》的重要原因。
其时，随着大革命的进行和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面临如何发展与巩固党组织，从而最大限度地发展工农群众运动、在北伐后方的广东开展活动等问题。1926年7月，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必须走“由工农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推动资产阶级，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的道路。为此，必须将“群众的党”与“有很好的组织”作为党组织的发展任务。
但此时党在发展中存在诸多缺点，如党员数量增加而“质量确是退化了”，“理论的宣传非常缺乏”。与此同时，“革命的基本力量”——工农群众和“急进的知识者”，“在组织上尚需要普遍的发展，在思想上尚不脱封建宗法社会的束缚”。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加强理论宣传，将《新青年》定位为“中央理论机关报”，并将党内有限的理论力量暂时集中于《新青年》，以“适应革命的思想斗争之急需”，同时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亟应开始翻译“理论的译著，应先定一最小限度的计划，大致应当编译可以继续共产主义ABC的书籍”，且要求各区委、地委每月须按期报告宣传工作的情况。
中共中央还特别强调，广州应开展“俱乐部研究会等理论宣传工作”，“使同志在党外吸引非同志对于我们的理论注意”。此后，中共中央又明确广东区委年内宣传教育工作的任务是：对外须宣传和引导工农群众参与地方政治斗争，发展广东省的民主政治运动，同时以广大的工农群众去充实国民党左派力量；对内则要教育培养“党的及职工运动的下级干部人才”等。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伊始就很重视理论宣传工作，创办党的机关报刊，并成立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专门机构，如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等，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发展我们党的机关报”，并将“编辑通俗的小册子歌曲等，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作为“文字上的宣传和鼓动的根本职任”。就广东党内情形看，当时广东革命力量相对薄弱，党员文化程度低下，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了解程度与实际运用水平不高，再加上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发生后，许多党员心生恐惧，产生退却心理。
基于上述情形，广东区委将理论宣传教育摆在工作第一位，用以指挥引领广大工农群众参与革命，助党尽民族革命运动领导的责任。1926年9月28日，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指出，广东区委的党组织力量已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必须给予同志们“切实的教育与更好的训练”，才能继续“在广东领导一百万以上有组织的工农群众，为求工农群众生活之改良及民族解放运动之巩固与发展，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革命派奋斗”。10月中旬，广东区委继续强调党的理论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区委宣传部长发文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家的理论，它不仅能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使其成为“独立的阶级——有意识能争斗底革命阶级”，还能帮助党“决定斗争中之正确的路线”，亦能“团结革命分子为坚强的党”。中国共产党要完成“由国民革命达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使命，就必须“注意党中理论底问题”，注意用丰富的理论应对当前中国复杂多变的革命环境，用“好的理论”“定出好的政策”去领导工农群众，“巩固群众的组织”。最后，他就“理论之重要”这个意见下结论：“党应加重党底教育工作，党员应热烈接受党底教育并自动地努力在各方面去学习。”
此时，广东区委宣传部还“为供给同志以革命理论和实际斗争经验起见，特于宣委中决议从事编译工作”，陆续制定并落实编译计划。赖先声回忆：“一九二六年劳动节以后，是区委对党员，特别对罢工党员（及罢工工人群众），进行基础教育的时期。”为加强理论宣传，《人民周刊》从第26期起“专载纯理论之附刊半张”，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与党的政策。从10月29日第29期起，该刊刊载了由恩格斯著、柯柏年翻译的《共产主义原理》中译本。
当然，柯柏年翻译发表《共产主义原理》离不开其个人认识。一是柯柏年了解《共产主义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中国编译史上的空缺情况。《共产主义原理》是恩格斯用德文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草案，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二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共产主义者同盟，并试图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工人运动。1847年10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托恩格斯起草一份同盟纲领，《共产主义原理》就是这一纲领的草案。《共产主义原理》阐明了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历史的发展决定了无产阶级必然完成埋葬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使命等理论。作为当时在国内流传甚广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三大经典”之一——《共产党宣言》的前一稿，《共产主义原理》在《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接受过革命理论训练，“对于科学的社会主义又素有研究”的柯柏年，自然了解《共产主义原理》的价值。同时，当时国内还没有《共产主义原理》的中译本。翻译出版《共产主义原理》，既符合党要求编译类似《共产主义ABC》理论著作的要求，也将填补党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史上的空白。
二是柯柏年认识到《共产主义原理》有重大的教育宣传意义。《共产主义原理》作为一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工人运动的纲领草案，采用教义问答形式，蕴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语言简洁明了、逻辑清晰明确，没有烦冗晦涩的学究气息。它的内容符合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工农群众以完成国民革命的要求，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提供较充分的文献依据，并能在艰苦的革命环境下教育和团结党员，促进其革命意识的觉醒，推进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和革命事业的前进。
三、首个译自英文的中译本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相继从日本、苏俄、法国、英国、美国等多个渠道传入中国，柯柏年的《共产主义原理》参考蓝本应为英译本。这可从柯柏年本人的英语翻译能力及翻译经验、以往获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渠道、《共产主义原理》英译本的出版时间、《共产主义原理》柯柏年译本中的英译中痕迹等诸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柯柏年在1926年之前已具备较熟练的英语翻译能力，拥有较深厚的英语翻译经验。早在1919年秋以前，柯柏年在广东汕头的美国教会学校礐石中学念书时就已接触英语教育。1919年秋转学至上海沪江大学中学部以及1922年秋升学至沪江大学后，他又接受了数年系统的英语训练。在翻译《共产主义原理》前，他已熟练掌握英语，学习并翻译了不少英文版的社会主义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翻译马恩著作之前，已译过一些东西，积累了一定经验，所以我才敢以自己的并不高的英文水平翻译几本马恩的著作。”他早在沪江大学中学部学习时就有翻译马恩原著的想法。当时，他在阅读英文版《资本论》第一卷时发现：“马克思自己写的著作反而比别人所写的介绍性的和解释性的著作更容易懂、更有吸引力。”后来，他相继翻译或摘译了《在社会主义下的个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及考茨基的《社会革命论》（前半部）等有关社会主义的英文著作，也翻译过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前六节）与《农业税的意义》、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不含导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等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史实证明，柯柏年英语翻译能力是突出的，他所翻译的马恩著作中，“流传最广的一本书”是参照三种英译本译出的《哥达纲领批判》。毛泽东很喜欢这本书，经常引用该译本中的“资产阶级法权”一词。
其次，柯柏年掌握了获取英文版社会主义书籍的多种途径。他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定了一份美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工人日报》及其星期增刊”，向美国左翼出版社代表——查尔斯·H.克尔出版社购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英译本，向纽约兰德社会科学学校附设的书店购阅美国出版的各派社会主义著作。其中，他关注的查尔斯·H.克尔出版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翻译出版过最早的英文版马克思《资本论》三卷本，还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法兰西内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英译本。柯柏年曾从该出版社购买一批包括《资本论》在内的书籍。这家出版社也是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购买英文版社会主义书籍的主要渠道。据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山边健太郎回忆：“从明治时期到大正时期，日本的社会主义书籍都是从那里来的。”一旦在所订阅的英文新书刊的阅读过程中“有所得”，柯柏年“就赶着试译出来，投登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1924年，柯柏年以《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为篇名在《民国日报·觉悟》上翻译发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就是因为事先获取了爱德华·艾威林（Edward Aveling）的英译本。1925年，他又参照自己收集到的三部英译本，以《哥达纲领批评》为书名顺利翻译出版了《哥达纲领批判》。
再次，《共产主义原理》英译本的出现及其传入中国的现实可能性为柯柏年获取参考蓝本提供了可行性条件。目前，国内学界对《共产主义原理》英译本的翻译出版情况鲜有提及。实际上，1914年《共产主义原理》德文原版出版后，其英译本也随之出现。1914年7月至1915年1月，《共产主义原理》首次用英文发表在伦敦的《平民杂志》（The Plebs-Magazine）上。1925年，美国芝加哥的工人日报出版社（The Daily Workers PublishingC°）又出版了《共产主义原理》的单行本。在随后的几年里，《共产主义原理》又与《共产党宣言》一起出版了好几次。当时，英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已有传入中国的渠道。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考察分析，“1920年下半年以后传入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并非直接来自苏俄，而是来自欧美的英语文献”。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在回忆1926年秋入学北京大学后的情景时表示：“凡是当时北京可以买得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均为英译本，中译本极为少见）……”由此可知，《共产主义原理》英译本在英、美等国的出版发行与英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传入中国的现实，为柯柏年获取并参考《共产主义原理》英译本提供了可能。
最后，柯柏年的《共产主义原理》中译本带有英译中的痕迹，是支撑其译自英文的有力证据。第一，从著者名与个别单词的译法看，柯柏年采用了英语音译。例如，柯柏年明显是根据“Frederick Engels”之“Engels”，将恩格斯之名译为“英格士”。这一人名译法在第29、32期中分别以“英格士”“英格士原著”字样出现。再如，柯柏年在《共产主义原理》第十一个问题的回答中把“行东”或“行会师傅”术语译成“基尔特主人”。这一术语与当时其他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翻译明显不同，譬如同一时期广泛传播的由陈望道从英、日两种译本翻译而来的《共产党宣言》用的是“行东”一词。1919年，陈博贤根据河上肇日文本摘译《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时，则将其译为“同业组合的头儿”。显然，柯柏年用的“基尔特主人”一词中的“基尔特”，并未参考业界流行且广泛使用的翻译术语，而是直接采用了来自英文单词“guild-bur-ghers”中“guild”的音译。第二，从该译文的术语译法来看，柯柏年使用的“劳动力”“中等阶级”“私有财产”“生产机关”“生产品”等术语，体现了柯柏年本人英译中的习惯译法的沿用。如柯柏年在《共产主义原理》译文中采用了术语“劳动力”，即“无产阶级……其生活资料之获得，完全是由出卖其劳动力；其命运之好坏，其生死存亡，是依赖于社会对劳动力之需要……劳动力是一种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之生产底成本，即是维持工人生活的必需品之最低数量……劳动力底价格，或工钱——是工人生活所需之最低限度。生意有时好有时坏，工人卖其劳动力所得，也就有时多有时少。”早在1925年，柯柏年对照英译本翻译《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时也使用了该术语，原文为“资本家就是照市场底商品全价值，购买他底劳动者底劳动力，他所榨取出来的价值，也多过他所偿付的”。
实际上，柯柏年采用的个别术语译法与当时广为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术语译法迥然不同。以当时译自英、日两种译本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为例，陈望道翻译类似语句时用的是“劳动”一词，原句为“但是商品底价值，总是跟着产出费涨落的；劳动也是一种商品，自然逃不出这个定理；所以工作越发简单，工资也就越发减少”。这证明柯柏年的翻译和陈望道的翻译并非出于一途。柯柏年对“劳动力”一词的应用，明显与其接触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先后顺序有关。他在翻译《共产主义原理》前已经先后阅读过英译版的《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认同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之后的著作中的观点，进而影响了他对《共产主义原理》中“劳动”与“劳动力”的分辨与区别，所以才有对“劳动力”概念的一再套用。
此外，柯柏年采用“中等阶级”一词，将《共产主义原理》第四个问题的回答末尾一句话译为“中等阶级——尤其是小企业家，乃日趋灭亡”。经查实，他早在根据英译本翻译发表《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哥达纲领批评》时就使用了“中等阶级”一词，如“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已不再为从前那安定的中等阶级，而是人民中最动摇不定的，现在最受束缚的，技术职工和小店主”，“中等阶级若觉得自己将坠入无产阶级时，也会革命”。
再如，柯柏年应用了术语“私有财产”来翻译《共产主义原理》第七个问题的回答中的最后一句话，即“无产者要求解放，就非废除一切私有财产不可”。同样，在根据英文本翻译《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时，柯柏年就已将“privateproperty”译为“私有财产”，如“欧文以为社会改良之障碍，大的有三，即：私有财产、宗教、和现行婚姻制度”。
无独有偶，柯柏年还用术语“生产机关”“生产品”翻译了《共产主义原理》第八个问题的回答中的第三句话，即“无产者却没有生产机关，是使用着属于他人的生产工具，为生产工具之主人工作，获得生产品之一部，做为他劳动之报酬”。而他在《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哥达纲领批评》中亦多次使用过“生产机关”“劳动的生产品”或近义词“劳动底生产物”，如“至于‘劳动的生产品’、‘平等的权力’这一类的话，后面还有引述，到彼处再说”，“从前劳动工具之所有者，自己领有其生产物，因为大概这是自己之生产物，而他人之助力是例外的。现在生产物已不是他劳动工具所有者底生产物，而全然是他人之劳动底生产物。但劳动工具之所有者，还占这生产物为己有。这样，社会产生的生产物，并不属于那些在实际上动用生产手段生产商品的人，而却归属于资本家”。
由以上各方面可确证，柯柏年的《共产主义原理》中译本是由英译本而来。但是，柯柏年的参考蓝本究竟只有一本，还是有两本或多本？是取自单行本、报刊文章，抑或二者均用？这些就难以确证。
四、中译本的出版发行及影响
1926年，柯柏年的《共产主义原理》中译本分3个部分，在《人民周刊》第29、32、33期刊载。恰在柯柏年《共产主义原理》中译本刊发前后，即1926年12月《广州民国日报》六次刊发了《人民周刊》的一则说明，这则说明同时也刊登在《人民周刊》第34期，其中言及：“本刊出版以来，备蒙各界热烈欢迎，每期销数，已达二万余份，现各方索购本报者，纷至沓来，苦无以应。”根据这则说明的文字，有理由认为2万余份即为柯柏年《共产主义原理》中译本每部分的发行量。但每期2万余份的发行量是否真实可靠，还需要进一步确证。
《人民周刊》是广东区党员、团员的“必阅”刊物。广东区委明确指出，“应对于一般识字的同志施行强迫办法”，使其必须阅读《人民周刊》。团广东区委也要求所有团员研究《人民周刊》，并要求各支部书记或组长特别注意监督、调查团员的研究情况。对于一般文化程度低、不识字的党员、团员，广东区委与团广东区委则采取例行的会议讨论方式，加深各党员、团员对刊物重要文章的了解。据统计，1926年9月，广东区党员人数为5039名，到1927年2月增至8000名；1926年5月20日，广东区团员人数为2248名，7月为2500多名，至1927年5月已发展到5500名。参照这些数据，《人民周刊》的覆盖面是宽广的，阅读了解《共产主义原理》的人数不少。
在这些组织性阅读之外，《人民周刊》的对外发行量也算可观。广东区委、团广东区委规定各党员、团员有向“非同志”推销《人民周刊》的任务，还委托省港劳动童子团、海员工会童子团等这类革命团体的成员到各集会场所、繁华街头、大公司门口、进港或离港的轮船等各处去推销《人民周刊》。代售《人民周刊》的各书店、书报代派处，以及各学校，如中共北江农军学校、地委或支部所在地的若干中学与小学，也是“非同志”购阅该刊的重要渠道。
《人民周刊》的发行并非囿于广东一隅。从地域分布来看，《人民周刊》公布的代售处遍及北京政府时期的15个省级行政区划、特别区域与直辖市，即广东、广西、云南、湖南、湖北、四川、浙江、福建、北京、上海、安徽、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此外在香港地区也有代售。其时，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确已延伸至这些地方，随着党组织的发展，《人民周刊》的影响力日渐扩大。作为《人民周刊》内载文章的《共产主义原理》自然随着该刊影响力的增强而传播渐广。
《人民周刊》虽是广东区委的机关刊物，但值此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要人廖仲恺、汪精卫、何香凝、甘乃光等亦曾在此刊物上发表文章；刊文内容不仅包括国内外即时报道、时事评论，中国共产党之理论、政策、策略、指令等，共产国际和苏俄的革命理论与实践经验，也包括国民党方面的报告文稿，以及国共合作的消息等，它的影响力是广泛的。刊载于《人民周刊》上的《共产主义原理》中译本，其阅读效用直接关系到党的理论宣传教育成效。它的发表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助益于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共青团团员通过对《共产主义原理》的阅读学习，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提升了理论素养与运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广东区的党员、团员在广东区委、团广东区委的强制要求、自身阅读兴趣等因素的驱使下，阅读《共产主义原理》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吸收《共产主义原理》中的基本原理、基本思想，积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训练了科学的理论思维，也增强了自身的政治素质与理论素养，有了确定的社会思想与政治主张。甚至许多后来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开会学习时只以共产主义类的书刊为其讨论资料。
对于一批文化程度低、理论基础弱的党员与团员而言，他们在阅读过程中感悟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真理性，认识到共产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随即，他们在实践工作中大力发动、组织工农群众，为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时任团广东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的区梦觉后来回忆称，这一时期团广东区委对团干、团员的教育训练，“对于提高团员干部的思想觉悟，掌握团的基本知识，提高团的组织观念，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些团员干部学完后，又回到原单位开展工作，积极发展团员”。
一批“非同志”，如中国国民党党员、社会一般青年也了解甚至认同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加入到革命阵营中来。国民党党员丁鸿诰表示，将始终承认“共产主义的本质是革命的，确是解除资本主义的痛苦的一种革命主义，我们绝不会反对共产主义”。国民党党员廖明肃甚至认同了共产主义思想，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等同，认为三民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批评国民党内存在的“以为非清一色的国字号，就不能革命，存着排除共产党党员的心思”的国民党党员。
热衷于对共产主义作系统研究的革命青年将《人民周刊》作为研究共产主义必阅的入门刊物，“《人民周刊》在一般群众中影响极深”。通过对《共产主义原理》等马克思主义文献的阅读学习，许多青年在对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各种思想和学说的比较与鉴别中，逐步认同并接受了共产主义。其中，很多在三民主义旗帜下的革命青年甚至因“信仰和努力于超时间性的主义”——共产主义而招致批评，甚至被指认为“反革命者”。中国共产党占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舆论高地，国民党方面明确感受到了理论的压力，于是有国民党党员抱怨道：“只许你们讨论什么什么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却不许我们稍为说说三民主义？……怕世间上没有这种不平等的事情吧！”也有国民党党员称：《人民周刊》“只是为共产主义而宣传”，犹如“思想界的墓沙里尼”，“我们受不过他的压迫了”。
结 语
由恩格斯著、柯柏年翻译的《共产主义原理》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中译本。它之所以能够被翻译并刊载于《人民周刊》杂志，既与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理论宣传教育的指示和开展编译工作的引导有关，也少不了柯柏年个人翻译动机的影响。
当然，《共产主义原理》的翻译离不开其英译本的文本支撑。熟练的英语翻译能力、较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英译中的经验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英译本多条获取渠道的掌握，使柯柏年具备了以英译本为参考蓝本进行翻译的主观能力。同时，《共产主义原理》英译本在1926年前相继在欧美国家的翻译出版为柯柏年的翻译提供了客观的必要条件。此外，柯柏年译本中采用的英语音译及柯柏年以前的英译中习惯译法，也是判断其参考蓝本为英译本的重要证据。
翻译完成后，柯柏年的《共产主义原理》中译本在《人民周刊》刊发，传播范围广泛，在广大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共青团团员以及“非同志”中传阅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助益于革命事业的发展。柯柏年的《共产主义原理》中译本从产生、出版发行到实现文本社会价值的过程，对当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与传播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