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刊发我院张浩教授文章《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塑》
【作者简介】张浩，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博士，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以‘两个结合’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23ZDA006)阶段成果。
【摘 要】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丰厚文化土壤。从连续性而言，中华文明呈现于地理疆域、语言文字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的整体一致和绵延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淀了历史底蕴和文化资源；从创新性而言，中华文明赋予中华民族在物质生产、思想文化、制度建设等方面的进取精神和无畏品格，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了前进动力和发展活力；从统一性而言，中华文明体现在政治实践、情感认知、利益诉求等方面的团结一体和深度融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了价值共识和情感认同；从包容性而言，中华文明彰显在民族分布、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等方面的求同存异与和谐共处，造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元样态和开放品格；从和平性而言，中华文明所蕴含的交通成和、共生并进、保合太和的交往理念和处世智慧，培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国气度和担当格局。
【关键词】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的是人们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认知、评价和认同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民族向心感情、责任意识及自觉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塑造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华文明因其拥有强大凝聚力和文化感召力，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根柢作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贯穿和蕴含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基因与生生不息的思想支柱。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不仅涵养和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存在的生成和发展，而且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形塑提供了文化势能和精神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在新征程中，要聚焦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入探究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向，不断增强全国各族人民对国家、民族、文化、道路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一、突出的连续性：积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底蕴
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累积了深厚的历史底蕴。正是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这种长期稳定的连续发展性，促使中华民族在面对各种艰难险阻和时代挑战时，能够保持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风貌，共同守护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华文明的赓续属性，滋养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意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蓄积了源源不断的文化叙事资源。
（一）疆域稳态延续奠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续基础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结构中，疆域意识是重要组成部分，而疆域意识的形成源自地理疆域和国家格局相对稳定的历史实际。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所栖息的地理疆域虽历经局部的变迁，但总体上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费孝通先生曾对中华民族的地理疆域进行了分析：“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广袤的土地为各民族提供了稳定的生存与繁衍空间，使得不同民族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发展自身独特的文化、经济和社会体系，为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与相互依存创造了可能，是共同体意识萌芽的土壤。追溯中国历史，从秦汉起，中央王朝的疆域在商、周两朝的基础上有了较大扩展，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明相互交融，共筑生存空间文明图景。自秦朝开始，从空间以言“天下一统”成为“大一统”的衡量指标与重要内涵。之后，王朝虽历经兴衰更替和格局变迁，但其统治的核心疆域逐步趋于稳定。具体体现在纵使朝代轮替更迭、政权分合不定，甚至出现割据混战的复杂局面，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地理空间，尤其是中央王朝掌控的关键腹心地带，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主要地理单元，其基本范围保持了相对稳定而并未发生颠覆性重构。在这种相对固定且连续的地理疆域内，多样化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出了农耕经济、游牧经济、农牧混合经济等不同的经济形态。这些经济形态天然地存在互补性，各民族通过贸易、交换等形式开展经济交流，逐渐形成了紧密的经济联系网络。在长期的经济互动中，各民族彼此的利益相互交织，民族间的沟通与合作得以不断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萌芽并不断强化。
（二）语符互通演进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往纽带
语言文字记录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是连接中华民族古今文化的桥梁。从未中断的语言文字，是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形成的重要载体。正如马克思强调：“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通用的民族语言能够对民族认同产生重要影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从语言方面来看，虽然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的语言在语音、词汇和专门术语等方面有着明显差异，但其语法结构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语言形成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中，后一个历史时期的人们可以沿着前一个历史时期的语言习惯来理解更早历史时期的语言文化，这不仅加深了对以往历史时期语言文化的解读理解，而且还培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共有的文化基因。随着实践发展，汉语逐渐成为通用语言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普及和使用，成为不同民族之间交流信息、交换思想、洽谈贸易、合作共事的主要工具。无论是在繁华都市的商业往来中，还是在偏远乡村的民俗交流里，汉语都能打破语言障碍，使得各民族人民能够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情感，分享生活经验与文化特色，加深彼此之间的情谊与信任，进而消除隔阂、增进团结，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肥沃的人际土壤和现实场景。从文字方面来看，尽管现代汉字与最初的甲骨文和金文的形状相比来说发生了较大变化，但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到草书、楷书、行书，从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的发展过程却特别明晰、连贯和完整，昭示着无论汉字字形发生了多大变化，其基本构造总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共同原则。而这些原则保证了中华汉字的稳定传承和赓续发展，为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共同的认同基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有效载体。
（三）价值传统承递整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中华文化中所蕴含的道德伦理和思想原则，熔铸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引发了各族人民的情感共鸣，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根基。古往今来，无论哪一个民族建立的全国政权，都将自己的政权发展融入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都共同认同中华文化体系和核心精神，造就了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连续性特征，促成了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同构共生的和谐模式。如从思想观念方面而言，中华文明在绵延数千年的演进与融合中历经淬炼，逐渐积淀并孕育出包括“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家国同构”的伦理秩序、“民生民本”的治理理念、“和合共生”的处世哲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照、“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等优秀文化成分。不仅为中华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努力奋斗明确了政治走向和价值取向，而且使得各民族在行为准则和道德判断上形成共识，增强了彼此之间的亲近感和认同感，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价值支撑。如从节日习俗方面而言，春节、中秋、端午等传统节日在中华大地上的延续融合，强化了中华各民族之间的精神联系。尽管各民族庆祝节日的方式可能因地域和民族特色略有差异，但节日所蕴含的团圆、祈福、追思等文化内涵却是一致的。这些节日习俗的延续与相互影响，加深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情感交融，使得各民族在共同的文化氛围中感受到身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归属感，成为文化认同的生动体现，年复一年地强化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
概言之，由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形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穿越历史长河的坚韧精神纽带，将中华各族人民紧紧联结在一起，有力支撑着中华民族的永续传承与团结奋进。这启发我们，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从历史、现实和未来接续的大历史观视角出发，深入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生成的独特文化环境和得以发展的历史前途命运，通过弘扬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强调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精神特质、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增强各民族的社会认同和归属感等措施，努力找寻符合当代现实国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之路。
二、突出的创新性：激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动力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创新作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内驱动力，不仅使得文明发展能够不断更新而赶上时代变革潮流，而且使得中华民族饱含发展动力、积极与时俱进，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持续激发了各族人民的创造活力，进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恒久动力。
（一）物质生产创新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根基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中华民族在追求物质生产变革与进步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突出创新性的中华文明，在推动人类物质文明进步发展的同时，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绵延不息的物质动力。在古代社会，中华民族在农业、手工业、科技发明等多个领域都注重创新创造，其发展成果对当代仍具有深远意义，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铸牢提供了物质动力。在农业领域，中华民族的北方先民“开创了世界上唯一同时种植粟和黍的旱地农业”，南方先民“发明了目前已知最早的人类稻作农业”。这种创新农业模式为多元化的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创设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资源基础。在手工业领域，中华民族的先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能够制作出高水平的陶器、玉器和漆器，这些首创的手工艺品兼具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有效激发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烈认同感。在科技发明领域，四大发明在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向世界文明贡献中华民族智慧的同时，也有力凝聚了中华各民族的自信力量，激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向心力和合众力。在现代社会，中华民族仍发扬着创新创造的务实精神，在科技、产业、商业模式等领域持续创新。具体体现在从互联网、人工智能到5G通信的科技创新，从传统农业向精准农业、智慧农业转型的产业创新，从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自动化方向发展的产业创新，从传统买卖向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型商业模式转变的模式创新。这些领域的发展进步生动彰显着中华文明创新性的深化和拓展，为现代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持久的生机与活力。
（二）思想文化革新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造活力
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创造出的独具特色的思想文化和人文精神，在思想观念层面不断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创新，在使得中华民族各族人民摆脱愚昧的同时，唤醒了其自身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责任感，促使人们从自发走向自觉地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在古代社会，中华文明在滋养润泽中华民族革新创造的过程中，在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文化艺术等方面显现了自我形塑和自我革新的突出特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凝聚了思想动力。无论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等观念学说，还是基于儒家文化形成的新儒学学术流派，抑或是佛教的传入和本土化，都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力求创新的思想风格和精神风貌。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学说创造性地应用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将中华民族的精神被动顺利转为精神主动，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出了符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之路。总之，思想文化层面的创新性，不仅使得中华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思想主动和文化自觉，而且提升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内容内涵和形式形态等方面的持续创造能力，促使中华民族能够在中华文明不断创新的过程中获得愈加丰富的共同意识。
（三）制度演进突破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变革动能
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守正创新，既遵循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结合具体国情实现突破超越，不断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向前发展。在古代社会，中华民族在政治制度和治理思想上有着独特的创新性。从上古传说中的“禅让制”，到周朝的“分封制”“井田制”，再到秦朝推行的“郡县制”以及后世的科举制等，彰显了中华文明在政治制度上的创新；从秦汉时期崇尚法家而建立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到西汉时期统治者采取的儒家“仁政”、道家“无为而治”和墨家节俭等多元思想，再到之后以儒家思想为基，吸收道家、墨家等学派的融合思想等，体现了中华民族治国方略上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创新性。这些创新制度在推动社会发展、取得治理成效的同时，融合了中华民族的制度文化和治理思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蓄积了政治要素。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在制度文明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创新成就。这些丰硕成果不仅推动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无论是根本政治制度，还是基本政治制度，抑或是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生态文明制度等，中华民族始终根据时代发展和人民诉求持续深化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其中，就民族工作来说，新时代以来，党在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和重要制度，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创新性，也体现了“第二个结合”的灵活运用，在推动中华民族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自觉意识步入新层次的同时，提升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制度化水平。
概言之，中华文明的突出创新性不仅体现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更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和巩固。它赋予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在面对挑战和变革时，能够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不断寻求新的发展机遇。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学科化建设，利用新媒体等现代技术手段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和相协调的成分，建立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机制，进而切实增强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刻认同与深切归属。
三、突出的统一性：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共识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从秦汉时期的统一六国，到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更迭，中华民族尽管经历了多次政权变化，但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这既是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历史显现和具象化表达，也是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实践逻辑和价值诉求。“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具有的突出统一性，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基因之中，蕴生出了统一、团结、共治、共荣的中华民族精神共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政治整合实践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识机理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早在先秦时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观念就印证了中华民族对地域整合、民族统一的热望。秦统一六国后，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管理体制，之后的历代王朝大多接受和沿袭了这一政治体制。虽然有些时期处于分裂状态，但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对于规模性的民族统一的追求始终如一。近代以来，中国陷入了深重的民族危机，各族人民逐渐意识到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抵御外侮、振兴中华。抗日战争期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实现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第二次合作，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经过全体中华儿女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从屈辱走向振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积极推动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教育，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随着中国社会的前进发展，党中央把民族工作摆在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中统筹谋划，不断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从政治高度锚定民族工作的发展方向，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政治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完善民族事务治理的政策法规体系，将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转化为具体制度规范，持续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与政治引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储备了政治资源。
（二）情感联结深化引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神共鸣
“文化对于共同体的重要性就在于合意。”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塑造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家国情怀，促使中华各族人民对国家统一产生深层认同。以国家统一、国土完整、民族团结为基础的爱国主义，是中华各族人民的共同情感理念。这种大一统的文化理念，深深扎根于各族人民的价值观之中，随着历史的发展内化为中华各民族的核心精神，孕育出中华儿女以维护国家统一为己任的爱国情怀，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基础。梁启超提出和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强调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的，为中华民族统一观念的发展奠定了话语概念基础。近代以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为了拯救国家于水火之中，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斗争，逐渐形成了“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追求着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这种统一观念催生了各族人民对于国家统一的情感诉求，激发和升华了中华各族人民强烈的爱国情感，引发了各族人民对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价值共鸣。改革开放后，爱国统一战线的称谓和性质在1982年新修订的宪法中得以正式确定。这不仅实现了中华文明统一性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爱国统一战线通过团结和凝聚各民族、各阶层、各领域的爱国力量，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抵御风险和挑战，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爱国情感之基。
（三）利益同构诉求驱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价值共契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的根本驱动力在于各民族的一致利益，在于人民群众对于民族振兴、社会发展的孜孜追求。中华文明的突出统一性，“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从中华民族的奋斗史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孕育于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形塑于近代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进程之中，确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建设实践之中，是中华民族作为命运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等多重复合共同体的认知、认同和归属。而中华民族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统一利益诉求，则促使了多方面复合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中华各民族奋斗向前的价值目标。共同利益的存在，使得各族人民能够超越地域、民族、文化等差异，形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和归属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导向。这种价值导向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和共同繁荣，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价值。通过共享发展红利、强化身份认同、建构价值共识等阶段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能够实现物质利益与精神价值的同频共振。在这种共同价值的引领下，中华各民族能够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形成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新格局。
概言之，中华文明的突出统一性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这不仅体现在中华民族文化方面的情感统一，还体现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历史传承等多个方面。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着重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所具有的文化统一性、历史统一性、政治统一性、经济统一性和社会统一性，通过加强文化教育和文化宣传，促进文化融合和文化认同；通过推动各民族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繁荣；通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建立健全民族团结促进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大局；通过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鼓励各民族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和社会事务，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突出的包容性：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元样态
中华文明强调“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的突出包容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中得到了充分赓续和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了多元要素，同时也累积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更多认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在思想文化、社会结构、文明成果等多个维度的求同存异和开放包容，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多样且和谐共生的样态。
（一）文化融汇共生织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内容
中华民族的文化格局既强调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又强调中华文明的整体性。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各具特色，在动态交往与深度交融的进程中彼此互鉴，熔铸成为保留着各自的地域和民族特色的中华文化整体形态，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多元共生与包容。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学说相互切磋、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繁荣景象，共同缔造了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人类文明“轴心时代”。近现代以来，从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方针，到邓小平的“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的重要论断，再到新时代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又扎根中华文化土壤而形成的习近平文化思想，生动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活力。此外，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风俗习惯和文学艺术等方面共融共生，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华文明突出包容性影响下的鲜明文化标识。汉族的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与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傣族的泼水节、回族的开斋节等风俗习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并存共荣、各具特色，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大观园中的璀璨奇葩；汉族的诗词歌赋、小说戏曲等文学体裁，与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等英雄史诗，在题材、体裁、表现手法等方面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描绘出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元样态在文化艺术领域的生动表征。
（二）民族融合互嵌淬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容特征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各民族迁徙、交流、融合的宏大史诗。从古代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的内迁，到中原汉族向边疆地区的移民戍边，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不断迁徙流动、逐渐融合，接续推动着各民族的血脉相互交融、文化相互渗透，共同塑造了中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强大包容性。中华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分布特点，使得各民族在地域空间上紧密相连，在日常生活中频繁接触、相互交往。这种紧密的社会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促使各民族深刻认识到彼此的命运息息相关，从而增强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格局，造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包容性特征。基于中华民族的分布格局，党和国家制定和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提升了对民族事务的依法治理水平和科学治理水平。不仅保障了各民族的合法权益，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而且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依据，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制度层面的多元一体设计。
（三）文明交流互鉴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放品格
中华民族对于其他文明优秀成果的接纳和借鉴，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开放属性。近代以来，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再到维新派的变法图强和革命派的民主共和思想，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思想变革。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文明在碰撞中积极吸收借鉴其他文明的有益成分，实现了自身的变革发展。各民族的知识分子共同参与思想解放运动，在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过程中，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形成了更加开放多元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放品格的培育和形成，使得中华民族能够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之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华文明的突出包容性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使其能够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文化传统相结合而产生深远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文化传统和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念和开放属性相契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时没有遇到过多的文化排斥和文化抵触而能够迅速在中华大地上找到共鸣，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心理基础。
概言之，中华文明的突出包容性，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了丰富多元内容和开放发展属性。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要对中华民族内部文化的多样性保持兼收并蓄的包容态度，也要对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文明敞开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要通过搭建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平台，加强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共同创造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推动实现文化的融合创新；通过合理规划居住区域、开展社区文化活动等举措，推动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创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环境；通过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在民族文化、民族教育、民族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在处理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融合等方面的有益经验和做法，同时也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包容性理念和实践推向世界，为全球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五、突出的和平性：培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气度格局
“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和处世之道。不仅促进了民族融合与团结，使得中华各民族在交往过程中能够以友好、合作的方式进行交流与融合，也传播了和平友好的价值观念，对人类多元文明的和谐共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言，中华文明所蕴含的“交通成和”“共生并进”“保合太和”的和平属性，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和平特质，培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国气度，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世界愿景。
（一）交通成和思想浸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荣伦理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交通成和”体现为阴阳二气的交感变化。如“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天地间阴阳二气相互交通、和谐融合，从而孕育生成万物。中华文明强调和谐、交流对于万物生成和发展的重要性，认为事物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和”的整体观和系统观，在中华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和政治互动中，持续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特有的交往理念和交往方式。一方面是和平互利的经济交流。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频繁且以和平互利为主要特征。在长期的贸易交往中，各民族逐渐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经济关系，而这种和平互利的经济交流，也逐渐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形成的经济纽带。在这种和平交往中，极少有通过侵略战争等暴力手段去强行掠夺资源或扩张领土的情况，体现了和平共处、共生共荣的民族关系模式，使各民族在交流融合中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归属感。另一方面是和平协作的政治互动。中国的历代王朝大多采取怀柔政策、羁縻制度等相对温和的治理方式来处理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在保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给予少数民族一定的自治权力，通过册封、和亲等和平手段巩固政治联盟，在维持了边疆稳定的同时促进了民族融合，使得中华各民族共同参与了国家政治生活，在政治层面上增强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总之，“交通成和”的思想智慧，篆刻于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中，不断推动着中华民族在阴阳和合的动态平衡中实现精神共生与命运共济。
（二）共生并进理念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谐基底
从古老的儒家“和为贵”“致中和”思想，到道家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理念，“和”的观念贯穿中华文明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处理人际关系、家国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各民族在共同的文化基因下相互认同、凝聚。具体而言，孔子主张“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强调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共处。这种和谐并非简单的一致，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协调与合作，倡导以和平、友善的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为民族间的和平稳定奠定了思想基础。道家主张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也是对自然和谐状态的一种描述。道家的道法自然理念使得各民族更加珍视和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更加注重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致力于推进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纽带更加牢固，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文化认同不断加深，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提供了强大的情感支撑。此外，墨家的“非攻”主张，启发各民族在处理民族间的相互关系时，更倾向于选择和平谈判、协商合作的方式，而不是诉诸武力。上述包括儒家、道家、墨家等思想观念的实践转化，有助于减少民族间的战争和冲突，维护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有助于为中华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与共同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促使各族人民能够在相对和平的氛围中相互了解、相互信任，进而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三）保合太和追求绘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担当底色
“保合太和”，强调宇宙万物的和谐共生。这种理念将万物视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而非孤立个体，涵育了中华民族视天地为一体的广阔胸怀。中华民族在“保合太和”理念的激励下，不仅为本民族的繁荣昌盛积极担当、不懈奋斗，也为了全人类的永续发展而勇毅前行。马克思曾言：“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古代中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和和平的对外政策，在东亚地区建立了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周边国家向中国朝贡，中国则以丰厚的回赐和贸易机会作为回报，并为各国提供安全保障。这种和平稳定的秩序促进了东亚地区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使东亚地区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了相对和平与繁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当今时代，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向更大范围拓展。中国基于中华文明和平传统和共生智慧，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倡议，主张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种通过对话、协商、合作等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和冲突的思路和方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赞誉。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合作平台的筹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积极参与等行为，也印证了中国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实现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心和担当，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世界意义。
概言之，和平性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特质和价值追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显著禀赋。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继续秉持“和平”“和睦”“和谐”“和合”的价值理念，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系起来。要加强国内民族地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经济合作，利用民族地区的地缘优势、资源优势和文化优势，打造跨境经济合作区、产业园区等平台，引导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走向国际市场，推动国内民族地区与国际经济的深度融合和共同繁荣。要积极宣传“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思想理念，向世界展示中华各民族和谐共处、团结奋斗、共同繁荣的生动实践和瞩目成就，为解决全球民族问题和文化冲突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以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认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和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