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社会科学》2025年第5期刊发我院助理教授骆红旭文章《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势能”》。

内容提要

唯物史观视野中，“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势能”涵涉影响社会认知、引导舆论取向、驱动价值认同的能力与力量。话语内容的“趋势”与“潜势”、话语主体的“造势”与“借势”、话语情境的“顺势”与“守势”，构成了共同体意识“话语势能”的生成框架；归属势能的身份锚定、文化势能的共识塑造、价值势能的利益诠释，构成了共同体意识“话语势能”的内容结构；创新主流权威的表达体系、构建积极主动的主体关系、搭建有效沟通的平台场景，则以内容质量优势的形成、社会支持优势的获取、公众认可优势的打造，构成了增强共同体意识“话语势能”的推进向度。

关键词：唯物史观；话语势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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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在唯物史观视野中是“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作为意识活动本身的组构要素，语言不仅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更是社会实践中意识形态生成、巩固与传播的基本方式，因而“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借助于语言，人们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作为观念客体进行省思，据此形成了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概念，如崔瑗的“草势”、曹植的“辞势”、蔡邕的“九势”等，“均反映出该范畴在中华文化中的普遍存在和被偏爱”。度势、造势、谋势、因势、乘势、顺势，可形成势不可当的能量，即“势能”，话语产生的“势能”强调主体在特定语境中，通过话语的内容设计、表达方式和传播情境，影响或改变他人思想、观点与行为的能力，指向了语言系统内部的修辞力量和意识形态传播与认同建构的重要凭藉。从“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现实要求出发，围绕“要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时代使命，聚焦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势能”，不仅体现了“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而且表征了共同体意识话语以影响社会认知、引导舆论趋向、驱动价值认同的能力与力量来塑造社会接受“趋势”的实践过程。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势能”的生成框架

话语是主体表达思想、传播价值、构建意义、生成权力的符号传达实践，强调了“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这一概括囊括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与发展的“客观知识世界”，其背后的“势”既根植于历史发展的趋势，又嵌入社会关系的结构之中。由此将共同体意识“话语势能”置于民族发展“现实生活的表现”和“现实世界的语言”中加以讨论，内蕴民族成员实践活动得以展开的条件或背景，这一条件或背景不仅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而且是“与行动相关的时间以历史条件为其具体内容，行动的空间则体现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场域”。基于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话语势能的构建与转化必然包含着时间维度的质料创造和空间维度的情境建构，与此同时共同体意识话语之“势”的渗入与变化始终伴随人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得势”与“失势”往往受到主体能力与策略运作的影响。在此意义上，话语内容、话语主体、话语情境间的关联互动构造出势能生发的综合性场域和基础性要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势能”的塑造、积累、维护和发挥提供了基本逻辑框架。

（一）话语内容的“趋势”与“潜势”

话语内容是话语势能生发的基础要素，它决定了话语的逻辑性与说服力。作为话语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话语内容承担着传递思想、引导舆论、塑造认知的关键功能。“某一话语的效力既取决于其从既有话语联系中所获得的支持率与关联度，也取决于它所依靠的话语要素及逻辑本身的权威性和接受度”，只有具备内涵丰富、意蕴深刻和紧扣时代的话语内容，才能释放出巨大的话语势能。根据“势”的本体论分析框架，话语内容的势能塑造主要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是紧扣社会发展趋势，通过内容的前瞻性和现实性来引导舆论，形成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趋势之势”；二是通过价值观的隐性传递，积蓄话语的潜在影响力，形成“潜势之势”。

首先，话语内容的势能生成在于它准确锚定社会发展的空间场景与时间脉络，形成具有时代感和前瞻性的“趋势之势”。这种“趋势之势”不仅体现在对社会现象的客观描述，更在于话语对现实关切的积极回应和对未来走向的引领能力。正所谓“话语的效应取决于语境的相关性，即只有当话语内容与话语对象具有关联性时，才具有取得话语效应的可能性”。在此层面上，话语内容的建构必须具有引领社会思潮、关切时代诘问、回应现实问题等特质。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中，这种趋势性话语势能尤为突出，具体表现为话语内容在“增进共同性”这一核心议题上的深度探索与系统回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新概念、“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等新范畴、“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等新表述，通过主流媒体与政策解读等形式广泛传播，形成了“民族团结是生命线”的社会共识。与此同时，国家民委联合多部门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覆盖高校与社区，推动政策话语转化为群众语言，使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社会认知中的关键议题，有效引导公众形成稳定的民族团结价值取向。

其次，话语内容的势能生发还源自概念要素及逻辑本身潜在的影响力与接受度，即“潜势之势”。这种潜势通过话语内容的深层次价值观传递而积累，具有隐蔽性、长期性的特点。话语的实质“是把词语作为构成表达体系的一种特殊组合方式、理论姿态和思想立场”，因此，话语内容不仅要反映社会“表象”，更要在深层次上传递核心价值观、文化禀赋、民族精神等社会“本相”，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共同体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潜势”通过教育规范、文化涵濡、媒介建构等多种途径，将“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亲仁善邻”“诚实守信”等中华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各民族成员的生活话语中，促使这些理念在“日用而不觉”的社会生产生活中逐渐内化为凝聚力量的民族共识。这种潜势的积累，不仅为话语内容在特定时刻的爆发提供了动力基础，也为民族整体提供了稳定的价值导向，使得话语势能在关键时刻能够得到有效释放，发挥引导社会发展的功能。目前，教育部已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思政课，在中学版《中华民族大团结》和大学版《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的基础上，加快出版幼儿童谣绘本《中华民族一家亲》和小学版《中华民族大家庭》，编撰大中小幼一体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教材，并定期修订，构建起专题教材和其他学科教材协同育人的课程教材体系。此类教育和传播实践，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内在价值逻辑，使得“潜势之势”在年轻一代中持续积蓄和发酵，进而为民族认同和价值共识的深化提供坚实基础。

（二）话语主体的“造势”与“借势”

“话语主体既是话语的发出者，又是话语体系的建构者。”话语主体是话语势能生发的关键驱动，它决定了话语的权威性与引领力。作为话语体系的中坚力量，话语主体不仅是话语内容的创造者，亦是其传播者和解释者，定义了何种话语及实践是适当和有效的。“势”作为行动和实践的背景条件，既非本然的存在，也不同于与人无涉的外在力量，其作用生成与意义赋予始终在实践过程中展开。在此框架下，话语主体的势能生成主要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造势”来构建自身的话语权威，使其具备主导舆论的能力；二是通过“借势”巧妙利用外部力量、整合外部资源，结合“自己说”与“别人说”增强自身话语影响力，壮大话语声势。

首先，话语主体的势能生成在于其“造势”能力，即主动形塑和引导舆论环境，从而确立自身话语权威的建构过程。因此，“造势”要求话语主体通过整合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方面资源，在重要事件、关键时刻主动发声、设定议题和引领意见，营造有利于话语传播的氛围，塑造强大的舆论引导力，取得对社会意识的主导地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势能的生成通过“造势”积极回应和引领社会思潮。在政治层面，话语“造势”以国家政策和治理理念为支撑，引导社会各界形成对国家发展方向的共识，如在“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摄制的多语种大型纪录片《通向繁荣之路》巧妙地将“共同体”理念与全球发展议程结合，再次与世界分享这条繁荣之路上从“我”到“我们”的故事、从“中国”到“世界”的故事；又如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广泛宣传西藏自治区60年来的辉煌成就，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引导各族干部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在文化层面，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构筑起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根基；在经济层面，强调各民族在共同发展中的利益共享和相互协作；在现代文明建设中，突出创新驱动和共同进步，以此提升民族交往的频度与深度。通过这种多维度的话语“造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不仅在理论上构建起对“一体性”的系统回应，更在实践中有效引导民族团结和社会认同，为话语主体权威性和引领力的时代形塑奠定基础。

其次，“借势”强调话语主体通过与外部力量合作、整合外部资源来增强自身话语的影响力。在“势”的视野里，话语实践深嵌于行为主体间多样、交互且变化的关系圈层中，因此，借势不仅是利用社会热点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还包括争取与话语内容观点相近且具有影响力的伙伴和支持者。在现实性上，“借势”遵循以“同声相应”吸引支持者、“求同存异”争取中立者的基本思路，中华民族“话语势能”的生成有赖于与学界研究、社会组织、国际机构的深度合作，争取潜在伙伴，借助团队资源扩大话语的传播范围，提升话语的可信度与覆盖面。如“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通过跨国媒体合作机制，实现了多语种、多平台的信息共享与共识建构，显著拓展了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场域与认知边界。截至2025年3月，已有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北美洲、大洋洲共113个国家的291家媒体加入联盟。与此同时，面对全球化、数字化发展带来的新挑战与新机遇，中华民族话语主体需借助现代传播工具，拓展话语传播渠道，增强话语在社会各层面的渗透力。特别是在国际舆论场中，可借助国际社会对和平发展、生态文明、全球治理等问题的普遍关切，将中国立场和东方智慧融入全球议题，扩大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打破西方主导的话语垄断，提升国家软实力。

（三）话语情境的“顺势”和“守势”

语境是“语形、语义和语用结合的基础”，它“既是共时建构，也是多元时间的建构”的结果，亦是“一种确定意义的限度、范围和条件”。话语情境是话语势能生发的核心场域，它决定了话语的适用性与传播力。作为话语体系的运行环境，话语情境不仅包括社会、历史、文化等宏观背景，也涵盖了具体的事件、场合和时机，塑造了话语势能生成的“背景域”与“意义轴”。根据“势”的实践论框架，“势”不同于抽象的存在形态，它首先展开于具体的时空链接中，并相应地呈现出符合时代发展的特殊形态。因此，话语情境的势能生成主要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顺势”融入实践场景，使话语内容在特定情境中获得意义共鸣；二是通过“守势”巩固和维持有利的传播环境，使其具备引发舆论共振的潜力，以实现话语势能的累积与释放。

首先，“顺势”指涉话语主体通过主动适应和利用现有情境，使话语内容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获得自然共鸣与扩展。话语情境包含了当时的社会心理、文化氛围和历史事件等要素，话语主体需在既有情境中找到与自身内容契合的切入点，从而实现话语与情景的有机融合，以顺应趋势来增强话语说服力。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话语主体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等“团结”“复兴”话语，则是积极顺应了国内外对社会公平、民族团结与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诉求和心理预期，将民族发展的宏大目标和实践要求与公众关切相结合，促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增强了话语的现实性和认同感。在“顺势”的作用机制下，话语情境成为话语内容的“放大器”，话语主体通过捕捉集体心理和文化趋势塑造发展趋向，推动话语在特定环境中积聚势能、增强效果，并为“话语势能”转化为变革能力和现实成就搭建了话语空间和社会条件。

其次，“守势”则强调话语主体通过巩固和维持有利的情景环境，确保话语在复杂多变的社会舆论中保持稳定性和持续影响力。守势是一种保持和强化既有优势的过程，话语主体通过监控舆论走向、澄清误解、引导讨论等方式，维持有利于自身话语传播的情境氛围。尤其在面对外部舆论压力或社会热点问题时，话语主体的及时回应和解释，有利于澄清事实，避免负面情绪无序扩散，保护已有话语的正面形象。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话语“守势”不仅是维护话语权威的必要手段，更是话语体系在面对内外部挑战时的防御机制。通过系统地澄清误解、回应民族事务中的复杂议题，话语“守势”能够有效防止不利舆论的蔓延，保障民族团结的主旋律不受干扰。同时，话语主体通过对舆论的实时监控和及时纠偏，确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核心理念始终处于舆论的正面位置。这种“守势”不仅保障了话语体系的稳固性和持续性，更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社会舆论中的主导地位，为推进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坚实的话语支持。

整体而言，在“势”的分析框架中，话语内容、话语主体和话语情景各自侧重，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势能的生成要件与运作机制。其中，话语内容侧重于提升话语体系的思想深度、价值高度和情感温度。一个具有“高话语势能”的话语内容往往具备明确的思想内涵、价值导向和情感关照，能够精准回应民族成员的社会关切，提供具有解释力和引导力的民族话语资源。话语主体侧重于提升话语体系的权威性和引导力，其可信度、影响力和主动性对权威话语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与此相适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主体的赋意过程通过“创造节点及纽带来跨越既有群体界限，在不同对象间凝聚起新的身份认同与关系网路”，引领共同体建设的价值共识和实践指向。话语情境侧重于提升话语适应性和塑造传播条件，它决定了话语的接受度和传播效能，确保共同体意识话语内容在特定境域中具有持续的感染力和有效性。因此，话语情景的选择、利用和维护是话语势能生成的外部保障，它为话语的传播与创新提供了空间、氛围和规则。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势能”的内容结构

在唯物史观那里，“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话语始终参与意识的活动，语言符号的运用使人们对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观念把握成为可能。通过这一把握，民族成员在语言中将自己的思想沉淀下来，催生了“话语势能”的生成与转化，彰显了“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的现实性。就此而言，“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的工具，构成了连接“存在”与“意识”的中介场域。以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势能的内容结构，涵盖对术语概念、叙事维度、意义范畴的表达与呈现，内廓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归属势能”“文化势能”和“价值势能”。具象之，归属势能的身份锚定、文化势能的共识塑造和价值势能利益诠释的相互联系、互为补充，赋能民族认同、文化共识和价值引导的现实能动，既反映了共同体生活对语言表达的规约，又折射了语言系统对共同体意识的强化作用，彰显了话语表达的承载力、社会传播的渗透力、主体行动的引导力。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归属势能”

“没有语言，民族即不存在”，在此意义上，话语在激活民族成员认知框架的同时，对建构主体交往中的身份归属亦有重要价值。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首先是一种身份话语，其“归属势能”表现为话语作为一种标识性符号在构建、引导和强化社会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归属感和集体认同感上的强大力量。这种势能凭借话语对民族成员身份的归属界定、价值赋予和情感联结，使个体不仅认识到自身在群体中的地位和角色，而且通过自我建构和匹配建构使其更加深刻理解这一身份的意义和责任，推动个体逐步融入共同体的整体框架。在现实性上，语言既表达了认同，亦建构着认同，身份维度的话语势能不仅形塑了个体认知，还通过强调共有观念、文化背景和历史记忆，促使民族成员在话语实践中获得身份认同和价值肯定。作为事物发展变化中的潜在力量，归属势能中的“势”不仅包含了“划定从属关系”的身份界定，而且包含了“我和谁在一起”的价值确立。在此框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归属势能”具有引导性和整合性特质。其引导性体现在话语对社会成员身份认同的主动塑造，通过对历史记忆、文化符号、价值观念的系统化表达，引导个体由“我”到“我们”的进阶。整合性则表现为话语对不同民族、多元文化、多样惯习的有机融合，通过搭建统一的民族叙事框架，将分散的个体认同汇聚为集体力量。

具象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身份维度的话语势能以“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为代表的话语表达，唤起了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共同起源的记忆，动态生成并持续强化“我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认同心理，使个体在文化与历史的认同中自觉归属于“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此话语表达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回溯，更是对民族身份的再造与巩固，展现出话语在引导身份认同方面的持续性作用。以“大家庭”“大花园”“石榴籽”为代表的话语隐喻，将复杂的民族关系具象化为日常可感的生活场景，使多元文化和族群在整体框架内紧密相连，体现了民族间的亲密关系。此话语隐喻不仅在语言层面拉近了个体与整体的心理距离，更通过情感共鸣增强了个体对民族共同体的依附感和归属感。这一话语引导的归属感并非停留于抽象理念，而在现实中获得了有力印证。人民智库2023年调查数据显示，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议题，公众与学界表现出极高的关注度。92.3%的受访者表示“非常关注”这一议题，少数民族受访者的关注度为97.7%。以“三个离不开”“五个共同”“多元一体”为代表的话语叙事，则从理论层面对“归属势能”进行了系统表达与学理深化。此话语叙事通过对国家政策、民族关系和社会发展的精准化表述，构建起多元文化和谐共存、共同发展进步的理想图景，进一步规范了社会成员的理性认知，推动了社会成员从情感认同向理性自觉的转变。具体实践中，云南把民族地区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融入发展大局，创新实施“枝繁干壮”“石榴红”等重点工程。截至2025年2月，云南民族地区经济总量达1.2万亿元，是2015年的2.2倍，全省累计创建137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成为“归属势能”由话语引导走向社会建构的典型范式，凸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治理与民族发展中的显著成效。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文化势能”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文化势能”表现为话语在传承、弘扬和创新中华文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引导力、感召力和凝聚力。这种势能通过话语对文化符号的赋能、价值理念的传播和集体记忆的重塑，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精神内涵和道德规范植入民族成员的认知体系，潜移默化地形塑群体文化共识与行为惯习。在现实性上，话语不仅是文化的表达方式，更是文化认同的构建工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文化势能”在深化民族文化认知的同时，还通过对文化符号的系统建构，整合多元价值观念，促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能够在共同体的文化框架内找到共鸣，进而构建起一个稳定而持续的文化认同场域。在“势”动态发展变化的本性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文化势能”呈现出融合性与创新性的特质，其融合性体现在共同体意识话语将各民族的文化元素、传统习俗和价值理念融入一个开放包容的文化叙事框架中，形成一个既尊重差异又强调共同性的文化体系。这种融合性不仅增强了各族群之间的文化联系，亦推动了多样文化在共同体内部的和谐共生。创新性则表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对中华文化的守正创新，其不仅体现在传统文化符号的再创造，还体现在对新时代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的融合与表达，促使中华文化能够持续焕发出强大吸引力和影响力，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具象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维度的话语势能以“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的话语资源，传递各民族共有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内涵，赋予民族文化认同以深厚的历史底蕴和道德指引。在现代语境中，这些传统话语不仅延续了文化精髓，更通过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贯通，增强了文化势能的现实性与针对性。尤其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文化势能的话语传播借助新媒体技术展现出更强的渗透力与互动性。如抖音平台陆续发起的“非遗合伙人”“看见手艺计划”“DOU有好戏”“心动老字号”等项目，借助短视频形式扶持不同类型的非遗创作者和传承人，形成了“文化认同—用户共创—情感共鸣”的传播闭环；故宫博物院推出“数字文物库”，将《步辇图》《职贡图》等展现民族融合的历史文物进行三维建模，观众可“云游”历史现场，沉浸式体验中华文明的多元统一格局，在数字交互中增强文化认同。与此同时，以“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话语实践，推动“文化势能”具体落实到教育制度与语言政策框架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基础载体，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理解沟通，巩固了文化认同的语言基础。这一实践体现了“文化势能”的创新性和实践性，促使文化认同不仅停留在理念层面，更深入到社会生活和教育体系之中。更为重要的是，以“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目标的话语表达，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势能”的方向使命，即引导各民族在价值观念、思想信仰与文化理想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塑造出情感共鸣与理念共识相统一的精神共同体。此话语目标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文化势能”的导向性和凝聚性，促使“文化势能”不仅关注文化传承，更在推动文化创新过程中不断塑造新的文化认同，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可持续性。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价值势能”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价值势能”表现为话语作为一种规范力量，在维护和强化社会成员对民族整体利益的认同与奉献上的强大作用。这种势能通过话语对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社会规范的建构和道德准则的确立，引导社会成员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将民族整体利益放在首位。话语通过对集体责任、社会义务和共同理想的价值塑造，使个体不仅明确自身在集体中的责任和贡献，而且通过对整体利益的认同与践行，推动个体在行为上自觉服务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目标。在现实性上，话语在传递价值观念的同时，亦构建和引导着价值规范。因此，价值维度的话语势能不仅塑造了个体对整体利益的深度认知，还通过强调集体主义精神、社会责任感和共同理想，促使民族成员在话语实践中获得价值认同和道德指引。在“势”与“人”的互塑框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价值势能”具有规范性和适应性特质。其规范性体现在话语通过传播爱国、团结、奉献等思想理念，建构维护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标准，形塑稳定社会秩序和集体行动合力。“价值势能”的规范力使维护民族整体利益成为社会成员的自觉选择，构筑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基础。适应性则表现为话语在不断变化的时代环境中保持对核心价值观念的灵活传播和调整能力。“价值势能”的适应力确保核心价值观的与时俱进，促使话语在应对挑战和回应社会需求时，始终具备针对性和影响力。

具象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价值维度的话语势能，首先体现于“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和“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等话语宣告中。这类表达深刻总结了国家发展的伟大成就，亦肯定了各民族成员艰苦奋斗的伟大实践。话语宣告的“价值势能”强化了民族成员共同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价值理念，增强了各族成员对国家政策和发展道路的信任信心信念，推动了民族成员对共同发展的自觉认同。以“兴边富民”“对口支援”“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为代表的政策话语不仅是国家战略的现实表达，更是对“共同富裕”的具体化呈现。这些政策通过推动资源配置优化、地区协同共建和制度保障机制，展现出国家在促进公平、缩小差距、实现共享发展成果方面的价值取向。例如，在东西部协作机制中，广东以项目为依托开展援藏援疆工作与粤桂、粤黔协作，“十四五”以来投入资金200多亿元，引进项目400余个，在受援地打造疏附工业城、草湖工业园等产业园区，带动当地数十万人就业，充分彰显了政策引导下“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民族共同体利益格局。在西藏自治区6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央财政对西藏累计投入2.6万亿元。对口支援西藏体系逐步健全，援藏资金累计投入643亿元，选派11批次1.4万余名干部人才进藏工作，形成17个省市、相关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对口支援西藏74个县市区的全覆盖格局。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强力量，充分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政策话语的“价值势能”将国家促进公平、缩小差距、共享发展成果等价值目标清晰展现出来，积极推动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进步，彰显国家对各地区、各民族的利益关切，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认同。以“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的话语承诺，传递了国家对全体民族成员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积极关注，塑造了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氛围。话语承诺的“价值势能”拉近了民族整体与个体成员间的距离，使核心价值观在情感层面得到了具体而生动的呈现，进一步巩固了民族成员对共同体的情感认同。

三、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势能”的推进向度

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话语不仅是交流的媒介，更是社会意识的沉淀与实践逻辑的体现，正是借助话语的组织方式和表达结构，被观念“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得以对象化和体系化。就此而言，“话语势能”被理解为一种嵌入社会结构与历史条件之中的动员能力和认同机制，而话语内容的质量深度、话语主体的力量对比、话语情境的条件机制则对有利态势的生成、塑造与转化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概言之，锚定“说什么”“谁来说”“怎么说”的核心问题，通过话语内容的深度挖掘、话语主体的权威塑造和话语情景的战略营造，搭建起强大的“话语势能场”，以“内容—主体—情境”复合互嵌的话语实践，构成了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势能”的推进向度。

（一）创新主流权威的表达体系，形成内容质量优势

积极利用已有话语内容，充分发现、调动和发挥潜在话语资源，构建和改变话语联系，是建立起自身话语优势的基点。一般而言，话语效力的强弱不仅依赖于话语从既有联系中获得的支持率和关联度，还取决于它所依靠的话语要素的丰富性、逻辑架构的权威性和社会公众的接受度。因此，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共享性符号的凝结以及开放性叙事的塑造，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身话语同“主流性认知”和“权威性安排”相交叉、嫁接和组合的重要方式，亦是形成话语内容质量优势的重要手段。

一是提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识性概念。标识性概念即“‘标识’特定知识体系的主体性、自主性的概念”，蕴含着构成该体系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这类概念代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特征与价值理念，是话语体系的要义内核。对这类概念的梳理和提取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总结与凝练，而且是对新时代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实践的理论表达。提炼这一类概念，需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寻找基本元素，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中总结经验，从中华文明交融互鉴中创新思想理论，既要传承弘扬已经形成的精彩话语，也要进行新的话语创造，推动标识性概念不断与时代语境相契合、与社会认知相适应、与国际话语相对接，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形成有效传播的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法，使其在内容上更具理论深度，在形式上更具表达张力，在传播上更具影响力。例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中国神话》系列动画由一个个经典神话故事起笔，将“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嫦娥奔月”“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传统神话故事与民族团结主题融合，通过经典意象和当下中国社会的关切进行深度链接，展现民族精神的时代回响。

二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享性符号。共享性符号凸显了中华民族历史演进的集体记忆和紧密联系的精神密码，是话语体系的表征载体。凝结这一符号，需注重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在日常生活中的展示，围绕诸如长城、黄河、汉字、故宫、兵马俑、大熊猫、中国功夫等文化象征性符号，茶叶、丝绸、医药、瓷器、唐装、旗袍、汉语、中秋节等文化生活符号，唐诗宋词元曲、古代雕塑、水墨画、京剧等文学艺术符号，打造人们广泛认同的文化标识，在“看”中增强对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的视觉感受；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符号与形象所蕴含的历史渊源与价值意蕴，统筹运用视觉造型、声音表达、影像叙事与意境营构等多元手段，推动中华文化实现立体化、感知化、可传播的整体呈现。

三是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开放性叙事。开放性叙事呈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和文化禀赋，是话语体系的赋意框架。塑造这一叙事，指向话语适应性与接受度的提升，需打造能够从多个角度进行连贯解读，并可与广泛对象产生共鸣的融通性表述。以政府引导为主，通过大叙事与小叙事的互构，在叙事者与体验者共同构筑意义的过程中，确证与阐释中国特色发展的成效和道路优势。在故事的书写、传阅和共议中加深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解和责任担当，共述中国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泰民安的生动故事。诸如塑造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叙事、近代以来各民族共同致力于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叙事、当代各族儿女共同团结奋斗共享美好生活的复兴叙事，潜移默化地将“四个与共”共同体理念根植于各族同胞内心深处，引导公众自觉主动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形象。

（二）构建积极主动的主体关系，获得社会支持优势

“关系是过程发展变化的动力，关系性是社会最根本的特性。”话语往往在具体的主体关系网络中发挥作用，话语效果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内容和形式，还取决于他者的反馈。统筹处理不同的受众关系，针对不同关系状态采取相应策略是壮大话语声势、获得社会支持的关键。一般而言，“自述”与“他述”的结合有助于增强话语说服力与压制力，吸引支持者、争取中立者、削弱反对者是建立积极主动话语主体关系的基本逻辑。因此，发展已有主体、吸引潜在主体、回击反对主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巩固自身立场、降低话语阻力、获得力量优势的主要方式。

一是提升已有主体的能动与认知。已有的话语主体是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话语体系的有生力量，需吃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髓要义，在议题设置时努力将话语中晦涩难懂或易出现歧义的内容讲明讲透讲活，将学术语言、文本语言、抽象语言转化为教学语言、宣讲语言、生活语言；基于目标群体的认知特点和认知能力进行分众化、差异化传播，针对受众的不同需求和利益基础，选择不同的内容侧重，借助现代传媒技术、沉浸式体验等方式，以真实故事中意蕴的情感内涵和心理空间，加深人们的共有记忆，拉近不同地域群体间的情感间距，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系统濡化。

二是争取潜在主体的表态与合作。潜在伙伴是扩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优势的重要力量，发挥已有的社会符号及历史资源的作用，借助与特定对象共享的价值理解、文化象征和历史记忆，通过议题选择和内容调整，以“同声相应”“求同存异”来吸引支持者、争取中立者，进而扩大共同认知基础，激活社会信任资本，增强认同合作可能。近年来，国务院侨办通过举办“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世界华裔杰出青年华夏行”，支持举办“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等活动，充分发挥地缘、亲缘优势，进一步密切了与海外侨胞的联系，不断发展和壮大了海外友好力量。同时，应灵活运用跨文化沟通策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与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的特点相结合，诸如“长江”“黄河”“长城”“龙”等中华民族话语象征对广大海外华人华侨华裔的涵育濡化，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话语理念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启发，形成全球性的价值共识与合作力量。

三是突出反对主体的差异与边界。对西方“话语霸权”“话语陷阱”的主动发声和坚决回击是表明价值立场、抵制话语控制、提升话语权重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对西方势力在涉疆、涉藏、“台独”、“港独”、人权等领域设置议题进行的恶意攻击，必须有针对性地进行回击，通过精准的舆论引导和权威信息发布，以澄清误解、扭转偏见，结合多语种传播平台和各类智库、媒体力量，强化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使命感，共同促进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意义感，共同承担中华民族建设繁荣的责任感。

（三）搭建有效沟通的平台场景，打造公众认可优势

话语始终在一定的平台场景中进行，其势能需要通过有效沟通的平台情境（包含隐含或明示的原则、规则、规范和程序）转化为有意义的社会结果。发言机会的正当性、议题在议程中的位置、结果由谁以何种方式做出，都对话语效力产生直接影响。这不仅涉及谁能够发声，更关乎谁能够提出议题、设置议程、定义问题，甚至决定话语的合法性。因此，阵地建设、话语规则制定以及话语氛围营造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情境选择与塑造的基本维度，对于抢夺话语先机、掌握话语权利、获得公众认可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推动阵地建设由“线下阵地”向“线下线上相结合”转变。任何宣传阵地，正面的、主流的、科学的东西不去占领，反面的、非主流的、伪科学的东西就会占领。当前，网络空间已成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平台，“要牢牢把握舆论主动权和主导权，让互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阵地建设需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即时互动和实时影响的强大优势，以及国内“两微一端一抖一快”、国际Facebook、Instagram、TikTok和YouTube，各短视频软件等新媒体平台，通过个体和组织设置的议题，营造全覆盖的话语叙事格局，运用大数据分析与精准推送技术，针对不同受众的兴趣与需求，灵活调整传播策略和内容形式，使“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等正能量话语充盈网络空间，不断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辐射力。

二是促进话语规则由“西方话语”向“中国理论”转变。西方话语难以完整、系统、准确地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在此过程中，既要用中国实践做好国际传播“文章”，积极创设世界性议题，展示中国方案在应对全球挑战中的独特贡献，也要善于讲好中国发展“故事”，挖掘具有世界意义和人类价值的叙事内容，增强对外传播的自塑能力，以更具时代感、人情味、烟火气的传播方式，以立体的叙事结构传播中国声音，在国际舆论场形成中国表达、中国修辞、中国语意，进而形成有效传播的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竞争力。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正是一场中国理论与中国实践深度融合的话语表达实践。在仪式环节中，56个民族代表共同护送国旗，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命运与共”理念，不再依赖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话语逻辑来解释国家认同，而是以自身历史进程与政治文明为基础，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独特建构路径；“黄河之水天上来”与二十四节气倒计时等意象，则通过中国传统文化逻辑，向世界传达了中华文明的时间观、宇宙观与社会观。在全球叙事空间中，确立起中国叙事的节奏、场域与价值范式。

三是加快话语氛围由“话语霸权”向“平等对话”转变。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违背了世界文明对话与多元合作的历史主流。中华民族历来尊重文化多元、兼容并蓄，其所提出“共享、合作、互利”等话语，既向世界传达了中国愿景，又为解决全球不平等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对话氛围的营造，既要在表达内容上以事实为基础，以理服人、以事化人，从道理上说服人、打动人，又要在呈现形式以情动人、以趣引人，打通话语表达方式和受众的共情通道，增强跨文化沟通效果，不断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亲和力。

四、结语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人的意识活动往往依靠语言而进行，“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离开了语言，“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类意识。从唯物史观视角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势能的构建，归根结底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具体体现，是历史条件、阶级关系和实践活动在语言形态中的集中呈现。作为社会意识的结构性表征，话语势能不仅反映了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走向与现实关切，也承载着“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价值召唤，从“石榴籽工程”到“一带一路”的民族交融，从非遗短视频到跨部门协同机制，话语势能通过“归属—文化—价值”的动能转化，推动共同体意识从理论认知走向实践自觉。在当前全球传播格局深刻重塑、意识形态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重视并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势能，是破除西方话语霸权、实现中国自主叙事的关键步骤。唯有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主导，打通理论生成、话语表达与实践逻辑的内在关联，才能真正把握时代发展的“势”、讲好民族共同体的“理”、拓展国际传播的“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精神的共同体话语体系，“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展望未来，相关研究可从三个方向进一步深化：一是在全球语境中探索“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国际适应性，回应全球治理、中国方案与文明互鉴的传播诉求；二是关注技术赋能与话语生产的边界问题，警惕算法推荐可能导致的信息茧房效应对民族认同传播的消解；三是研究代际差异下的话语接受模式，尤其是面向“Z世代”的叙事形式、媒介语言与沉浸体验机制，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传播更加立体化、感知化、场景化。唯有如此，才能在理论与实践、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构筑起通达有力的“共同体话语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