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涂尔干均是社会学的奠基人。二者秉承“社会医生”的责任感，对现代社会贫困及道德失范的“病症”进行了审视，且均以“分工”为线索展开了社会病理学分析，并提出了各自的“诊疗方案”。学界对他们的思想都有较多关注和研究，但尚缺乏从社会病理学的角度对二者思想进行的比较分析。基于此，本文将从马克思与涂尔干审视现代社会“病症”的社会事实出发，以“分工”为关键线索，比较二者的“诊疗方案”并剖析其理论分野的内在逻辑。这种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深化对社会分工理论的认识，更能为解决当代社会贫困与道德失范问题提供新的思考维度。

一、 马克思与涂尔干对现代社会“病症”的审视

“双元革命”奏响了社会蓬勃发展的时代凯歌，然而时代的进步却同时伴随着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和自杀率的节节攀升。为何“文明在这儿创造了契机，而文明人在这儿却几乎变成了野蛮人”？对此，马克思与涂尔干都进行了深刻的审视与省思。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病症”的诊断

在资本主义时代，“劳动创造价值”是一个无须多言的“公理”。17世纪60年代，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提出了“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价值理念。此后，亚当·斯密在继承威廉·配第学说的基础上，对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进行了区分，提出了“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的观点。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又在继承亚当·斯密思想的基础上，指出“一件商品的价值，或所能换得的他种商品的数量，乃定于生产所必要的相对劳动量，非定于劳动报酬的多寡”，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劳动创造价值”的经济学理念。但在这个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信奉为真理的“劳动创造价值”的公平世界里，却出现了工人越劳动越贫穷的吊诡怪事。英国学者JamesH.Treble通过调查1830至1914年英国城市贫困问题，发现1830至1914年英国劳动力市场情况表现为低工资、就业不足以及失业。霍布斯鲍姆通过统计1841至1842年英国部分城镇失业情况，也发现失业是当时英国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一串串冰冷的理性数字背后恰恰是苦难的工人阶级最真实的生存写照：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无法获得食物与住所→无法保障身体健康→难以存续的生命。

在马克思看来，在这个工人越劳动越贫穷的社会里，工人阶级遭受着肉体饥饿与灵魂堕落的双重折磨。一方面，恶劣的生活条件和极差的医疗水平让工人的肉体无处安放。“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肮脏……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资本主义生产……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恶劣的生活条件使工人身体孱弱，得了传染病也无法隔离，从而导致传染病大肆蔓延，吞噬着工人的身体健康。不仅如此，由于资产阶级不断扩大海外市场，传染病通过战争和商业贸易往来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而工人生病后也根本无力承担巨额的医药费，只能求助于收费低廉的江湖医生。这些江湖医生生产的所谓“包治百病”的专利药并不能治病，长期服用后还对工人的身体造成了危害，最终的结果就是工人身体的普遍衰弱。另一方面，许多工人选择用酗酒和纵欲的方式暂时逃离生活的苦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道德败坏现象进行了记录，指出“工人从幼年起都酗酒”，雇佣少女“从幼年起就终生沦为放荡成性的败类”。对于未来的迷茫与生活的无助，工人们只能在酗酒和纵欲中发泄情绪、逃离恐惧。日复一日的酗酒和纵欲进一步摧残了工人的身体素质，同时，酗酒和纵欲还暗藏着工人阶级的心理危机。健康的心理应该是积极向上、对生活充满了期待，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每天酗酒纵欲，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生活无趣、索然无味。酗酒和纵欲的生活习惯表明工人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的健康都在不断恶化。正如蒲鲁东所言，“在私有制的统治下，工业的花朵只能用来编扎送殡的花圈。从事劳动的工人在自掘坟墓”，工人的悲惨命运已成必然。对此马克思解释道，劳动本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下，劳动变为异化劳动，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资本家占有的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工人自己所占有的产品就越少，所以才会出现工人越劳动越贫穷的社会怪象。

（二）涂尔干对现代社会“病症”的观察

涂尔干也观察到现代社会处于失范状态，“它造成了经济世界中极端悲惨的景象，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混乱频繁产生出来”。自杀正是现代社会失范状态的具体体现。18世纪以降，自杀成为了欧洲社会不容忽视的问题。特别是到了19世纪，欧洲的大部分人口似乎相信有一种真正的“自杀狂热”席卷了欧洲。关于自杀的讨论成为了当时社会辩论的一个基本问题。涂尔干指出，“社会林林总总的病态现象似乎是随着艺术、科学和工业的进步而不断增长的”，“在大工业的中心地带，犯罪和自杀现象总是最频繁地发生”。在《自杀论》中，涂尔干从社会学的角度挖掘自杀的社会根源，找寻解决社会不幸与绝望的“良药”。在史蒂文·卢克斯（StevenLukes）看来，涂尔干对自杀的研究是构建其社会学大厦的重要基石。原因有二，一是从表面上看，自杀作为私人行为，它似乎必须完全依赖于个人因素，因此对于自杀现象的深入研究仅限于心理学家对自杀者个体因素的剖析。涂尔干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不同的社会自杀率是一种独特的视角。二是涂尔干对于自杀问题的研究对于回答其最初从事社会学研究工作时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们之间纽带是什么，有着直接的影响。

涂尔干在《自杀论》中对导致自杀的原因类型进行了总结，并对导致自杀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进行了剖析。研究表明，自杀的自然因素影响有限，真正的根源在于社会因素，也就是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动荡、工作变迁、生活变化等问题对于人的心理冲击。涂尔干根据自杀的不同原因，将自杀分为三种类型，即利己主义的自杀、利他主义的自杀和反常的自杀。这三种类型的自杀本质上都体现了人与社会的非正常化关系。首先，利己主义的自杀意味着个体处于极端疏离社会的状态，由于其缺乏对社会的依恋最终选择告别社会。涂尔干指出科学的进步冲击了自杀者信奉的宗教。宗教之所以能够预防自杀，并不在于教义劝告人们保重身体，而在于人们在宗教中有共同的信仰和教规，人们在宗教生活中可与社会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其次，利他主义的自杀恰恰与利己主义的自杀相反，意味着个体过分地与社会融为一体。涂尔干将利他主义的自杀又分为三种：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非强制性利他主义自杀与强烈的利他主义自杀。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是指某一个体有自杀的义务，如果不履行这一义务，就会受到责难和惩罚。非强制性的利他主义自杀指的是自杀者将不留恋生命视为一种杰出的美德，所以会因为“人们赞扬稍微受到一点环境的刺激或者甚至仅仅由于假充好汉而放弃生命”。强烈的利他主义自杀指的是自杀者的人生目标在彼岸世界，在当下的社会中找寻不到存在的意义。最后，反常的自杀指的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个别人由于无法适应新的生活而选择自杀。涂尔干特别分析了工商界高自杀率的原因，具体而言，工商界人士通过经济活动赚取了高额利润，政治成为其傀儡，宗教不再对其有约束，无止境的贪婪与狂热的幻想成为他们生存的唯一动力。由于老板的欲望远远大于工人，因此老板的自杀率也远高于工人。总之，自杀率的攀升并非纯粹的私人问题，而是现代社会交往的产物。涂尔干基于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对自杀现象进行了分类与分析，为我们了解“双元革命”后的社会病态现象提供了珍贵研究资料。

对勘马克思与涂尔干关于现代社会“病症”的审视，可以发现二者都秉承着“社会医生”的责任感关注人的生存境遇，都敏锐地察觉到现代社会存在的背反之处，并对社会中的“异化”“失范”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但二者的观察视角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导致二者在后续探讨现代社会“病因”与出路等问题时给出了不同答案。马克思采取阶级分析方法描绘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二元对立的阶级图景，在马克思看来，“整个社会日益分类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涂尔干则坚持去政治性，在论述的过程中使用“现代社会”这一中性术语，拒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等含有政治倾向性的术语，以求客观公允地分析社会失范现象。

二、 以分工为“药引”马克思与涂尔干给出不同“药方”

劳动分工的细化与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现代化进程，但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分化。马克思与涂尔干都不约而同关注到了分工问题，试图通过分工这一线索理解现代社会“病症”之因，寻找消除现代社会“病症”之“药”。

（一）马克思的诊疗方案

分工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病症”的重要线索，马克思借助分工建构了唯物史观，并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分工加以考察，发现了资产阶级时代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敌对阵营。阶级作为经济范畴，本质上是通过人们在特定的生产体系、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和结成的社会关系加以界定。具体而言，根据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是占有还是被占有，在社会组织、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是统治还是被统治等，可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利益根本对立的不同阶级。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体表现为，少数的资产阶级占有社会的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多数的工人阶级成为了无产阶级。基于此，马克思提出了借助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消灭旧式分工和资本主义私有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治疗方案”。

1.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理学分析

首先，马克思借助“分工”锻造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病症”的思想工具——历史唯物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的前提是“现实中的个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要义是从物质生产出发解释观念的形成，而“分工”正是物质生产的具体展开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还对分工的起源进行了考察，指出分工的最初形态是“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劳动产品不平等的分配，因而产生了所有制。“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在这个意义上，“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对马克思来说，分工并非单纯的技术现象，而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重要环节。他高度肯定了分工对于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意义，也强调分工的发展反映了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所有制形式差异。所有制的最初形式是部落所有制，随着分工的发展先后出现了古典时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之后又出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这一阶段，“资产阶级把以前存在过的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大部分和原先有财产的阶级的一部分变为新的阶级——无产阶级”，“他们在竞争中又是相互敌对的”。马克思正是以分工为线索，构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厦，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分工中的不合理的产品分配现象，还指明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旧式分工的革命路径。马克思的分析将生产力、交往形式等抽象的哲学范畴具象化为可经验观察的实践活动，将历史规律的必然性落实为具体的社会变革。正如日本学者望月清司所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本质上是“分工展开史论”，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分工”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分工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是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病症”的“思想手术刀”，为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劳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如果说分工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提供了线索，那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分工的分析，则使“分工”真正成为诊断“社会病症”的工具。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考察“商品”“货币”“资本”等范畴时都强调了三者与分工紧密的联系。商品作为交换的劳动产品，前提就是社会分工达到“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开始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已经完成”的程度。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中，分工不仅使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分离，也使劳动产品分为有用物和价值物，即商品包人”。

含着“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马克思还指出，商品二因素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所决定，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货币的诞生是由于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把某种商品分离出来充当一般等价物。而货币转化为资本，既要以发达的商品流通为前提，又要以发达的分工为前提。可见，分工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起点，其本身也蕴藏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矛盾。马克思的上述考察，揭示了这些范畴本身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只是由于披上了“物”的外衣，因而在人们面前呈现为一种虚幻的形式，即“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马克思在“看似虚幻的社会关系中把握真实的存在”，体现出其深刻的理论洞察力。此外，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马克思洞见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一方面，机器大工业的分工使生产过程成为“社会结合劳动”，例如原料采购、生产、运输、销售等均需社会协作；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却使这种社会性劳动的成果被少数资本家独占。这一矛盾进而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对立、无产阶级贫困积累与资产阶级财富积累的对立等，其最终结果就是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病症”的集中爆发。

2.马克思给出的“药方”

从预期目标看，马克思给出的“药方”是消灭旧式分工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分工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劳动和享受、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人承担，这必然导致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加剧，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消灭分工。马克思所说的“消灭分工”并非消灭一切劳动分工，而只是消灭旧式分工，即消灭奴役人、压迫人、束缚人的分工。这种旧式的分工生产了片面的、畸形的、被压迫的人。在旧式分工情形下，“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资料分配的不平等关系，具体而言，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新式分工和共产主义，“现实的个人”才能实现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从实现路径看，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才能把工人从“撒旦的磨坊”中解救出来。但这一方面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为消灭旧式分工提供物质条件，因为“消灭分工”不是主观臆造出来的，而是需要“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另一方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专门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也就是根本变革现有的生产关系，使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通向的是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简单化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而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也必将通过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形式来实现。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和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已向世人证明，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体，而资产阶级终将被无产阶级“终结”。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为工人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南，找准了革命对象，修正了卢德运动中把机器看作“革命”对象的错误认知。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既不是应当确立的状态，也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这种现实的运动就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消除旧式分工和私有制，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

（二）涂尔干的诊疗方案

涂尔干认为社会失范的根源在于社会发展过程中个体脱离集体，导致了个人的原子化状态，进而使以往的道德规范失效，整个社会处于道德真空中。在他看来，分工可以促进社会团结，因而可以在不变革现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通过职业群体或法人团体来建立职业伦理，搭建有机团结的新型社会。

1.涂尔干对现代社会的病理学分析

涂尔干首先对分工的功能进行了重新考察，指出劳动分工除了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功能外，还有更为重要的社会团结功能。在他看来，“分工的作用不仅限于改变和完善现有的社会，而是使社会成为可能”。涂尔干将社会团结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类。“机械团结”指的是在分工发展还不充分的社会里，社会分化程度较低，个体之间依赖性较高，他们拥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社会通过集体意识达到社会团结。机械团结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个人与群体的意识是完全相同的。当其发展到极致时，人的个性会消失殆尽。“有机团结”则指在分工高度发展的社会里，社会分化程度较高，个体之间依赖性较低，拥有各自的行动范围，能够自臻其境，集体意识为部分个人意识留出底盘，自由发展的空间越广，团结所产生的凝聚力就越强。涂尔干认为，只有实现有机团结，每个人才真正成为个人。劳动越分化，个人就越贴近社会；个人的活动越专门化，他也就越会成为个人。在此过程中，整体的个性与部分的个性得到了同步发展。涂尔干指出，“分工不仅为社会提供了凝聚力，而且也为社会确定了结构特性”。机械团结存在于环节社会中，有机团结存在于组织社会中。所谓“环节社会”指的是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因为它是由许多相互类似的群落重复而生的，就像一条环节虫”，所以称之为“环节社会”。所谓“组织社会”指的是每个个体在对自身利益的追逐中自然而然地确立起协作的社会。涂尔干认为分工发展和社会改造的结果就是环节社会向着组织社会方向发展。那么，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社会上会出现道德失范现象？原因就在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分工的进步，即在环节社会向组织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环节社会里的集体意识在消退，而新的道德规范并未形成，当“经济事务主宰了大多数公民的生活，成千上万的人把整个精力投入在了工业领域和商业领域。这样一来，一旦这种环境的道德色彩不浓，许多人就会越出一切道德范围之外”。总之，正是由于在社会过渡时期出现了道德规范真空，才最终出现了欲望膨胀、行为偏差和社会混乱等一系列失范现象。

2.涂尔干开出的“药方”

在涂尔干看来，现代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这种状态不能实现个人的自由，因此需要重新制定社会规范。“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为我们自己确立一种道德”，“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群体，然后建立一套我们现在所匮乏的规范体系”。对涂尔干来说，国家、家庭、宗教均无法承担起消除社会失范状态的重任。由于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个体只有通过职业群体或法人团体才能进入公共生活，进而在职业生活中获得道德约束和社会联系。他指出，“我们的政治疾病与社会疾病同出一源，也就是说，缺少能够将个人与国家连接起来的次级组织”。有两类群体可以使个人与国家连接起来，一是地方群体，一是职业群体。其中职业群体更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因为地方群体的前提条件是个体需要在同一公社或是同一省，而现代社会人口流动性强，始终保持在同一公社或同一省极为困难。职业群体由于在出身、文化、职业等方面都具有相似性，更适合形成共同生活进而重建社会道德。因此，涂尔干大力赞扬职业群体，指出职业群体是一种永久群体，其一经建构，就能管理群体中的各个委员会，也可以委派统治国家的人，而委员会则负责指导法团工作，管理内部事务。由此可见，涂尔干认为职业群体才是重建社会道德的载体，能够实现社会政治、经济与道德功能的统一。

当然，涂尔干也认为仅靠建立职业伦理并不能彻底解决社会问题，还需要进行道德教育。学校是一个典型的法团，既彰显了职业群体的普遍性，又具有重构社会道德的使命。涂尔干将人生三分之二的心血投注到教育实践中，从1887至1916年，几乎每年他都会为不同层次和年级的学生开设与教育相关的课程，培养“以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为基础的实践理性”。他还将上课的讲义编纂成册，发表了《道德教育》《教育与社会学》《教育思想的演进》等著作传播其教育思想。在他看来，初等教育的议题有三个，一是纪律精神，即通过加强儿童的纪律教育培养其社会生活的规范感。二是自制精神。“自制精神的基础是儿童对群体生活的依恋。”因此，要让儿童感受群体生活，进而培养其公共精神。三是知性精神。通过培养儿童自觉运用个人理性从而达到启蒙的效果。综观涂尔干的教育理论，可以发现他的教育目标是推动个体社会化，因此其教育理论可以视为职业群体或法人团体理论的延续。

三、 马克思与涂尔干以分工为“药引”的社会诊疗方案评析

在对现代社会“病症”的诊断与治疗中，马克思与涂尔干均以“分工”为核心线索展开理论探索，但二者的分析路径、价值立场与实践指向存在分野。这种分野本质上体现为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激进的社会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等方面的不同。相比于涂尔干的诊疗方案，马克思的批判分析更为彻底与根本，因此有必要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立场基础上，对涂尔干的方案加以批判分析。

（一）认知上的分野：批判性解读与功能性辩护

分工是马克思和涂尔干分析社会“病症”的重要线索，但二者对分工的认知差异，是二者诊疗方案分歧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把握分工的，认为在根本上应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来考察分工的起源、发展及其基本性质等，以揭示分工背后的社会关系；涂尔干则从社会团结的功能性视角出发，将分工视为“有机团结”的基础，弱化了其背后的利益冲突与阶级对立。

马克思对分工的认知始终贯穿“批判性解读”的主线。面对蒲鲁东把分工简单分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的错误观点，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特意强调不应将分工视为抽象的范畴，而应将分工放在历史中来把握，强调“各个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质，单从一个‘分’字，从观念、范畴中是很难推论出来的”。针对蒲鲁东故意夸大自己为看到分工“坏的方面”的第一人的观点，马克思也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批判地指出，其实亚当·斯密的老师弗格森更早地揭示了分工的消极方面，从而深刻批判和揭露了蒲鲁东的历史唯心主义立场。总之，对马克思而言，分工并非从来就有的，它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也非永恒存在的，而是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发生改变。分工也不能简单进行好坏区分，它总是关联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和生产关系，当社会生产关系是一种奴役人和统治人的关系时，分工就是被迫和强制的，使人不成为人，正如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工一样，这是应当加以扬弃的对象。但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由于新的所有制形式的建立，分工也将成为自觉分工，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有效手段。这些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以及《资本论》及其手稿等著作中均得到了明确阐释。

与马克思相比，涂尔干显然掉入了蒲鲁东所陷入的历史唯心主义误区，其对分工的认知是一种“功能性辩护”。在《社会分工论》第二版序言中涂尔干特别指出，“劳动分工并不对这种事态负有任何责任，有的人对分工微词颇多，这是不公平的。分工绝对不会造成社会的肢解和崩溃”。这实际上是把分工问题抽离于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形式而加以抽象考察，未看到资本主义时代分工的历史性、强制性及其自发性的特点。他秉持结构功能主义的立场，认为分工并不是导致社会失范的根本原因，反而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社会发展，还尤其具有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的功能。

对此，他在《社会分工论》的开篇进行了介绍，认为分工增加了生产能力和提升了工人的技艺，是“社会精神和物质发展的必要条件，成了文明的源泉”。对于“分工是文明的源泉”这一观点，涂尔干补充道，文明只是分工的“副产品”，文明不能解释分工的存在和进步，因为它本身没有绝对价值；相反，只有当分工本身成为一种必然的存在的时候，文明才有了存在的理由。分工所带来的诸如提高劳动效率等“经济效应”也是分工所带来的“副产品”，分工最重要的功能是实现了个体与社会的整合与团结。表面上看，涂尔干这种对分工的社会整合和团结功能的强调似乎补充了马克思未能看到的方面，但实际上，如果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便可发现，由于分工乃是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如若这种关系本身就是对抗和奴役人的，那么分工的整合和团结功能最后也只能沦落为对现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强化。可见抽象地谈论整合和团结功能并无太大意义，反而可能会沦为巩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反动力量。与之相比，马克思的批判分析显然更为根本和彻底。

（二）性质上的不同：革命性变革与改良式修复

马克思与涂尔干对分工认知的差异，决定了二者诊疗方案的根本方向：马克思从“否定性”视角切入，指向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涂尔干从“肯定性”视角切入，试图在现有生产关系框架内通过道德改良修复现代社会。

从出发点来看，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病症”的诊断直指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在他看来，工人“越劳动越贫穷”的根源并非“劳动效率不足”或“道德失范”，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涂尔干则将现代社会“病症”归因于“道德真空”，其道德视角虽触及社会规范的重要性，却回避了更根本的经济关系矛盾。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从未提过“资本主义社会”一词，而总是用“现代社会”这一概念来表达。尽管涂尔干承认现代社会是阶级社会，但却拒斥用划分阶级的方式来看待社会的内在本质，指出“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不应该到作为一个由有产者和无产者构成的阶级体系的‘资本主义’特征中去寻找，而应该到职业分工的‘有机’专业化中去寻找”。他还批评马克思之所以把阶级结构与人的异化联系起来，是因为马克思把“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混淆了。在他看来，个人主义，即劳动分工中出现的专业化现象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产物。现代社会中之所以出现各种“病症”并非分工本身的原因，而是分工中缺乏道德效力。与之相比，传统社会没有出现现代社会那样的各种道德失范现象，是因为有宗教的保护，即宗教被用来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也因此，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如若要解决道德失范现象，也有必要重新确立起一种“个人崇拜”，即职业伦理，以形成道德效力。显然，涂尔干只是在表面上来看待和分析问题。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归结为分工问题，而总是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现代社会的分工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体现，因此，对马克思而言，消灭分工本质上是扬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也并未混淆“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主义”必然会表现为“利己主义”，而只有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个人在与社会共同体相结合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实现其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重建职业伦理本质上是缺失了历史和辩证思维的。

从落脚点来看，马克思的理论归宿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涂尔干的理论归宿则是搭建有机团结的新型社会和实现人的自由平等。麦克莱伦在谈到“马克思的遗产”时评价道，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自由人联合体的观点“无论多么乌托邦，都代表了一种衡量当代社会的批判尺度”。麦克莱伦将马克思提出的未来社会定性为乌托邦，显示了其自身的理论偏见，但其对马克思思想的批判维度的把握却是到位的。马克思思想的底层逻辑深刻体现了对人的解放的关切，并且是在根本维度上、即强调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社会解放的方式，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面，体现了其深刻的理论洞察力。涂尔干的“诊疗方案”尽管也强调自由平等，但更多是形式上的。例如，涂尔干主张的“职业伦理”更多是约束个体行为以适应社会结构，而非推动个体的全面发展；其对“个人主义”的肯定也仅限于“专业化的个性”，而非真正的自由个性。这种价值立场使其理论始终未突破“维护现有社会秩序”的框架。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其思想彰显的伦理向度不过是服务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工具。

第三，从实践路径来看，马克思主张采取激进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方式来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涂尔干则主张采取保守的改良方式，通过职业群体或法人团体建立职业伦理。二者之所以采取完全不同的两种解决方式，一定程度上与其所处的具体时代背景有关。马克思身处资本主义社会早期阶段，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激化，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此起彼伏，社会革命是当时的时代主题。而涂尔干在创作《社会分工论》时，资本主义正处于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历史时期，阶级矛盾相对缓和，资本主义进入到一个新的上升期，呼吁新的社会道德规范的重建是当时的时代声音。在这种情形下，涂尔干极度渴望团结的力量以重新恢复稳定的社会秩序。此外，更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二者在理论立场上的差异。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马克思的批判和建构更多体现为一种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将现代社会定性为资本主义社会并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广阔背景中加以理解和把握，而通过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方式实现人的解放则是其借助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社会历史运动发展的必然结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被简单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也只有作为一个阶级获得解放，才能最终从自发分工和奴役人统治人的关系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将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关系的发展中得到最后实现。涂尔干则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的集大成者，对于政治事务的斗争和争论保持着冷漠和超然的态度，拒绝革命的社会主义。严格来讲，人类社会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结构逐渐被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社会结构所取代，集体意识的瓦解让原子式的个人产生了身份焦虑与文化认同危机，涂尔干的方案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问题在于，涂尔干的分析及其方案缺乏历史的维度，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和实质上的保守主义的误区。如果止步于其所提供的方案，则现代社会的“病症”将永远得不到改变。实际上，涂尔干的方案还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改良方案，不仅不能彻底解决社会失范问题，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如渠东所评价的，涂尔干“始终在物质论与观念论、经验论与决定论、实证主义与唯理主义以及个体主义与本质主义之间的徘徊和犹豫”。正因此，在面对当今时代依然存在的马克思与涂尔干所关注的现代社会贫困与道德失范等问题时，我们有必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坚持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武器，积极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对涂尔干的诊疗方案则应持更加审慎和批判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