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劳动制度，已有文献分歧较大。一些文献更愿意突出其是“缺乏退出权”的低效甚至无效安排，认为其是缺乏意义的；另一些文献则倾向于强调其对于推动农田水利建设等公共事业的积极意义。这些分歧既与研究者采取的研究角度不同有关，也与这一时期乡村社会某些相互矛盾的表象有关。不同侧面的表现吸引着不同研究者的注意。为了减少盲人摸象、各说各话的情况，推进客观公正的学术研究，有必要将这些矛盾表现放置在统一的概念和框架下进行系统分析和探讨。

结合已有文献观点，本文提出集体化时期劳动制度中的一对矛盾表现：一方面，集体化时期大量乡村劳动力被严格约束在乡村之中，低效劳动投入或“隐性失业”现象大量存在，从这一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劳动制度安排是无效的、消极的；另一方面，不容否认，集体化时期乡村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工业建设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且工业建设得到了乡村的巨大支持，从这方面看，这一时期乡村的劳动制度安排不能被视为无效，反而是有效的、积极的。如何统一这对看似矛盾的表现？回到实际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中，集体化时期乡村的低效劳动何以推动当时落后的农业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客观认识集体化时期的乡村是严肃且重大的问题，关系对新中国独立自主建设道路的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不互相否定的重大论断，深刻指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结合这一深刻论断，本文认为，党始终坚定领导新中国推进工业化，集体化时期乡村的劳动制度及所衍生的“低效”问题与新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整体生产力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对于一个受尽压迫的后发人口大国来说，自身拥有的最丰富资源和最有利条件无疑是劳动资源。在物质资本高度缺乏的条件下增加“劳动积累”，对于突破后发工业化困境、真正实现独立自主具有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劳动积累”这一马克思主义概念及其深层逻辑能够统一前述矛盾表现。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的大趋势下，深入阐明这一点对于理解新中国工业化的历史演进、联结过往与未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为此，本文从中国处在后发工业化国家行列的角度，基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结合集体化时期国际国内环境条件，分析乡村增加劳动积累的制度安排与客观作用，尝试提供以乡村劳动积累为基点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思路。文章首先回顾工业化的理论逻辑与后发国家的困境，接着具体分析新中国推进工业化所需突破的障碍，继而分析新中国通过内部的乡村劳动积累助推工业化的逻辑，最后讨论劳动积累的历史和未来意义。

一、 工业化的逻辑与后发工业化的困境

（一）工业化的逻辑

工业化是相对于前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变革，核心标志是生产工具的变革及大型生产工具对生产方式的系统改造。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把工厂的机器体系分成发动机、传动机和工作机三个部分，形象地描绘了机械大工业时代的生产及大型生产机器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在这里，代替单个机器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

中国传统农业生产高度依赖劳动投入而非物质资本，在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下陷于所谓“高水平均衡陷阱”或劳动的“内卷化”状态，土地产出效率虽受人口压力的推动有所提升，但实际上较为缓慢。工业化兴起并对各个生产部门进行改造没有发源于具有悠久农耕传统的中国。张培刚对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前现代农业生产有充分的亲身调研，在美国留学时对工业化带动下的现代化农业又有了近距离认识。基于对中美两国农业生产的比较，他提出工业化是“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认为“从已经工业化的各国的经验来看，这种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最好是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诸部门来说明”。这一见解与马克思的见解颇为一致，同样强调能够制造和提供大中型生产资料的重工业部门在工业化中的核心意义。

重工业部门的形成要求足够多的投资。现代经济理论非常看重“促进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趋近”的明晰产权制度对于推动工业投资的意义。不能忘记的是，古代中国并非没有私有产权制度，且由于总体人口规模庞大，中国的私有制小农数量远超西欧。客观来看，私有产权制度保障了某些社会成员对产出剩余（一种生产的产出超过劳动者必要消费的部分）的索取权，但剩余索取权和工业资本不能视为同一。一种生产的剩余可以被私有产权所有者消费掉，剩余的数量也可能很有限，根本达不到建立重工业部门所要求的投资门槛。剩余索取权并不意味着能获得足够的剩余积累，支撑起对重工业部门的投资，否则有着大量私有制小农的中国古代早就出现重工业部门了。在理论逻辑上，本文不认同单靠私有产权制度就能形成重工业资本和重工业部门的判断，但不否认私有产权制度对于实现资本积累的意义。私有产权制度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私有产权制度可被视为剩余积累的“起点”。然而，有起点不意味着积累可以不断扩大，所要积累的剩余也可能无从获得。因此，私有产权制度下的资本所有者如何一步步地扩大剩余积累，他们从哪里不断获得剩余、最后达到有能力投资形成重工业部门的程度，是更根本和深刻的积累“过程”问题。正是在扩大剩余积累这方面，近代以前的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欧。

在私有产权制度条件下，马克思的“生产资料（第Ⅰ部类）—消费资料（第Ⅱ部类）”两部门理论模型可以用于说明资本主义再生产是如何扩大的，这一模型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重工业部门的建立也具有启发意义。在两部门模型所描绘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每一期，生产资料部门的资本所有者占有经济剩余，只将一部分用于消费，余下的一部分用于扩大不变资本（固定资产和生产原料）规模，可能是通过购买更多土地、矿产、研发制造机器等方式，另一部分用于扩大可变资本（即雇佣更多工人），通过这种安排，资本所有者得以在下一期扩大生产资料部门的生产规模。为了配合生产资料部门的扩大再生产安排，每一期消费资料部门的资本所有者同样需要节约消费、扩大再生产规模，向生产资料部门购买更多生产资料，使之成为自身的不变资本，并通过产品交换的形式向生产资料部门提供更多消费资料，以满足生产资料部门中更多工人的消费需求和资本所有者的消费需求。通过两部门一期又一期相互配合的扩大再生产，社会中的资本所有者能够将经济剩余转化为不断壮大的不变资本，特别是转化为生产资料部门中的不变资本。“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生产资料部门中的不变资本不断积累并到达某一门槛后，生产资料部门将从量变转向质变，生产资料部门的资本所有者将有能力投资前所未有的重工业部门，重工业部门正式成型，这样的部门将具备制造并提供大型机械的能力。

正是在马克思所揭示的积累过程中，资本主义重工业部门由小到大一步步建立起来。其中的关键在于，资本所有者须不断汲取、占有更多经济剩余，并经过投资，将剩余转化为由自身支配的不断壮大的不变资本（土地、矿产、交通设施、机器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资本所有者有必要将汲取经济剩余的触角延伸到尽可能广阔的地理范围和社会领域，在此方面，市场扩大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只有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在市场上卖得出去，资本所有者对经济剩余的占有才能够实现，长期留在工厂里的存货只会闲置并朽坏，不会给所有者带来增益，不能帮助扩大资本；其次，只有卖出的产品足够多，资本所有者才能够实现对更多经济剩余的占有；再次，市场足够大、销路足够广，资本所有者才能够扩大生产规模，占有更多经济剩余；最后，更大市场所诱致的生产规模扩大有助于提升生产分工效率，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帮助资本所有者扩大对经济剩余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斯密的“市场范围限制分工”理论可以被看成是资本所有者通过拓宽市场半径以扩大对经济剩余的占有的理论命题。此外，根据两部门模型，我们不能忽略粮食等消费资料在重工业资本形成过程中的支撑作用，若缺少足够的粮食，生产资料部门工人的生活尚且无法维持，遑论重工业部门的形成。如果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国家缺少粮食，就需要自行扩大生产，或通过市场交换得到更多粮食以弥补不足。在国家层面，一国为了自身重工业资本的长远利益计，只要有可能，必然倾向于保留生产资料部门的产品，输出消费资料部门的加工商品，并大量输入粮食、原料或者购买土地、矿产（并在购买的土地、矿产上修建运输线路等），以此支撑本国重工业资本的形成。由此可知，足够广大的市场对一国重工业资本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后发工业化的困境

历史上老牌工业化国家走的是对外扩张市场加掠夺资源的道路。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西欧对外开展殖民掠夺从15世纪就开始了，延续数百年。资本所有者和国家权力结盟，利用所掌握的经济剩余发展军事力量，提升军事装备、促进军事技术研发，继而利用军事优势强行轰开他国市场的大门，甚至直接侵略他国领土，快速侵占土地和原料，进而获得更多资源壮大自身的重工业资本。就这一历史过程，马克思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

资本主义工业化越发展，对世界资源的汲取范围和强度越大。不独是英国，相对英国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包括法、德、美、日的工业化，无不曾借助殖民掠夺和对外部资源的汲取，美、日等还在大发战争财或收割赔款后，把战争财或赔款投入自己的工业化火炉。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引用德里奥的话指出，19世纪20世纪之交是工业化列强争夺世界白热化的时期，“大家都得急急忙忙地干：凡是没有及时得到一份的国家，就可能永远得不到它的一份，永远不能参加对世界的大规模开拓，而这将是下一世纪即20世纪最重要的事实之一”。由于资本主义竞争的残酷性和世界资源总量的有限性（特别是在一定技术条件下资源存在有限性），后发国家和地区没有在这一时期或之前抢先参与争夺，就必然沦为被别人掠夺的对象，面临诸多困境。

从国防主权和社会发展环境看，先发工业化列强的军事侵略导致后发国家社会动荡、四分五裂、惶恐不安。人们除了受原有落后统治力量的剥削，又多了一层来自列强的残酷掠夺。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开展生产，很难取得进步。

从资源占有和控制利用看，工业化列强走在前，导致“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后发国家的资本所有者最理想的情况也只是充当工业化列强的买办，难以通过自身积累筑起重工业的基础。原因在于，生产都是基于一定的资源，大量基础资源被国外资本占据，工业发展就只能被釜底抽薪。

从技术发展能力看，以西欧国家为代表的先发工业化列强通过数百年的军事扩张、资源“普查”和掠夺以及不断的“干中学”，开发并掌握了长足的技术优势。先发国家事实上设定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轨道，掌握了科学技术的话语权和标准制定权，控制了工业技术标准。纵使后发国家甘当学徒，试图通过大量吸收引进先发国家的技术来改造自身，也面临很大困难。首先，列强不会轻易把技术转移出去；其次，后发国家缺乏足够的人才引进吸收技术；最后，后发国家很可能缺乏充足的粮食储备来支撑工业化，加之列强侵略下的社会动荡造成了农业生产力的破坏，使得工业化更难以推进。

从产品市场看，即使后发国家有规模较大的资本所有者，但失去了市场，这些人的经济剩余积累将无从继续实现，甚至可能走向破产，重工业资本无从形成。为了促进本国资本积累，先发国家在自身的工业化过程中无一不身体力行贸易保护主义，也不能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进入近代，面对先发工业化列强的军事武力，后发国家的贸易保护虚弱无力。先发工业化列强的产品充斥后发国家的市场，切断了后者通过积累经济剩余以投资形成重工业部门，进而实现工业化的道路。

二、新中国推进工业化的现实障碍

中国以近代以来受尽欺压的农业社会为起点推进工业化，必然面临上述困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建立为摆脱上述困境创造了根本前提。新中国成立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擘画了推进技术发展、建立自有工业体系的蓝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势力在中国的统治，使国防主权、自有资源控制利用权和国内市场回到了中国人民手里，不必再处处受帝国主义势力干预。在国际上，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苏联为新中国提供了工业化初期的技术支持。

尽管苏联的援助扫除不少技术障碍，但总体上新中国是在内忧外患和低起点的情况下开启工业化。如上所述，作为后发国家，新中国不可能通过扩张市场、掠夺资源的方式迅速积累重工业资本，而只能探索内部积累（利用国内自有资源和市场）的工业化道路。以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的1952年为基准观察时点，从实现内部积累的角度看，新中国推进工业化的现实障碍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相对于庞大人口需求，粮食产量明显不足。人口大国的粮食需求不能指望进口。1949年，中国人口数量达到5.4亿，而当年全国粮食产量仅为1.1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418斤，低于440斤的热量供给最低粮食底线，人均每天最多只能消费1.1斤粮食，根本填不饱肚子；经过三年的恢复期，到1952年全国人口数量上升到5.7亿，粮食产量达到1.6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提升到576斤，也就是人均每天只能消费不到1.6斤粮食，这在没有多少其他食物的条件下仍然填不饱肚子。若供给不了更多粮食，就无以维持建设重工业部门工人所需。因此，解决粮食严重不足问题是推进工业化的必然和紧迫要求。

其二，国内市场能够帮助私人资本所有者形成的剩余积累有限。1952年，中国实有耕地约16.2亩，全国人均不到3亩。人均资源有限，粮食单产低下，人民基本的饱腹需要尚未满足，自然没有多少余粮用于市场交换，也没有多少余钱用于市场消费。因而，国内市场能够帮助资本所有者实现的经济剩余积累不多。分散的私人资本完全没有能力建设重工业部门。更具体地说，个体农民与现代生产基本绝缘；私人工商资本有了一点积累，想的是投资轻工业或是购买更多土地以收租等，不足以（也缺乏意愿）投资资金需求大、投资周期长、回报滞后的重工业。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如果中国的重工业部门须待私人工商资本壮大后再来投资发展，那么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在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安全威胁下，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不起漫长等待。

其三，政府财政收入和积累有限。在还没有工业化的社会，政府财政离不开农业税收。195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占比为51%；当年财政收入仅为173.94亿元，支出172.07亿元收支基本相抵，财政收入只及“一五”计划经济和文化建设投资规模（766.4亿元）的22.7%。如果依赖建立在个体农业经济之上的税收，政府财政无法投资重工业部门。综合私人资本和政府财政两方面看，只有整合分散的个体经济、增加整体的积累，新中国才可能投资得起重工业。

其四，人才严重缺乏。1952年，全国城镇人口为7163万人，占总人口（57482万人）的12.5%；城镇就业人员为2486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员（20729万人）的12%。全国产业工人很少，且绝大多数未进入重工业部门，反映在1952年极低的原煤（0.66亿吨）、原油（44万吨）、生铁产量（193万吨）和发电量（73亿千瓦时）等重工业产出，这些产出分别只及1978年的10.1%、0.4%、5.5%和2.8%。1952年，全国绝大部分人未接触现代化生产，也缺乏文化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80%的人口都是文盲，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不足20%”。根据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1964年不识字人口超过2.3亿人，约占总人口（6.9亿人）的33.6%，还有2478万初识字人口，占总人口的3.6%。识字人口中绝大部分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初小和高小文化人口合计占总人口的28.2%，初中文化人口占4.7%，高中及大学文化人口合计仅占1.7%。1964年的人口文化状况是10多年扫盲运动的结果，1952年的人口文化程度肯定要低得多，可以说大部分人不识字。产业工人和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才严重缺乏，使新中国在初期根本无法“分布式”或“分散式”地引进技术，而必须集中有限的人才“整体式”地引进基础重工业技术，并尽可能通过低成本方式提升广大群众的基本文化素质，为进一步的工业化创造人口条件。

三、 新中国通过乡村劳动积累助推工业化的逻辑

面对工业化起点上的现实障碍，新中国所能调动的用于克服障碍的最丰富的资源无疑是劳动资源。结合1953年以后的历史和政策发展脉络，新中国通过整合个体农户力量、增加乡村劳动积累，从而助力克服工业化障碍的逻辑如下。

（一）实现农产品统购统销，建立内部积累渠道

为了保障有足够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支撑城市地区发展重工业，国家从1953年底开始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在总体粮食产出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新中国正是通过实行“饭匀着吃”，支撑了工业化的起步。1953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明确发出指示，“城市蔬菜供应，依靠个体农民进城卖菜来供应，这是不行的，生产上要想办法，供销合作社也要想办法。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大的推动”。1953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由此农产品统购统销成为全国性的制度安排，一直运行到1992年底。

根据赵德余的整理，1958—1962年实际粮食征购量占粮食产量的比重为23.8%～39.7%；此后粮食征购比重有所下降，1966—1978年粮食收购量占总产量的比重为16.3%～19.2%。近20%的粮食被征购，限制了农民消费的提升。按总产量平均，1952—1978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从576斤增加至637斤，但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实际粮食（原粮）消费量仅为496斤，只及当年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的77.8%。改革开放以前的农产品统购统销采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农民总体所得被压低，节省了公共财政开支。广大农民群众确实是在不高的生活水平上“勒紧裤腰带”支援重工业建设。农民输往城市的农产品是用于推进工业化的劳动积累成果的重要形式。

改革开放之初，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减少农产品统购数量、提高收购价格，以此缩减乡村劳动积累的规模，提升农民的消费水平。1979年和1980年共计少统购了340多亿斤粮食（不含加价超购部分），比1978年的统购数量减少了1/3；从1979年夏粮上市开始，粮食统购价格提高了20%，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农民能够在集市等以市场自由价格出售粮食。据张卓元（1988）分析，1987年相比1978年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1.4倍，而农村工业品销售价格只上涨了23.5%。这显示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缩小，推其原因，到改革开放之初，新中国已基本建立起重工业部门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品供给增加，此时再维持原有的剪刀差幅度以增加乡村劳动积累的必要性下降。

（二）推动农业集体化，提升农产品产出潜力

为了获得足够的经济剩余支撑重工业发展，不能光约束农民的消费，更关键是要提升与实现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产出的潜力。中国是农耕文明古国，有家庭农业和精耕细作传统，农业单产不逊色于他国。然而，由于人均土地有限，传统中国的劳均产出并不突出。徐浩通过比较研究发现，18世纪中国江南水稻亩产约达到同期英国小麦亩产的2.7倍，但英国的劳均产出却比中国高4.3倍。传统农业有着难以突破的技术极限，缺少灌溉条件和农用化学品等现代生产要素投入使得小块土地上的农业劳动投入服从于边际产出递减规律。农民用大量劳动推动的更高农业单产以劳动产出率下降为代价，而且以近现代的标准看，传统劳动所推动的农业单产并不高。根据吴慧的整理和估算，从战国中晚期到清中叶，粮食平均亩产都低于367斤。清中叶以后，伴随人口增长和移民拓荒，大量原本不适合耕种的边际地被开发，加上长期的耕地利用导致土壤肥力下降，粮食平均亩产趋于下降。根据卜凯在20世纪20年代对7个省份的调研，小麦、水稻的平均亩产分别只有148.3斤、378.9斤；之后经过连年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之时，粮食平均亩产已降至137.2斤。

着眼于破除小块土地上的“劳动内卷化”，在新的层次上提升粮食增产潜能，新中国必须改善农业基础设施，逐步增加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其中，增加现代生产要素投入以重工业的发展为前提，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有少数集中、初建重工业项目，无法为全国大范围提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相比而言，改善农业基础设施不必然要求投入大量现代生产要素。通过较大范围地组织劳动、利用简单工具，水利工程建设也能够开展。中国传统农业基础设施极不完善，农田大多是“望天田”，不具备人工调节灌溉条件。这背后有传统技术力量不足、财政有限、旧政府缺乏组织群众开展大范围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和意愿等原因传统基础设施建设限于大型流域局部的水灾防患设施、作为统治基础的“关键经济区”的水利设施、事关漕运的运河设施等，统治者和官僚没有意愿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范围，他们甚至会出于“保漕运”等目的而让某些区域成为灾区。各地水库建设不足，毛细血管灌溉工程也严重不足，拥有人工灌溉条件的耕地占比很低。根据卜凯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范围调研，作物灌溉面积占种植作物面积的比重只有46%，小麦地带灌溉面积占作物面积的比重只有15%，冬季作物面积的灌溉比例只有13%。

通过推动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新中国能够办好过去分散的一家一户和旧政府所办不到的事。尽管和旧社会一样面临技术条件、财政收入、工具简陋等现实困难，但新中国在农业集体化时期仍取得前所未有的水利建设成就。1953—1978年，累计完成的水利工程土方、石方量分别达149.8亿立方米、14亿立方米，年均完成5.8亿立方米、0.5亿立方米。1978年全国建成水库84585座，总库容4012亿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311座、中型水库2205座。1952—1978年，乡村小水电站从98个增加到82387个。许多工程只能依靠人力完成，体现了党领导下乡村群众齐心协力的力量。水利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灌溉条件，1952—1978年全国耕地有效灌溉面积从1995.9万公顷增加至4496.5万公顷，增长了1.25倍，为农产品持续显著增产打下了基础。巨大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是集体化时期乡村增加劳动积累的重要成果，许多这一时期建设的农业基础设施至今仍发挥着作用，体现了乡村劳动积累的深远意义。

（三）保障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生产用工，稳步扩大农产品供给

集体化时期重工业处在起步阶段，无法提供足够的现代农机、农用化学品等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农业生产高度依赖人力劳动。同时，城镇中能够大量吸收就业的轻工业、服务业尚缺乏发展条件，有限的粮食产出也很难保障全部进城农民的消费需要。在人口大国工业化初期阶段，保障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生产用工，确保农产品供给稳步扩大尤为重要。

在这方面，新中国曾有深刻的经验教训。1958年，为了提高钢铁产量，大批农村劳动力被占用或被城镇单位招工，农业劳动力减少，导致当年主要农作物没有及时收储，出现“丰产不丰收”，人民生活遭遇严重困难。紧接着，1959年出现春荒缺粮，粮食、棉花和油料的产量分别下跌了2797万吨、26万吨和66.6万吨。面对粮食短缺的严峻局面，1961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压缩城镇人口，动员更多人口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当年城镇人口减少了1000多万人。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再次决定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工业战线，以更多人力支援农业生产，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要求1962年全国城镇人口再减少2000万人。此后，国务院多次发布文件要求控制城镇非农职工数量。

1953—1978年，中国粮食生产用工强度从9.19劳动日/亩上升至33.31劳动日/亩，上升了2.6倍。如果将1953年的粮食用工强度视作接近传统精耕细作的水平，那么集体化时期农业的精耕细作程度比传统提高了不止两倍。这一趋势既与总人口的不断增长有关，也与限制乡村人口就业的政策有关。这一政策的实施要求户籍管理制度、集体化生产管理制度的配套；政策的出台本身则有着厚重、不可忽略的现实依据。除了曾出现过的因农业劳动投入不足而导致的粮食损失的教训外，基于对中国现实的深刻洞见，毛泽东一直重视发扬精耕细作的勤劳传统，强调通过人民的勤劳协作来突破现实困境。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毛泽东通过多个地方案例向全国推荐了精耕细作、多种经营的生产经验。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干……我们因为穷，人口那么多，东西那么少，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有现在的这样一种干劲，这样一种朝气，而且一定要长久保持下去”。

结合灌溉条件改善、农业种质改良、“土洋结合”的农技推广等条件，精耕细作的进一步增强确实提升了粮食单产和总产量。1953—1978年，水稻、小麦、玉米三种粮食平均单产由278.4斤/亩上升至442.8斤/亩，增产了59.1%，年均增产6.6斤/亩，1978年的粮食单产远高于新中国成立前任何时期的水平；同一期间中国粮食总产量从约1.7亿吨增至3亿吨，增产76.5%。由此可见，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生产并非传统时期小块土地上“农业内卷化”的翻版或加强版，它实现了在新的层次上提升粮食产量。同样重要的是，农民精耕细作所产出的粮食不再只是作为各家各户的消费所需或缴纳给统治者、地主的地租与赋税，而能够有效转变成支持重工业发展的经济剩余，助推中国社会形成新的生产力。

我们也不能无视这一过程中客观存在的问题。1953—1978年，粮食生产用工强度的提升速度（提升2.6倍）明显快于粮食单产的提升速度（提升不到0.6倍）。综合起来，同期粮食的劳动生产效率反而下降了55.6%。这反映，这一时期的农业劳动投入确实没有充分结合农业生产过程的规律，客观上效率不足。具体来说，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过程的季节性较强，有明显的农忙期和农闲期区分。农闲期需要的劳动投入较少，传统农民家庭多实行“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的多元生产安排。遗憾的是，为了尽可能保障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用工，加之各地冬闲季节兴修水利等用工安排，以及分散的乡村社区的人口规模相对有限、不利于集体实行多元化分工等原因，集体化时期乡村总体走上了单一化生产的道路。毛泽东原设想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和“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多元化生产集体并没有成为普遍现实。大多数乡村劳动力被严格地约束在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狭窄范围内，家庭副业生产和非农就业受到明显负面影响。根据汪海波和刘立峰整理的相关资料，1976年只有6%的农村劳动力能够在社队工业中务工。根据公开统计数据，1978年中国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合计约1.2亿人，城镇就业人员约1亿人，将两者相减可知约有2000万非农就业人员分布在乡村，当年乡村就业人员约3.1亿人，可推算出乡村非农就业人员占比只有约6.5%。

保障农产品生产用工有助于扩大农产品产出，增加供给城镇的低价农产品，增加工业发展所需积累，但对农民劳动的“限制”可能引发各级管理者的官僚主义、劳动安排缺乏效率、劳动者积极性受到抑制等副作用。客观上，这是后发大国不得不面对的两难问题。

（四）增加乡村生产集体积累，改善乡村人口素质

长远来看，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需要大批人才。集体化时期乡村的劳动积累不只体现为低价输往城镇的粮食（及其他原料）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成果，也体现在农民群众生存发展条件的改善、乡村人口素质的提升。

首先是返销粮和面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存保障。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地生产条件、粮食产量存在差异，同一地方不同家庭的生产条件也有差异。基于“饭匀着吃”的社会主义分配价值导向，即使面临物资短缺的严重困境，国家仍重视缺粮地区、缺粮群众、困难群众的基本生存物资供给。据估计，集体化时期国家每年返销给农村的粮食占征购数量的38.9%～49.3%，返销率在1/3以上。在此意义上，统购统销不能被单一理解成城市对乡村的剩余提取制度。在乡村内部调剂丰歉，保障更多人的基本生存，也是这一制度的要义。

其次是乡村社队企业和非农生产的初步发展。在集体统筹体制机制下，乡村集体有了积累，一些地区办起了小规模、采取简单协作方式的社队企业。到1981年，全国社队企业固定资产净值达304亿元，总收入为670.4亿元，实现纯利润112.8亿元，缴纳国家税金34.3亿元；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沿海省份的社队企业资产和总收入较多。改革开放后，沿海省份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异军突起”，前期社队企业的生产训练和经验积累不可或缺。

再次是乡村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和人口预期寿命的显著提升。新中国成立前，天花、霍乱、血吸虫病、疟疾等多种疾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健康，婴儿死亡率高，人口平均寿命短。依托国家政策的重视和乡村集体的积累，集体化时期的乡村探索出赤脚医生的经验模式，面向最广大基层群众提供低成本医疗诊治服务。这一时期医疗卫生工作取得巨大成就。许多重大传染病或被灭绝，或得到有效防治，例如血吸虫病和性传播疾病基本被扫除；1955—1975年，疟疾发病率从每10万人1027.73例下降至763.14例；婴儿死亡率明显下降，从新中国成立前的约200‰下降至1975年的47‰；人口预期寿命快速提升，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周岁上升至1975年的约65周岁。

最后是农民群众文化知识水平的显著提升。乡村大力开展扫盲运动①，1964—1982年文盲率从33.6%下降到22.81%。儿童整体入学率提升，1952—1978年小学学龄儿童的净入学率从49.2%上升到95.5%；同期普通小学和中学在校学生数分别从5110万人、249万人上升至14624万人、6548.3万人。教育扩大为社会储备了更多人才，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64—1982年我国每10万人中小学、初中、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人口分别从28330人、4680人、1319人上升到35237人、17892人、6779人。在乡村扫盲和教育扩大过程中，村集体以记工分的形式担负了乡村教师的部分工资，正是集体统筹掌握的积累使其具备一定的支付能力。

在乡村普通群众的生存发展条件得到显著改善的同时，人口规模快速扩大。1952—1978年，全国总人口从5.7亿人增长到9.6亿人，增长了68.4%，其中乡村人口从5亿人增长到7.9亿人，增长了58%。诚如毛泽东所强调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规模扩大、健康和文化素质显著提升的乡村人口，同样是集体化时期乡村劳动积累的宝贵成果。改革开放后，中国能够实现对世界先进工业技术的加速吸收利用、创新转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效率与经济规模跃升，其关键基础正是改革开放前夯筑的庞大高素质劳动人口。

四、 劳动积累的历史与未来

在农耕时代，中国能够领先世界，离不开农民群众的精耕细作和“一分辛劳一分收获”的日积月累；在工业化时代，中国能够在受尽欺凌百余年之后迎头赶上，同样离不开农民群众的勤劳奋斗、持续奉献。与传统时期不同的是，在党的领导下，乡村群众的力量得到充分整合，突破了单家独户的劳动“内卷化”，办成了过往办不到的事业。在集体化时期，乡村群众在党的组织领导下增加劳动积累，取得农田水利设施大范围改善、农业大幅度增产、人口素质显著提升等前所未有的成就，助推新中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重工业部门。1980年，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结合国别比较发现，中国已建立了“近乎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1957—1979年，中国的工业净产值增长率明显高于印度和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组别，中国1979年的工业固定资产总额比1957年高了近11倍。

值得自豪的是，新中国实现工业化完全依靠内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累，而不是像先发工业化列强那样依靠对外无止境的资源掠夺。这一工业化新路径具有鲜明而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客观认识乡村劳动积累在新中国工业化历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公正地看待集体化时期的制度安排，也有助于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式现代化何以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与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在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集体化时期的乡村劳动积累也衍生出了劳动效率不足等问题。由此，低效劳动助推了后发工业化，成为新中国的一个客观历史过程。清楚认识到乡村劳动积累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有助于后来者保持警醒，更珍惜先辈千辛万苦取得的成果，继续保持劳动本色，同时更审慎、合理地优化组织劳动，开创新的事业。本文引申出以下有关劳动积累的历史启示及未来展望。

其二，经过70多年的积累，新中国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社会的生产方式已被系统性重构，国际分工与贸易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未来必须在更高层面上实现和优化有组织的“劳动积累”。现代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生产发展依赖于人与人之间密集的信息、知识交流，依赖于人口的集聚与分工规模的扩大。通过整合乡村的低效农业劳动来助推工业化的历史已远去。在当今科技条件下，众多人口分散在村庄社区不仅无法实现有意义的“劳动积累”，而且导致了农地等资源的切割与分散利用，降低了资源利用效率。中国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有组织的“劳动积累”，必然要通过优化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为更多劳动者实现集中居住就业和现代化生产方式转型创造更充分的条件。这一过程应尊重照顾乡村居民特别是老年居民的意愿及实际需要，绝不应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强推。

其三，集体化时期的劳动积累在较大程度上隶属于行政计划主导模式，但行政计划的强烈目的性和现代生产进一步发展所需的颠覆性创新的不可预测之间有较大内在矛盾。新时代的劳动积累应成为孕育颠覆性创新的厚实土壤，不能满足于经由统一计划开展建设、复刻他人技术成果的跟随模式。因此，发展新型举国体制应兼顾资源整合和局部探索、共性与个性、秩序与活力之间的关系，立足长远，在维护关键核心领域安全、铸造并牢牢掌握大国重器的同时，为更多局部、边缘探索创造活动空间，通过扩大局部探索的基数促使创新大量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