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刊发我院助理教授朱云文章《黏性匹配：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壮大的机理与社会基础》。
内容提要
摘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县域富民产业的培育与提升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与均衡。作为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制度，富民产业培育在基层运作过程中呈现“去黏性”的运作特征，引发产业重“引资”轻“经营”，从而带来富民效应不强等困境。江西省赣州市N县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通过锚定在地化资源、内生性的发展、自上而下的制度支持，实现了县域内生发展、农民增收、群众获得感一体化发展，探索出以县域内生资源为参照的黏性匹配的产业发展模式。研究发现，黏性匹配的产业发展模式通过县域的自主性统筹、渐进式的承接产业转移、组织化的产业培育，保障了富民产业落地过程中资源的内生性、产业的扎根性和群众的参与性，激发了县域富民产业的强县和富民的经济效能。富民效应与强县目标统合起来的产业培育经验将给壮大县域经济、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些有益实践启示。
关键词：县域富民产业；产业培育；县域经济；产业基础；黏性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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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共同富裕，是党和人民的重大关切。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就促进县域产业发展和推动农民增收作出系列重要部署。202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县域富民产业概念，表明乡村产业发展的课题延伸到县域城乡一体化。在此后连续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均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路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落实壮大县域富民产业的具体要求，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从实践效果来看，一些地方已经初步形成了比较优势明显的现代农业、主导产业突出的制造业和三产深度融合的现代服务业等多种富民产业类型，县域富民产业发展水平和农民富裕程度显著提升。但值得高度重视的是，还有不少县域的富民产业发展与政策目标导向相距甚远，特别是脱贫地区在发展县域富民产业过程中还面临诸多困境。这种实践差异引起了学界对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困境的思考和探索。
围绕县域富民产业培育困境的原因分析，学界大致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不同地区间的差异化资源禀赋带来“资源－环境”异同的结构性因素是关键。作为县域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富民产业聚焦如何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和县域经济繁荣，利用县域资源、环境、文化和政策等优势，推动富民产业经济的增长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同时，作为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必经之路。
许多地方不顾资源禀赋、市场需求、原料支撑等，盲目兴办乡村产业园区和乡村产业项目，甚至不惜下任务、定指标、密集考核，导致乡村企业同质竞争加剧，农产品原料供给难以有效支撑加工能力扩张和品质提升的要求，这加剧了乡村企业规模小、层次低、竞争力弱的问题［3－4］。对此，有学者提出针对县域发展情况、区位优势差异聚合原有的传统内部资源，将产业发展定位于邻近城市的配套服务，形成依城发展态势，认为乡村产业发展要尊重产业规律和乡村区域差异、重视农业产业的基础作用，在均衡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多功能性。
另一种观点认为，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不仅是解决经济发展和民生难题，更是基层政府与农民互动的过程，是基层政府产业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载体。政府作为主导县域富民产业培育和提升的主体，对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完善县域富民产业制度就成为壮大县域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命题。在理论层面，发展富民乡村产业，就是要避免只注重扩大规模效应、只富裕少数人的农业产业化路子;在政策取向上更注重让绝大多数农民从产业发展中获益，建立健全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让广大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利润。从实践经验看，一些地方对于乡村产业振兴的目标设置没有兼顾产业发展目标和农民致富目标，这不仅是由于相关主体的认知有限，也与一些政府官员的政绩偏好有一定关系。为此，相关研究指出，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市场力量和公共政策带来的排斥性风险难以完全消除，而两者带来的包容性机遇也会长期存在。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需要提高乡村振兴的包容性，把乡村振兴的过程变成缩小城乡之间、农村不同群体之间、不同地区农村之间差距的过程。同时，县域产业结构过度同质化所形成的非合意性产业重叠导致供给侧资源要素低效配置和需求侧市场恶性竞争，需构建县域间优势互补的产业价值链体系，同时优化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着重关注长期经济发展质量指标。
综上，既有研究为我们理解县域富民产业培育困境提供了重要启发，但是仍存在不足:一方面，已有文献虽然分析了产业发展的富民困境与成因，但是脱离了具体时空的产业情境和系统性分析。从富民产业落地过程看，产业培育与提升的前期适配、政策制定、科层运作以及落地在县域经济社会内部具有高度的微观黏合。从制度端或结果端的静态研究未能够充分揭示县域富民产业落地的运作机理。另一方面，已有文献在研究视角上侧重对产业的经济效益评价或社会效应进行单线性讨论，难以展现产业发展与农民富裕之间的共生机制，即富民产业强县与富民的社会基础黏性，而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壮大的黏性特征在产业运作中的“消失”，是一些县域富民产业无法成功落地甚至失败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于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实践困境的分析与纾解路径的探索，需要规避静态的单线性分析模式，找到“强县”与“富民”二者的强关联机制，这是本文的问题意识。
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的实质在于，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发展具有地方特色、市场竞争力和持续增长潜力的产业，以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对于县域特别是中西部县域而言，发展壮大富民产业，往往受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制约，因此，要突破要素禀赋结构的限制，需要将产业植根于乡土社会的经济生态系统，实现产业的劳动力配置方式、生产组织过程与经营者的家庭生活紧密贴合，嵌入乡村社会的多元产业体系，嵌入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和行动伦理。可见，锚定与县域社会高度黏合性的产业是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壮大的前提，不仅可以依托特色资源培育特色产业集群、优化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还可以提升生产经营主体产业支撑能力、持续完善产业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共同富裕。产业黏性是指特定产业在特定地理区域内，与地方供应链网络、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与服务、地方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所产生的一种强大的锁定效应和抗迁移能力。黏性匹配的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实践是基于内源式发展、资源要素统配和收益分享而形成的系统路径。一方面，县域富民产业依托本地资源优势成长，并通过要素激活、需求引领、集群共生和结构优化不断凝聚产业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县域富民产业通过带动农民发展生产、促进农民就近就业和共享资产收益，有效提高农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产业壮大—强县与产业辐射—富民两端实现生产市场和消费市场双循环。由此，本文运用黏性匹配的概念来解释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壮大的机理，不仅延续对富民产业理论的深入研究，还与持续培育壮大县域产业产生有机耦合。
基于此，本文以县域经济生态系统作为富民产业培育的链接载体，从黏性匹配的概念出发，在地化分析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的内生实践过程及其背后的形成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县域富民产业的社会基础，从而为县域富民产业的发展壮大提供有益参照。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其经验材料来源于笔者2023年在江西省赣州市N县的调研。N县在20世纪90年代初形成打工潮，大批的乡村木匠到佛山、顺德一带的家具厂打工。2000年初开始，外出打工的木匠回县创办家具厂，形成了规模化创业潮。至2022年，N县的家具制造及配套企业有8000多家，规模以上家具企业526家，现代家居产业集群产值突破2000亿元，全产业链上从业人员近50万人，成为中部家具产业第一城。基于经验启发，笔者将N县富民产业落地过程中实现强县与富民双重效应的样态概括为“黏性匹配”，即县域富民产业落地的关键在于选择与本地经济社会基础联系紧密的黏性产业。借助对黏性匹配的运作机理分析，本文探索县域富民产业促进县域长期经济增长的突围路径，给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带来一些经验启示。
二、县域富民产业落地过程中的“黏性”缺场
从产业基础的性质看，黏性匹配下的产业是基于县域产业中传统社会结构的一种内发产业，其虽然受外部市场经济的影响，但是由于产业基础扎根，乡村社会结构并未受到市场经济冲击，依托这一产业基础，乡村生产生活秩序得以维系，乡村进一步增加了经济剩余，并建构了非农产业体系。在这一背景下，县域经济－社会系统才能够以均衡的生产体系实现农民县域城镇化的目标，同时扩大市场内需和推动国家基层社会现代化转型。“黏性”作为影响县域富民产业落地的重要变量，其背后是经济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系统调适，县域富民产业战略制定和策略执行需要处理好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均衡关系，并逐步实现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和共同富裕。现阶段县域富民产业落地陷入困境的根源在于县域经济－社会系统的均衡性被破坏，造成“黏性”缺场的非正常样态。
(一)产业目标之维:政策下沉中的弱主体性
县域富民产业不同于一般的县域产业，富民产业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政治性。富民产业的培育与提升是一项政治任务，是国家主导下以县域为行动单元，利用县域资源、环境、文化和政策等优势发展产业。二是经济性。富民产业是地方政府壮大县域经济，完成区域经济发展任务的重要参考指标。三是民生性。富民产业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中心任务，以富民为核心展开产业富民与产业强县。基于对富民产业内涵的认识可以看到，国家在顶层设计上对以县级政府为行动单元的区域性富民产业提出了相对固定的时效性和绩效性要求，以此来完成阶段性的经济考核任务和民生工程。因此，县域富民产业政治性、经济性、民生性三个特征，落地到富民产业培育的实践中就会造成弱自主性，不约而同选择产出效益时效短、民生工程显著度高的产业。尽管国家宏观政策考虑到了县级差异性，但是在“1+N”的产业培育实践中，产业培育的逻辑仍然具有高度同质性。由此可见，在县域富民产业目标锁定的前提下，以县域为载体运作产业的县级政府难以发挥最优的主体性功能，这构成了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黏性”缺场的起始成因。
(二)产业治理之维:产业因地制宜与基层统计工作方法互斥
县域富民产业运作主要依靠政府和市场两个主体，其中政府通过政策制定和执行对推动县域富民产业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而市场则依据产业经济规律对培育何种富民产业以及如何培育和提升产业发挥核心关键作用。狄金华认为，在“官场+市场”的经济运作形态下探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有助于更为完整地了解县域政府主导下的富民产业运作机理。县域富民产业的发展实质上是县一级政府以类似公司的方式作为市场主体进行运作。可以看到，虽然富民产业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行为，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是县一级政府通过统合资源经营权、权能分配权和独立自主权的治理行为。换言之，县域政府打造特色产业往往是以“官场+市场”为具体路径，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发展理念和产业偏好，市场主体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基层统计工作是基层政府为上级决策提供数据支撑进行数据收集、统计、整理、分析等方面的工作。统计数据为政府制定决策提供依据，政府的决策是社会各类单位发展的向导和依据，而涉及社会的各类报表单位在提供数据的统计过程中，一方面对统计工作功能，如统计数据与属地管辖范围内生产与经济的实际情况存在信息差，另一方面，以任务为导向的统计工作使得基层工作与数据配合意识绑定。在此过程中，县域富民产业运作被卷入统计工作任务中，其产业培育目标开始异化。基层统计工作方式方法的高度融入会打破既有的在地方经济社会中有黏性的产业落地秩序，基层会按照数据配合、上报任务的异化目标进行在地化资源的产业培育与规划。在县域富民产业落地过程中，以富民为核心目标的产业发展秩序会被基层统计工作目标替代，从黏性匹配策略变为治理意图关注策略，从而打破地方产业生态中的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均衡关系，造成县域富民产业“黏性”缺场。
(三)产业组织之维:产业承接背景下的“去黏性”产业富民悖论
县域富民产业以“富民”为典型特征，植根于县域社会，通过基层政府整合分散资源、统合治理权能进行产业运作。在此过程中，产业落地实质上转化为如何整合分散的经营性资源、如何处理治理权能集中和基层治理末梢独立自主权的问题。但是，从县域社会现状看，人力资本外流、劳动力结构断层、资金实力不足、技术落后等，此类现实问题构成了大部分中西部县域地区富民产业发展现状的缩影。人口流失且资源不足的中西部县域地区成为富民产业发展空间中的“塌陷区”。诸如产业技术、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经济支持和及时的信息资源等难以在县域长期稳定存在，导致县域产业的空心化状态。城镇化加速了人口快速流动，使得农村传统产业即农业的生产效益低下，导致部分农民离开农村而外出打工，传统农业逐渐衰退。大部分中西部乡村地区没有发展现代化农业的资源条件，留守乡村的农民不仅无法依靠农业维持生计，而且在非农就业体系缺失的情况下无法获得收入来源。
中西部县域富民产业在向内发力但无资源的状况下希冀通过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契机承接部分产业。事实上，东部发达地区更新淘汰的部分产业正是中西部地区贡献劳动力外流支撑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先，承接产业需要中壮年劳动力，在中西部县域地区劳动力大量外流情况下，依赖政策驱动引进的产业很难长期稳定在当地;其次，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于技术密集型产业，难提升县域财税经济显著度，不是政府主导的重点，由此产生劳动力回流和产业发展难的双重困境。可见，以承接产业来富民本身是脱离地域内生资源背离富民产业发展初衷的路径，并且在劳动力、技术、土地指标、市场区位均不占优的条件下陷入“去黏性”的产业富民悖论，造成富民产业发展的“黏性”缺场和提升困境。
三、黏性再生产:以县域为主体的富民产业运作
在产业落地过程中，县域富民产业的黏性弱化受市场冲击、社会流动与行政主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究其根本，一项成功产业的打造离不开其与县域产业生态的深度融合，作为以富民为导向的县域产业需要将产业与县域内生资源和群众有机关联。富民产业的社会根植性是其本质要素，乡村社会是县域社会的底色和关键组成，富民产业发展也必须植根乡土，依托农业农村农民资源发展产业。
(一)黏性再生产的资源锁定:内生的基层市场
N县常住人口为83．20万人，辖3个街道7个镇11个乡，耕地面积48．42万亩，占土地面积的17．5%。为了改善生活，“男做木匠，女做裁缝”是当地人的主要谋生手段之一。N县的木匠文化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沿着时间和历史的脉络追溯，千年木匠文化传承仍在继续。N县自古“男做木匠，女做裁缝”的传统，以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木匠村”“蔑匠村”“铁匠村”“斗笠村”等传统手工业专业村的出现，都在滋养着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们，形成了村村有木匠的特有乡土手工业文化资源，属于内生的基层市场。
施坚雅最早提出基层市场的概念，认为基层市场与乡村社会结构是互为嵌套的关系，基层社会结构催生乡村经济网络生态，乡村经济网络也在形塑新的社会结构关系。从历史层面看，人民公社时期的“工分制”分配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以木匠为代表的专业工种与乡村经济网络的联结。分田到户以后，农民家庭从土地解放出剩余劳动力，使得手工业从农业生产体系中独立出来，最明显的标志是手工业者可以在乡村流动经营或在乡村集市中获得经济收入。随着这一时期建房热潮兴起，N县各个乡村的木匠与建筑工匠优先进入基层市场，并通过学徒制不仅在地理空间格局上维系了村村有木匠的特色乡土文化，而且木匠师傅通过收徒的方式将木匠手工业传承至下一代。
相较于早期乡村集市在乡村社会网络中的经济功能，乡村流动市场和家庭小作坊也是基层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N县的木匠手工业市场形成是其家具工业市场形成的文化资源再。以N县生产实践。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揭示了文化的表现形式与生产根基的关系为例，农民在改革开放初期兴起了第一波建房潮，修建木架砖瓦结构的房屋实现了木匠手工业的初始资本积累，与此同时，家族人口衍生带来了打造家具的市场需求，包括最简单的桌凳、床板、农用生产家具等。在供需关系的市场推动下，木匠师傅从流动式的走家串户打家具到以自己家宅院或者在租赁村里的宗祠作为作坊长期固定接单，从单人单干到收学徒一起干。在这一过程中，N县的木匠手工业在基层市场供求关系中维系了地理空间范围内的木匠行业，尤其是通过熟人社会内部的学徒传帮带机制培育了行业新生代劳动力，为后期家具工业市场的诞生锁定了文化资源根脉。
总体上，县域社会早期以乡土手工业文化塑造乡村网络经济的底层逻辑是其后期县域经济的文化资源激活和再生产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围绕农民生产生活所形成的物质文化、生活惯习和规范就构成了乡村社会网络的运行规则，内生的基层市场整合了上述规则，并且进一步形塑新的社会结构关系。
(二)黏性再生产的产业培育:承接产业转移的“风险”突围
改革开放之后，一大批N县木匠南下广东等地务工，实现了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原始积累后返乡创业，20世纪90年代初N县T镇诞生了第一家家具厂，后来经过历届党委、政府“放水养鱼”，大力实施“个私兴县”战略，出台了系列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扶持政策，家具产业快速增长，到2012年企业近6000家，产值超百亿元。
由于区域间客观存在的产业梯度，通过招商引资方式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成为中西部培育优势产业的一种制度安排。从实践经验来看，虽然这一承接方式由政府来主导可以提升产业开发效率，实现行政介入的低成本产业承接，但是如果以政绩治理意图为导向出台的承接产业转移政策与当地实践的产业开发条件相脱节，就会陷入承接产业转移的陷阱。研究发现，产业转移具有区域相关性，同时也存在着“区域黏性”，而后者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区域黏性的产生主要与产业的生命周期、企业运营成本和地方政府行政介入相关。总的来说，承接产业转移需要遵循产业转移的经济规律，采用内生性发展模式，避免在缺乏对产业类型和发展前景甄别和判断的情况下出现“来者不拒”“村村招商”等不合理现象。
以N县承接产业转移的实践为例，N县家具产业企业主已经到了第三代，第一代是20世纪90年代从广东珠三角沿海地区打工积累了第一桶金回来办厂的老板，他们凭借早些年在民间跟随师傅学得的木匠手艺和在外打工了解到的市场运营规则以及管理方式，回乡创办了家具工厂，这些家具工厂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到20世纪90年代末，经营较好的家具厂一年可以挣得200万元的收入，这在当地形成了刺激性的示范效应，促使原本从事木匠工作的手艺人纷纷尝试开办家具厂。家具产业带动了密集型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由于家具行业发展起步较早，经历一个长时间段之后已经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产业体系，从家具工厂延伸到物流、电商、运输、餐饮、酒店等多种工商业类型。
可以看到，N县家具厂的办厂热潮与当年南下打工潮类似，通过传帮带机制发展形成了规模性的家具产业。此外，办厂热潮为本地家具务工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从一线发达城市退出的一代农民工和部分留守县域的青壮年劳动力成为家具产业的生产主力军。N县本地劳动力占到60%，平均月工资收入5000元，农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得到在一线城市打工的收入。不仅如此，N县脐橙种植和售卖也形成了市场，采果队和收果经纪人等熟人社会的民间合作形式扩大了农民家庭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交往，建立了彼此有交集的熟人圈子，形成了围绕农业资源和家具工业充分互补的生产模式。这一生产模式进一步稳固了N县家具产业集群，呈现县域劳动力要素、农业资源和家具产业集群三位一体的共同体市场，壮大了县域经济实力，增加了农民收入，形成了良好的产业生态秩序。
(三)黏性再生产的产业提升:行政嵌入的市场干预
经过20多年的发展，N县家具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家具产业虽然有了量的原始积累，但粗放式管理、产品低端化等瓶颈问题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为保护和壮大这两三代人奋斗出来的家具产业，2013年以来，N县打出“拆建转”组合拳，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传统产业注入新的动能。N县家具产业至此走上了集群发展之路，集群产值实现从百亿元到千亿元的跨越发展。家具产业发生了由简单模仿向原创设计、低档劣质向生态定制、低端贴牌向区域品牌、粗放生产向智能制造、家具向家居的历史性转变，家具要素更加集聚、链条更趋完善、功能更加齐全，创造了“无中生有”的产业发展新奇迹。
基层政府是县域富民产业培育和提升的积极推动者。我国县域富民产业的培育在宏观政策统一调控下，按照“1+N”组合模式和县域分类进行产业布局与规划，即一个主导产业加多个普通类产业。其中，无论是主导产业还是普通类产业都要求与本地特色资源相结合。如山区县城金属矿资源丰富，其主导产业是金属矿产业，其他普通类产业则统一归为非金属类产业。近些年，基层政府对县域富民产业的打造突出体现在县－乡－村三级招商引资全覆盖和高度动员，以至于部分没有特色资源的县域陷入重“引资”轻“经营”的局面。
行政嵌入县域富民产业市场因介入方式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果。大体而言，行政嵌入县域富民产业市场的方式有两类:一是通过行政体制规范市场行为，二是通过项目资源开发产业。从实践来看，N县基层政府在嵌入家具产业过程中，通过行政指令规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家具厂房无序滋生，以拆一批、建一批、转入产业集聚园区一批实现家具产业产能提质增效，同时积极培育家具产业的集群化、规模化效益，向上争取项目资源，统筹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土地建设指标支持家具产业及其延伸产业链的行业落地。由一个主导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并带动其他多种工商业类型的发展是多数县域经济发展起步的重要特征。这一多元工商业类型的经济市场扩大了县域务工市场，进而带动附近乡村的工商业发展，提升了当地农民进入本地就业市场的机会，尤为重要的是，其丰富了县域范围内的就业类型，塑造了一个正规就业市场和非正规就业市场相互联动的灵活就业市场，使得当地农民家庭中的青壮年劳动力不仅能够在正规就业市场找到务工机会，而且也让具备劳动能力的低龄老人可以在非正规就业市场找到就业机会，增强了家庭资源积累能力，减轻了农民家庭进入城镇生产生活的压力与负担。
四、黏性匹配的制度意涵与实践效能
在内生基层市场与外部市场碰撞形塑集群产业的成长生命周期中，N县通过本地富民产业黏性的再生产机制，锁定了与本地乡村社会结构紧密联结的木工手工业资源，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以农民自发返乡办厂形成的集群产业为基础实现了风险规避，并及时以行政嵌入市场的干预手段规范市场行为、输入项目资源，建立了县域社会有黏性的富民产业培育模式。本文将这一立足县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均衡性的产业生态秩序的富民产业培育模式概括为“黏性匹配”。
(一)黏性匹配的制度意涵
1．社会资源对接与产业生命周期衔接的市场构建
县域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对县域富民产业培育产生重要影响。从产业生命周期看，多数县域产业起源于乡村农业或手工业。20世纪90年代在乡村地区兴起的乡镇企业在生产要素配备上具备了产业化空间，其与乡村基层市场一起构成了县域产业的雏形。新发展阶段，从富民乡村产业扩大到县域富民产业则是从县域经济出发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促进新格局构建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选择。可以看出，县域富民产业培育的底色仍然是县乡社会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形塑的产业生态，一旦无法对接在地化社会资源则会偏离依托县域优势资源延长既有产业链和价值链，在县域内形成的参与度广、带动能力强、城乡协调发展、一二三产融合的产业体系发展目标。N县村村有木匠的手工业资源基础和学徒制发展下的代际传承使得其家具行业在基层市场范围内得到了强有力的保护，得以形成一个家具工艺和家具需求供需稳定的市场关系。由于东西部区域资源禀赋带来的发展时空差异，虽然大批木匠南下顺德、佛山一带进家具厂务工，但是在由乡村产业扩大到县域产业的关键阶段，经历过市场锻造的木工劳动力回流为当地家具市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2．内生性发展与市场主体的激活
内部培育和承接产业转移是当前县域富民产业发展的两条路径。从前者来看，县域富民产业内部培育受到中国不同区域差异化的资源禀赋影响，如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县域，受到一线城市经济带的辐射，通过吸纳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完成了第一波工业产业发展，正在由侧重二产向侧重三产融合发展过渡以及自身内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其发展符合产业培育和提升的生命周期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相较而言，中西部地区产业内部培育由于受到外部市场冲击而出现生产资料断裂带来的前期工业产业积累缺失造成富民产业培育困境。N县实际上也经历了劳动力外流带来的产业发展空档期，但是由于前期基层市场的发育，以及打工潮之后劳动力回流推动外部产业就近延伸转移，赶上了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机遇期，实现了产业集群效应。大多数欠发达地区县域富民产业培育是以承接产业转移为切口，缺乏内生性发展动力，无法激活以市场为主体的县域生产市场，出现生产市场与消费市场失衡，导致产业生态参差不齐。
3．县域自主性与产业结构升级
县域富民产业培育与产业升级和自身产业结构优化存在紧密互动关系，一些县域富民产业陷入培育困境的症结在于，地方政府机关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代替了以产业生命周期规律为指向的地方产业生态秩序考量。工业是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关键。近年来，在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县域作为化解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品供给的主要行政单元，第二产业的规模优势逐步弱化，呈现“二下三上”的发展趋势。
县域前期积累的工业基础未能在现阶段富民产业培育实践中提供发展势能，反而在转型和淘汰中逐年减弱，发展后劲不足。在木匠工艺资源形塑基层家具行业以及各村木匠南下打工潮过程中，N县实现了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的资源衔接，木工劳动力转化为第二产业工人，由此转化了县域剩余劳动力，农民获得了家庭发展和产业发展的原始资本积累。在家乡发展的拉力和外出务工艰辛的推力双重作用下，具有发展主动性的木工农民工纷纷选择返乡，在家乡创办家具厂，N县的家具工业产业化和集群化迎来契机。尤为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N县地方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末实施“放水养鱼”“个私兴县”的政策，鼓励木匠工返乡创业，为家具产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并且适度进行行政干预，使得家具产业发展日新月异，形成了具备家具－家电－家居的全产业链生态和群众参与度广、获得感强的县域富民产业。
(二)黏性匹配的实践效能
1．富民效果:非农就业市场溢出效应
农民家庭生计模式反映农民生产生活样态，受县域生产市场的影响，最终影响农民经济。从农民家庭生计模式看，家庭生计模式本质上是家庭劳动力的配置方式，这取决于三个要素:一是家庭目标，即家庭目标是发展型还是维持型，这将决定家庭劳动力的调动程度，也即是劳动力配置的最大化和最优化程度;二是家庭结构，即家庭劳动力的结构，老年劳动力、青壮年劳动力等各种劳动力的比例与组成样态，决定了劳动力的生命周期及劳动力的价值;三是市场要素，也即距离市场的远近以及市场的吸纳能力，这决定了劳动力的劳动能力及其货币化的价值。
对照上面的三个要素，可以发现:其一，在发展型目标导向下，N县农民家庭的目标在于扩大家庭再生产，具体表现为送下一代进城上学、进城买房和实现家庭阶层跃升，围绕此发展型的家庭目标，家庭内部会最大化地调动家庭劳动力，进行最优配置。其二，本地的家庭结构是主干家庭，也即一对老年父母加一对年轻夫妻再加若干小孩的“2+2+N”结构。其三，从市场要素看，高龄老人与低龄老人均未能够进入县域务工市场，而是留守乡村地区管理脐橙果业种植，中年父母与年轻夫妻则是全劳动力。得益于广东珠三角全国性务工市场的辐射和经济带动，N县内部家具产业的长期发展形成了完整产业链，区域性的市场就业机会充裕，中年劳动力在本地非正规市场就业，青壮年劳动力在本地正规市场就业，实现了较为完整的家庭劳动力务工安排。总之，与县域社会有高度黏性的家具产业形成了本地的家庭劳动力充分进入市场、游刃有余的家庭生计模式，家具产业带动区域内非农就业，对农民增收的溢出效应明显。
2．强县效能:区域黏性的再生产
黏性匹配的强县效能体现在，县域范围内有条件平衡乡村小农生产系统和县域工业生产系统，既能够充分利用农业资源条件并将其转化为经济效益，又能够依靠长期发展的产业促成当地较为成熟的产业链，从而形塑一个工业生产体系和农业生产体系相互促进的城乡产业生态。农民家庭围绕工业和农业两种产业结构展开家庭劳动力的配置分工，达到资源整合效益最大化，最终实现产业培育与农民增收的双重效益。黏性匹配策略下的富民产业运作机制根本上依赖于乡村社会农业生产体系的保护，尤其是小农生产系统可以有条件使农民家庭在土地资源上获得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成为支持县域工业和农民进城的坚实物质基础，减轻农民家庭再生产和发展的压力;同时，工业生产维系本地劳动力市场，维系了较为完整的农民家庭生活方式，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动力，产生了较为有序的县域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相均衡的产业生态，从而壮大了县域经济。
五、总结与讨论
江西省N县探索出的以基层市场为延伸、以黏性匹配机制为核心、以县域内生发展与群众获得感高度匹配为目标的富民产业培育模式，本文将其概括为“黏性匹配”。其核心机制是:通过对接在地化资源构建与产业生命周期相衔接的产业市场体系;通过内生性发展与激活市场主体作用，规避承接产业转移的风险，形成生产市场与消费市场均衡的良性产业生态秩序;通过发挥县域自主性，统筹配置城乡资源，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形成了具备家具－家电－家居全产业链生态、群众参与度广、获得感强的县域富民产业。可见，黏性匹配的富民产业运作模式，既为部分县域富民产业走出富民效应不强、只见“企业”不见“产业”等困境提供经验借鉴，也为部分县域地区摒弃产业发展规律，重“引资”轻“经营”的短期政绩导向的产业发展目标提供了有益启发。这说明，县域富民产业与县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的均衡息息相关，离开群众路线和本地资源禀赋发展产业就会打破这一产业生态的均衡关系，也就无法实现富民和强县的产业发展目标。
既有研究普遍从“内部－外部”的宏观视角来理解富民产业运作的模式，并从战略层面对富民产业发展模式、困境以及纾解路径等进行了理论分析。事实上，除了从“内部－外部”观察市场上下游和资源区位差来解释富民产业与县乡社会的关联，还可以从时空演变、产业生命周期等角度探索究竟为何一些县域富民产业会陷入失败境地，这也是本文区别于宏观战略层面、侧重于微观策略分析的地方。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从实践看，基于横向时空演变的呈现和对区域视角下的产业生命周期规律的思考，县乡社会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形塑的产业生态维系了本地均衡性的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县域富民产业培育需要与这一均衡系统黏合，以黏性匹配的运作模式发展县域富民产业。从县域富民产业的市场属性看，我们很容易看到县一级市场在全国市场中的位置以及县乡的区位条件，不同于东部发达地区县域靠近一线城市经济带，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的欠发达县域处在市场下游，在与全国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而要在全国市场的强竞争中寻找到下游市场的相对优势，就只能在县域内生资源和产业生态中充分激活内生市场作用和紧密联系群众需求，构建与区域黏性相匹配的产业体系。因此，县域地方黏性是富民产业中的比较优势所在，是县域市场区位可以在全国市场竞争中获得比较优势的根本所在。从这个角度看，虽然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失和乡村产业空心化对县域市场冲击巨大，但是黏性匹配的县域富民产业运作模式对于县域富民产业的培育和提升十分重要，这是由中国县乡社会的乡土底色及市场发育结构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