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刊发我院教授吴育林、博士生李金霞文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路径探索》。
摘要：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发展与文化的现代转型之间的深度融合过程及其结果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通过现代化，可以更好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内生动力和精神支撑。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在根本路径上必须坚持“第二个结合”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确保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在辩证路径上需要遵循辩证统一的思维方法，在坚持时代性与历史性、“常”与“变”和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中传承转化、丰富发展传统文化；在发展路径上则应运用创新手段，以改革创新、科技创新和信息智能化创新等推动传统文化在内容形式和产业化等方面的现代化转化和跃升。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现代化；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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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发展与文化的现代转型之间的深度融合过程及其结果呈现，既是对传统文化的时代延续和再造，又在新的历史阶段开辟引领出新的文明特性与发展高地，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矗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然现实取向。文化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精神支撑，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因素和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的重要力量。因此，“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科学运用辩证思维，吸收现代化文明成果，充分发挥现代科技创新的手段赋能。
一、根本路径：必须坚持“第二个结合”的指导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即“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这一论断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为新时代推进传统文化现代化提供了基本原则和科学指引。
1.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保证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于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直接敞现了中国传统文明的局限性，促使国人在剧痛中开启对中西文化的系统性反思，加速了自明末清初以来“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在马克思主义传入前，西学东渐这一文化交融过程既“关乎中国未来出路”的思考，又交织着“中西古今”的文化碰撞与冲突，形成了持续性的思想论争。当传统知识体系遭遇外来思想冲击时，人们往往回溯固有思想资源以应对变局，并对新的外来知识进行本土化诠释。在此过程中，外来思想既融入传统又改造传统，表面断裂之下实则依然保持着传统文化的内在延续性。然而，这一阶段始终未能确立历史大变革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围前行的主导思想。
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救国图强的政治革命理论传入中国的，但由于它深厚的思想文化品质，其传入必然对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到来，五四运动前后逐渐形成了西化派的文化自由主义、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文化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三大派别，他们之间相互激荡与交锋。西化派文化自由主义主张全盘西化，如其代表人物胡适就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试图照搬英美西方资本主义复兴中国，以此反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传播。现代新儒家学派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的内在价值和现代意义，试图将儒学与现代哲学相结合，其代表人物马一浮就提出儒学应“摄一切学术”，视儒学复兴为中国重新崛起的重要途径，他们既批判全盘西化，也在相当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归为西方思想文化而加以抵制。对此，接受并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通过革命实践验证了其真理性，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而且积极参与当时的文化争论，包括与自由主义展开“问题与主义”争论、与文化保守主义进行“东西文化问题大论战”以及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等，从理论层面系统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其与中国的契合度，有力驳斥了西化派与新儒学的错误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责难。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革命改造，不仅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伟大的经济成就，更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在这种伟大时代变革中焕发出勃勃生机并朝着现代化不断转型。
中国近现代历史实践表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能保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人民性发展方向，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也难以实现。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宏伟实践雄辩地昭示：凝结人类思想精华的马克思主义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武器和实现中华文化复兴的主导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作出精辟论断：“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一论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既是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也是推动传统文化“推陈出新”“古为今用”转型的重要力量。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激活传统文化优秀因子实现“第二个结合”，“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新论断，为新时代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指明了根本路径。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激活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进路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一人类文明的共同智慧结晶，以其超越时空的普遍真理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内在契合性。但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发挥其科学指导作用，则必须将其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即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达成有效契合。历史实践表明，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成功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华大地生根并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促成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中国传统文化孕生、发育和繁盛于农耕文明时代，虽然其中包含较多特定时代的思想内涵，但其内蕴的许多精神品质都具有穿越时空的普遍共同性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底蕴所系。
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形成虽然具有时空距离，但二者在辩证思维、实践理性、开放包容、民众价值、世界大同等理论内涵特征上却具有高度的融通性，这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型和塑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内核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正是这种相互融通，构成马克思主义有效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基础。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是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恩格斯曾言：“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文化都应适应时代需要才能保持其生命特性。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时代化的需要与中国传统文化“去糟粕取精华”现代转型的需要，决定了二者都面临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适应性挑战，这同时也构成了二者的新生契机与适应性需求。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受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检视、批判、选择、改造，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与之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现代转型；另一方面，通过与中华文化传统的相遇，马克思主义不断地“民族化”，最终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民族化发展。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土壤。一方面，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智慧的结晶，传统文化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理念和道德规范，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存在诸多价值共鸣。通过对这些文化精髓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传统文化的精神元素嵌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范畴中，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新的活力，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并使其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构成我们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民族发展壮大的精神源泉。这一丰厚的文化积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不仅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供了思想资源，也为发展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开辟了广阔空间，推动形成立足中国实际、彰显中国智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和语言形态，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民族化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话语形式与传播基础。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语言是思维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文化特征，不同的语言结构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方式。中华文化宝库中丰富生动的语言表达和充满智慧的话语形式，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化传播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落地生根、深入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善于用传统文化中的民间话语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通俗化，让人民群众能够听懂记牢。延安时期，毛泽东援引传统文化中阐释严谨治学精神的“实事求是”来阐发党的思想路线，既赋予这一古老命题以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又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树立了典范。这种植根于民族文化的理论创新，不仅使抽象理论变得通俗易懂，更推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二、辩证路径：必须遵循辩证统一的思维方法
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强调必须用历史的辩证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并作出说明：“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用辩证统一思想阐释推进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方法路径，明确提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在坚持时代性与历史性的统一中守正、创新传统文化
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是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过程。在近代西学东渐思潮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曾陷入全盘西化与复古守旧的对立困境，其传承发展一度迷失方向。直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华深厚历史文化和中国革命建设的时代需要，才确立了“守正创新”的文化发展原则，为传统文化在历史延续和时代变革的统一中实现创造性转化指明了方向。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坚持“古为今用”的基本原则。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要从三个维度着力：一是正本清源，准确辨析传统思想的本真意涵；二是去芜存菁，批判性继承其思想精华；三是推陈出新，在内容、形式和语言表达等方面进行时代转换与意涵创新。通过促进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互融互通，持续提升中华文化生命力、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其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的统一。守正，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现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通过守正创新，促进马克思主义精髓同传统文化精华融会贯通，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丰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与形式，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基点、内在机理、实践路径，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最后，坚守魂脉与根脉的相互涵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灵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内在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理论创新不能丢了魂脉和根脉，否则就会“失正”。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解读和引领时代，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让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就是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入挖掘和阐发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在推陈出新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2.在分析“常”与“变”的统一中转化、传承传统文化
唯物辩证法认为，运动与静止、变与常是相互依赖、包含与转化的矛盾统一体，是客观世界存在的普遍规律。辩证认识和把握这一关系，对于正确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从“变”“常”相统一的角度才能准确把握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华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既保持内在的连续性，又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演进，呈现出“变中守常、常中求变”的鲜明特征。所谓“常”，是指传统文化中恒久不变的根本特质、精神内核与价值理念，如崇尚正义、澄怀观道、中正泰和、勤俭节约等，这些构成了传统文化的精神主干，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个人修身立德的根本准则和国家统一的文化基石。而“变”则体现在这些核心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和时代内涵上，正所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恰恰源于其能够在坚守“常”的同时不断吸纳新的“变”的元素，创新表达方式以使传统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持续焕发活力，而这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奥秘所在。
其次，以“变”“常”辩证统一方法对待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独特瑰宝，内蕴诸多永恒精神：“天人合一”的宇宙智慧、“民惟邦本”的政治理念、“和合共生”的处世哲学、“以义制利”的价值取向、“家国同构”的伦理情怀、“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等。这些构成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对此必须坚守和弘扬，这是“守常”的根本立场。然而，任何文化形态作为历史的积淀，也不可避免地夹杂一些特定历史的局限性因素，如等级观念、重男轻女、官本位思想以及缠足、冥婚等陋习，这些都是需要扬弃的历史包袱，必须秉持“求变”的革新态度。唯有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科学批判精神，才能清晰甄别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使中华文化精华成为真正滋养当代文化建设的源头活水与坚实支撑。
最后，以“变”“常”辩证统一方法创新传统文化。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岱年和冯友兰等思想家就基于“中国本位”文化立场，提出“旧邦新命”的文化创新主张。张岱年倡导用“创造的综合”的“理法”来发展传统文化，所谓“创造的综合即对旧事物加以‘拔夺’而生成的新事物。一面否定了旧事物，一面又保持旧事物中之好东西，……同时更有所新创，以新的姿容出现”。冯友兰借《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意，明确提出“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命题，强调在坚守文化内核的同时，必须因时因需因用亦即随着“生活经验”的变化而创新。以“民本”思想为例，这一传统理念强调民为邦本，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具有内在契合性，但其本质却是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存在“君尊民卑”的历史局限，对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加以改造，在扬弃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奉行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群众史观，坚持人民至上、服务人民的根本宗旨，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从而实现了对传统文化“民本”理念的时代转化。
3.在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中丰富、发展传统文化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必须秉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原则。这一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文化内在地蕴涵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民族性赋予文化独特的身份标识，使不同文明相互区分；世界性则意味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共通规律，能够在交流互鉴中互相补益。文化的世界性寓于民族性之中，通过多元文化样态得以彰显，而不同民族的文化在交流中又能实现价值转化。正如马克思所言：“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使命（主要的方面）。”中华五千年文明历经磨难而绵延不绝，正在于其开放包容的文化禀赋。这种和而不同的文明观使中华文化在同其他文明交流中始终注重并善于以兼收并蓄的胸襟汲取养分，进而不断丰富发展自身。
其次，必须坚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自信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色，必须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各民族所共有的文化精髓，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中赓续中华文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20世纪中叶，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张君劢曾深刻指出文化转型的辩证法则：“文化之改造，非易事也。舍己而求人，是为忘其本根，采他人之方而不问其于己之宜否，是为药不对症，心目中但欣羡他国之制，而忘其本身之地位，是为我丧其我”，“自内外关系言之，不可舍己循人。自古今通变言之，应知因时制宜”，呼吁保持文化主体性。可见，文化发展不可偏废于世界性而忽视民族性，文化的创造与中兴，无论任何时代都离不了清醒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真正的文化复兴必须建立在文化自觉的根基之上，在模仿与学习别种文化时，唯有保持清醒的民族文化主体意识才能有所增益。
最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必须注重文化发展的世界性。保持民族文化的世界性是文化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是面向世界的文化体系。《礼记·学记》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独木不成林，单弦不成音，文化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马克思指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在文化现代化过程中，世界各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是增强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故步自封、封闭排外、孤立内卷。不同文化形态虽然具有异质性，但异质性并不意味着完全的互相排斥，相反，异质文化的交流与互鉴可以为民族文化注入新鲜力量，是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式。
三、发展路径：必须注重运用创新手段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对文化发展问题亦是如此。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既需要解决传统文化与现时代的顺承与接轨问题，避免文化传承出现断层，同时也需要回复到传统文化系统内部重新检视自身的适应性与现实意义，不断达至其文化生命体的自我完满。而实现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由内而外的现代化突围的关键手段就是创新，只有以审慎、多维而开放的革新态度全面创新传统文化表达系统的内容意涵、语言符号与物质载体，才能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吸引力与时代表现力，从而顺利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需要。
1.以改革创新推动传统文化的内容现代化转化
文化现代化具有不断革新的内在趋向，这意味着由传统文化脱胎而来的现代文化时刻欲求一种与人的需求保持高度一致的精神向度，并在文化的内容层面上体现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交往理念抑或价值追求。时代性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生命之基，也是衡量传统文化能否完成现代转化的关键。因此，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需要通过对传统文化进行内容创新以使其契合时代特质、整合时代需求，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成长与生命。
首先，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宝库。一方面，对包括文物典籍、非遗文化、古老遗迹、历史名城、风俗民艺等承载中华文化精神血脉的文化资源进行全面而集中的挖掘与保护工作，在实施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工程、国家文物保护工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建立中华文化资源公共数据平台与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等的基础上，完善与细化文物搜罗、修复、整理、评定与建档制度，做好文物保护的分级管理与分期监管工作。另一方面，探索富有文化个性的开发模式，鼓励在充分尊重地方文化资源禀赋基础上因地制宜开展文化活动，着重发展特色文化与差异化文化。
其次，加强对中华文化资源的研究阐释与新内涵发掘。应结合时代发展需求从国家层面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尤其要在专业设置上重视保护一些彰显民族文化独特属性的“冷僻地”与“绝学”，推动形成系统性的文化阐释研究方案与改革创新示范点建设。对于文化从业者来说，除了要能够“熟知”传统文化宝藏，深入探求中国文化的要素体系、结构特性、流变与整合以及贯穿其中的内在联系与历史成因，对一些具象文化要素的承载内涵及其所反映的古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观念加以细致分析，多侧面梳理其文化意蕴，全面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性与一致性，还要不断“阅读”时代的“无字之书”，深入社会生活内部体认现实问题、倾听人民心声，注重在全面观照时代变革中增强自身的社会认知能力，并将这种观照成果对照到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性传承过程中，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改革创新意识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2.以科技创新促进传统文化的形式现代化跃升
“形式是基于各要素（质料）之间合乎规律的排列组合”，特定文化内容的完整表达总是需要通过恰当的形式来传达。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构筑了崭新的文化活动场域，通过将现代科技运用于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过程，能够实现对凝结有传统文化因素的特定文化内容的外形置换或形式再造，以再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魅力。
首先，大力开展与数字技术彰显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形式创新相关的科研活动，完善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结合的研发支持体系与政策扶持力度，做好文化产业数字化工程建设，积极倡导各地搭建数字技术运用于不同文化类别的针对性指导平台或专家咨询平台，提升传统文化产业专用数字技术的应用水平，使中华文化“活起来”。
其次，借助数字化手段赋能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方式，提升创作潜力。现代技术创造了新的文化生产者，区别于传统文化创作方式，现代生产工具凭借其高度智能化的数字合成与制作工艺，极大提升了作品形态的表现手段及完成度，帮助文化生产者拓宽了表达思路。而且，通过构造文化活动的场景化叙事语境与空间组合，为受众提供了集沉浸感、交互性与想象力于一体的更为生动的感知形式，丰富民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汇聚起更为广泛多元的创作主体，为文化艺术、创意设计、传媒产业等现代文化经济的孵化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为此，文化生产者应充分学习与掌握科技领域前沿技术，辅助VR/AR、3D扫描与打印等新媒体影像技术以及AI生成、数字艺术工具等新技术趋势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形式创新和创意表达，用现代技术“复活”传统文化的价值魅力，用文化创意提炼传统文化的精神要义。如《黑神话：悟空》通过融合游戏、图形、影像、音乐等多种数字技术，以技术驱动的艺术表达方式与互动式叙事将“悟空”这一传统文化经典IP的角色、故事和场景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既创新了西游文化的现代内涵和表现形式，又为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最后，依托现代文化传媒技术即时、多样与互动的传播特性，打造中华文化的全媒体传播网络，营造自由而充分的文化创新环境。如鼓励传统文化与不同艺术形式、技术形式相结合，促进各种艺术类型之间形成产业互哺性与文化黏性日益增强并具有较高综合性的融创式文化创新氛围，充分发挥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宣传教育职能和文化传播功能，广泛开展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研修交流活动，策划代表性项目的出海专题，全面借助社交媒体与短视频等互联网平台推广中华文化，提升民众对传统文化的体验兴趣与需求热潮，形成政府倡导、全民热衷、内外联通的创作合力与社会环境，不断为实现传统文化的形式现代化转型造势。
3.以信息智能化创新推动传统文化的产业现代化发展
智能信息时代“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摄取、生成、存储和处理各种文化元素的能力、文化产业极大提高了效率，文化产品具有了更加多元的形态和更为丰富的表现力”。近年来，AI辅助创作、个性化推荐、数字化保存、VR/AR体验、在线教育、智能管理、大数据分析等信息智能化创新手段的涌现日益展现出巨大的文化现代化创新潜力，并成为引领文化产业化变革的强劲引擎。以信息智能化创新推动传统文化的产业现代化发展，加快形成新型文化业态，对于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产品、形态与产业样态意义重大。
首先，严格划定公益性文化事业与营利性文化产业的界限，建立公益+市场模式。智能时代的文化产业发展对经济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交互影响与渗透程度前所未有，这意味着必须在充分促进文化消费与产业发展的经济效应的同时注重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与服务供给，注重市场效应与社会效应的平衡互补。为此，政府应从发展目标、运作方式、资金来源和社会功能等多个方面制定严格的分类管理机制，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完善的监管法规与执法平台建立公益+市场模式。同时，大力培养全产业链的创新型人才，营造技术、职能、资源、人才与市场融合的文化环境，持续提升包括基础设施、产业标准、合作平台、数据安全、专利保护、价值评估等在内的文化市场管理与维护机制，出台优惠措施鼓励企业打通行业、技术与平台壁垒，依托现代商业模型搭建内容与个人创意共享平台等，营造秩序井然、开放包容的文化创新氛围。
其次，着力完善传统文化向产业现代化转型的耦合机制与政策体系。目前我国文化界存在传统文化产业的开发率、转化率与产业融合层次较低等问题，文化经济效益尚不显著。为此，政府需要积极顺应智能信息时代带来的多重治理挑战，适应文化生产方式、传播模式与产业组织日趋复杂多变的新情况，重视对诸如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的转化条件、与市场运作模式的适配机制等基础性问题的研究，尽快构建起支持传统文化实现全方位数智化、产业化发展的基础治理机制、文化政策与产业演化相匹配的适应机制以及促进传统文化消费市场繁荣发展风尚的相关经济刺激机制与传播弘扬机制。
最后，重点利用万物互联时代提供的发展风口，大力发展创新型文化经济。智能信息时代将人、设备、数据、流程等各行各业的一切事物连接在一起，实现了万物互联，借助这一有利条件，鼓励文化与旅游产业、科技产业、创意产业等不同领域的跨界融合，可以释放更多的经济空间，创新文化现代化的产业模式。近年来出现的诸如“故宫”“大鱼海棠”“奶龙”等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元素的本土IP，以古代神话为创作题材的《哪吒》系列动画电影，以历史故事为蓝本创作的《甄嬛传》等影视作品，以古代地方文化为特色打造的南昌“八大山人”主题、浙江温岭“曙光狮”虚拟形象等特色文旅，《国家宝藏》以“戏剧化”形式演绎国宝的前世今生创设的一批文博热潮，还有一些以传统美食文化、服饰元素等为亮点掀起的消费文化风向等，配合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现代视听技术等商业模式，掀起了经久不衰的国风浪潮。可以说，这些新型经济形态都以独特的文化抓取与数智运营方式引领了文化消费的年轻化趋势与“正能量”风尚，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成功探索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