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理论逻辑

资本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所具有的政治优势和人民属性的系统诠释和生动实践。这一进程是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主动回应发展需求、服务国家战略、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正确理解和把握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理论逻辑，关键在于清晰认识国有资本理论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石，准确把握国有资本的特有属性与行为规律，并明确其在新时代的功能定位。

1.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根本理论基石

新时代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原理，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无产阶级夺取和掌握政权，首要任务就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后，我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一步强调并全面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引导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和公益性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这一系列重要举措，从实践层面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的理论构想。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坚持，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健康发展保障了根本方向。新时代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原理，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无产阶级夺取和掌握政权，首要任务就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后，我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一步强调并全面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引导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和公益性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这一系列重要举措，从实践层面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的理论构想。坚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坚持，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健康发展保障了根本方向。

2.科学把握国有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基本实践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将资本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并未设想或是探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发挥资本作用的可能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守正创新，从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两个维度，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重大突破与创新发展，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认识与运用国有资本作出了科学阐释。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现状决定了发展国有资本的必要性。马克思认为：“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通过资本运作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社会生产力进步和经济发展。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意味着，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与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组织方式相适应，国有资本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形式，要充分发挥好其经济组织功能。

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资本突破单一利润导向，展现出更加多元的价值目标。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运动与积累，以服务于资本家的价值剥削和财富积累为最终目的；而国有资本虽然也注重效益和价值增值，但并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而是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根本宗旨，承担着国家经济治理的重要职能，是落实国家战略与发展规划的关键工具。其一，国有资本具有经济属性。在出资之前，国有资本以资金或资源的形态存在，国家需对其形态、结构布局和经济效益进行统筹规划，以契合国家发展目标；在出资之后，国有资本则转化为国家持有的股权，通过资本扩张和价值增值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其二，国有资本具有政治属性。作为党和国家执政的重要基础和物质保障，国有资本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主权的重大使命。通过重点布局国防、军工、能源、资源等关键领域，国有资本有力保障国家战略安全、经济安全和主权安全。其三，国有资本具有社会属性。这一属性是国有资本区别于资本主义资本的本质特征。国有资本通过促进区域协调、缩小城乡差距、加强生态环保、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等一系列举措，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切实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3.坚持国有资本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重要动力保障

我国已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阶段。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如何规范和引导其健康发展，使之服务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我们必须回应和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围绕这一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阐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特有属性和积极作用，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资本理论的基础上，从中国实际出发，明确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根本原则、核心目标和功能定位，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性与突破性发展。

首先，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根本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有资本承担着落实国家战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安全的重要功能使命，是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在实践层面的集中体现。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实现：一是坚持“两个一以贯之”，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国资监管部门出台一系列制度文件，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委（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通过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党的领导深度融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各环节，明晰党委（党组）讨论和决策重大事项的边界，提高前置研究讨论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各治理主体高效协同，提高董事会运行质量，增强外部董事的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二是探索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通过建立精准灵活、规范高效的新型经营责任制，全面激发国有企业的内生动力。对经理层推行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制度，强化考核刚性兑现，实行管理人员竞争上岗、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等制度，不断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实施更加精准灵活、规范高效的收入分配机制，采取工资总额单列、专项奖励等方式精准激励科研骨干，并将收入分配向贡献突出人才和一线苦脏险累岗位倾斜。三是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通过完善基层党组织设置、强化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推动组织效能与企业效益、企业竞争力同步提升，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提供组织保障。

其次，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最终目标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阐明人的需要是社会性的需要，社会活动建立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之上，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理论根源。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西方现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务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导致贫富差距大、两极分化严重。”

区别于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无序扩张所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最终目标就是践行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社会主义目标导向，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彰显独特作用。其一，体现为通过优化结构和布局向民生保障和改善领域倾斜，提升基础设施体系现代化水平、强化公共服务和民生服务能力，增强人民幸福感和获得感。实力雄厚、资金充沛且兼顾社会收益的国有资本有责任有能力投资于时间长、见效慢、收益低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同时通过资本纽带功能引领带动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其二，体现为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和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推动城乡和区域均衡发展。国有资本通过与财政转移支付相配合，以产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畅通生产要素流动渠道等方式，补齐乡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投资不足短板。其三，体现为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社会主义公有制前提下，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以按劳分配为原则，实现了劳动者联合体的整体利益与职工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统一。一方面，做大国有资本可以不断增加属于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推进高水平共建共享；另一方面，国有资本通过合理上缴、划转社保、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系统策划公益慈善项目，有效发挥对收入分配格局的调节作用。

最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重点是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国有资本使命功能是向社会（国民和国家）提供所需的使用价值（产品）和经济价值（利润），更好服从服务国家战略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实践中，国有资本作为我国经济发展“顶梁柱”的基本功能没有改变，但会随着不同阶段国情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推进而不断调整。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相继出台《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等政策，以“管资本”为主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本发展壮大，明确新时期国有资本聚焦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核心功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国有资本承担原始创新“策源地”功能，探索基金直投、股权参与等投资模式，为关键行业和关键核心技术提供长期资金。同时发挥国有资本主导的风险投资基金带动功能，引领更多社会资本共同支持前沿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资源整合嫁接。在产业控制方面，国有资本聚焦建设独立自主、开放包容的现代产业体系，通过持续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倾斜，发挥保障国家关键领域发展与安全重要作用。国有资本一方面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链上游“卡脖子”、枢纽区环节进行精准支持，发挥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发挥平台作用，通过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深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合作，以“链式效应”和“集群效应”补链强链，增强产业链凝聚力，提升产业链韧性。在安全支撑方面，国有资本向能源、粮食、国防、数据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集中，维护国家安全。国有资本凭借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雄厚的资金实力，完善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体系、提高国家粮食储备能力、增强国防军工保障能力、强化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于国家战略和重大任务。

二、我国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实践的历史演进

随着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性质和行为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我国在不同时期适时调整资本政策，推动资本市场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完善，实现了国有资本的稳步壮大。从学术层面理解“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需深入剖析“国有资本”这一概念产生发展的历史逻辑，并厘清不同历史阶段公有制经济、公有资本、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之间的内在联系。

1.限制和否定资本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中提炼总结出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该理论揭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关系，并未系统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顺利向社会主义过渡，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主要借鉴了苏联模式。“列宁、斯大林虽然领导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但当时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没有遇到大规模资本问题。”所以，20世纪50年代，通过在“一化三改”中剥夺官僚资本和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施社会主义改造，新中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1953年，党中央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在这种理论认知下，“资本”概念从官方政策到学术研究均被“资金”取代。计划经济模式下，国家拥有对公有制经济的计划、管理和协调权利。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微观主体，“国营企业”的经济活动主要通过行政命令方式进行组织和调度。国营企业生产的目的不是盈利，而在于一方面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性，通过在短时间内集中调度全社会资源，缓解落后农业国与建立工业强国目标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通过公平的社会制度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发展的根本宗旨。

2.创造性提出公有资本阶段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因其激励不足、竞争缺乏和灵活性不够，逐渐难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为推动党和国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促进“资本”范畴在社会主义语境中的回归提供了制度保障。党中央清醒认识到，以往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对立、将社会主义与资本简单排斥的理论认识，并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善。因此，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重要论断标志着我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更加富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开始，也为今后充分发挥国有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奠定了基础。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使用“资本”概念来阐述市场经济相关问题，并提出要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会议同时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明晰国家作为资本所有者和企业作为经营者之间的产权关系。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推动国有资产实现了向国有资本形态的转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大会报告创造性地提出“公有资本”这一重要范畴，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并强调“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有资本作为一种新型社会生产关系，体现了没有资本家的资本关系，其剩余价值归代表劳动者整体利益的国家所有。“公有资本”概念的提出和运用，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公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转化形式。这一阶段，国家以公有资本为媒介，以国有企业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经济和社会功能。为了发展壮大公有资本，党和国家着重通过制度改革加强国有企业的资本运营。一是聚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指引，国有企业开始聚焦于经营机制的转换，并明确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改革方向。现代企业制度强调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国有企业转型提供了明确路径。同时，为提升国有资本盈利能力，我国提出“抓大放小”策略，扶持重要企业形成大集团战略，推动中小企业退出和困难企业破产。在此基础上，通过改革攻坚和扭亏脱困计划，持续推动国有企业实现实质性变革。二是明确政企关系，以全新模式管理和监督国有资产。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提出“授权经营”概念，开始探索将国有资产授权给企业集团、大型企业和控股公司的经营模式。2003年3月，国务院成立国有资产专门监管部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坚持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国资委的成立显著提升了国有资产监管效率，打破了以往多头管理的局面，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导。在新的国有资产监管体系下，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地把握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实现规模的扩大和整体实力的提升。三是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以企业为主体，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来形成”。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聚焦主责主业、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运营效率，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

3.推进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阶段

以“管企业”为主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了国有经济结构布局，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仍然暴露出国资监管越位缺位错位、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国有资本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这意味着新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我国资本发展实际出发，将国有资本宏观战略使命与微观运行机制创新性结合起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资本问题作出全新阐释。国有资本成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由“管企业”“管资产”为主转变为“管资本”为主。

首先，以增强核心功能为重点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根据形势变化，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为重点，谋划新一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行动方案”。随着改革逐步深化，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持续推进，国有资本更多投向战略安全、国计民生、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聚焦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三大作用。从做大国有资本来看，截至2024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突破90万亿，同比增长5.9%；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人均81.2万元，实现持续提升。从做优国有资本来看，国有资本不断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企业在涉及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等领域的布局比重超过70%。2024年，中央企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2.7万亿元、同比增长21.8%。从做强国有资本来看，围绕科技创新功能，国资国企建立研发投入刚性增长机制，将科技创新视为“一把手工程”、纳入党委前置研究事项和经营业绩考核核心指标。2022~2024年，中央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连续三年超过万亿元，在集成电路、量子通信、高端装备制造、工业软件、新材料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新突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筑牢根基。围绕产业控制功能，国资央企通过建设独立自主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应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挑战。具体表现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着重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加快未来产业培育、推广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应用。围绕安全支撑功能，国资央企重点向国防军工、能源资源、粮食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倾斜，在实现突破国防军工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石油增储上产和清洁能源发展、促进粮食科技创新和产能提升发挥关键作用。

其次，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为抓手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首次提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简称“两类公司”）概念。“两类公司”的主要目标是统筹国有资本聚焦于国家安全与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通过控股战略性核心业务，开展投资融资、产业培育和资本运作等活动，落实国家战略发展目标，确保国有资本的合理流动和保值增值。设立“两类公司”，一是进一步促进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实现出资人与管理者、国有资本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资本运营和生产经营“三分离”，形成政企之间的有效隔离带。二是解决国有企业资本运营与产业经营的长期混杂难题。“两类公司”一方面实现了国有资本的专业化运营，另一方面倒逼企业回归实体经济，通过持续创新提升整体竞争力。目前，中央层面设立了17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2家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地方层面至少设立百余家省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中央层面“两类公司”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目标，主要投资于港口、能源、交通物流、国防、工业制造和粮食等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命脉的关键领域，旨在增强对产业链的支持和补充效应，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地方层面“两类公司”主要目标是服务地方经济战略，投资并引领对区域发展具有显著优势和具有前瞻性的重点产业。

最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同时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两个毫不动摇”作出更为全面具体的阐述，为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指明了方向。实践中，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通过资本融通、产业合作、创新协同、生态共建，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一是市场化运作的国有投资基金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逐步打造产业生态链，构建投资生态圈，为民营资本进入开拓新空间。比如，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利用基金平台撬动社会资本，打造管理规模超八百亿的“基金集群”，落实战略投资、科创引领功能定位。二是国资央企积极承担现代产业链“链长”职能，围绕新能源、高端制造、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多层次创新体系和产业发展平台，形成体系化产业布局，推动产业链相关主体形成共同信念和一致行动，引领整个产业链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三、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实践路径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对我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影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明确国有资本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并“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在系统梳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演进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当前国家发展战略和目标，提出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实践路径。

1.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一重大政治原则

在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过程中，应在充分考虑企业、行业和区域差异的基础上，持续发挥党的全面领导优势，从根本上处理好资本与权力关系，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完善经营机制、健全激励约束和监管体制。一是推动党的政治建设贯穿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全过程。应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委（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推进党的领导融入国有企业治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明确党组织在决策、执行、监督等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机制，从制度层面防范资本干预政治的风险。二是发挥党自上而下严密有力的组织体系优势。从各级党委到基层党支部的多层级组织体系具有明确的隶属关系和密切交互，这保障了党的领导可以贯穿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各个环节。国家战略目标和国有资本布局结构通过层层分解，责任得以逐级落实到一级党组织，各部门各司其职、协同配合，构成了党中央决策部署迅速响应和有效落地的微观运行基础。三是完善党的领导干部激励约束机制，有效防范资本对政治的不当干预。建立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有助于推动党员领导干部将个人发展目标与公共利益有机结合，增强抗腐能力，杜绝资本对公权力的干涉。一方面，以年薪、股份等形式赋予经营者剩余索取权，鼓励国有资本经营者承担创新风险并分享收益，从机制上抑制经营腐败；另一方面，建立科学合理的党员领导干部评价考核体系，以国有资本是否切实履行战略使命、实现做强做优做大为主要标准，综合评价领导干部工作绩效。四是坚决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加强针对资本与权力勾结的反腐败力度，大力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大力度惩治资本勾结权力无序逐利、党员干部以权谋私等违纪违法行为，尤其要“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的腐败行为”，以作风建设提高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拒腐防变意识和抵御诱惑能力。

2.发挥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优势

我国国有资本在发展过程中，以国有企业为主要载体，在治理结构、经营机制、分配激励、资本运作及专项改革等方面取得了系统性突破。进一步做强国有资本，需要健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和国有企业竞争力。一是持续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的现代公司治理。全面落实“两个一以贯之”，积极推进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委（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在此基础上，鼓励国有企业、地方国资委积极探索提升公司治理成效的有效路径。二是建立分层分类改革机制。按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发展阶段、行业属性和企业规模等实施多维度分类分层改革机制，避免“一刀切”管理。比如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实施差异化管控清单，对公益类企业，考核时弱化盈利指标，强化“公共服务质量”“行业标准贡献”等功能性指标；对竞争类企业，侧重“市场竞争力”“创新投入强度”“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放开市场化激励工具。三是着力构建专业、透明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质量效益管理体系。例如，加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并购专业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资本运作和并购整合的专业能力，包括财务评估、风险管控、战略规划等。通过引进和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完善内部决策和管理机制，真正实现“1+1＞2”的整合效应。建立投资者资源库，依托行业协会和政府引导基金等途径主动筛选具备产业资源、认同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优质潜在投资者，与其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促进双方在战略层面的深度交流与理解，真正实现治理合力与战略共识。

3.突出国有资本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鲜明导向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国有资本作为扬弃和超越私有资本的先进生产关系，承担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使命功能，需要坚定不移向“新”发力。

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国有资本要聚焦“三高一优”（高质量科技供给、高能级研发平台、高效率产业融合，优质创新生态），建立科技创新周期和投资回报周期相匹配的国有资本投资决策、纠错容错、业绩考核和利益分配机制。限定国有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最低比例，根据产业生命周期设置国有资本最大损失容忍度，通过投资项目打包考核综合评价国有资本整体运营效果，提高国有资本进入意愿和耐心。分类制定考核评价体系，优化和协调监督监管机制。适当延长国有资本在科技创新项目和产业引领项目的考核周期，培育国有长期耐心资本。探索建立国有资本监管多部门协调的容错机制。统筹协调国资委、审计部门、监察部门，对于符合国家战略方向、决策程序合规的投资项目，建立尽职免责认定机制，推动容错机制落实走通。

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大国有资本对工业互联网、产业服务平台、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支持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建设与改造，突破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共性难题。充分发挥国有企业数据生产要素优势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以数据带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在注重经济发展质量的同时，有效处理国有资本在基础设施等长期固定资产投资和短期经济效益的关系，处理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与为人民、社会和国家创造价值的关系。

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方向上，以国务院国资委部署的中央企业产业焕新行动、未来产业启航行动和“AI+”专项行动为抓手，聚焦“9+6”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在形式上，进一步放大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赋能作用，创新国有资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的管控模式和运作方式。探索通过战略性管控和财务型管控管理国有资本布局和增值状况，以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进退等方式开展投资融资、产业培育、资本运作活动，盘活国有资产，落实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总体规划。

4.加强国有资本对各类资本协同发展的引领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绝不是限制其他资本发展。但非国有资本的分散性、盲目性、无序性等天然属性决定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发挥国有资本引领带动作用。

国有资本引领组建创新生态体系。一是国有资本引领打造多元化创新资金支持体系，探索资金共投、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增加研发资金投入、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联合开发和迭代升级。二是国有资本支撑国有企业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运用“揭榜挂帅”“定向委托”等方式共建创新联合体，促进重大科技项目协同攻关，攻克行业“卡脖子”关键技术。同时，继续支持探索股权多元化企业精准化差异化治理模式，充分释放创新活动密集领域国有参控股企业竞争活力。

国有资本引领产业链融通发展。国有资本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市场优势、人才优势、数字技术优势，构筑产业基础性平台，尤其是数据算力设施、通信网络等公共基础设施，实施产业共建、开展产业链业务协同。非国有资本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技术力量和市场需求，通过市场化合作与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建立常态化研产供销网络，在延链补链强链固链中实现协同发展。

国有资本要因地制宜发挥引领作用。在东南沿海等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国内头部位置，拥有发达民营资本地区，国有资本要利用好产业基础现有优势，通过“市场需求+制度供给”双轮驱动，以数据创新为驱动、以算力基础设施为核心，打造集群主体之间集群主体相互促进的产业集群数字化生态，整体推进前沿技术和关键产业发展，占据未来战略竞争制高点。在中西部及东北等地区，国有资本要在良好自然资源禀赋和完备重工业体系基础上，优先布局大数据算力中心，引领非国有资本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

为克服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因公司治理、企业文化差异导致的协同困难。二者在不同领域、不同环节合作时要注重股权多元化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形成具有企业特点的优秀企业文化和价值体系，与公司治理制度和决策原则、机制充分结合。充分尊重企业股东权利，发挥各股东的资源、信息优势和监督能力，助力股权多元化企业做强做优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