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刊发我院助理教授徐旖瑶、厦门大学教授朱仁显文章《数字技术赋能人民政协凝聚共识机制研究——以全国政协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为例》。

　　摘要：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的拓展，为人民政协突破传统协商的时空限制、广泛凝聚共识提供可能。以全国政协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为分析案例，基于“精准动员-多元链接-系统集成”的分析框架，考察数字技术赋能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精准动员，避免了参政议政的“效能损耗”，多元链接打通了民主监督的“传导阻滞”，系统集成突破了政治协商的“空间局限”。技术逻辑与政治逻辑的深度耦合，不仅从整体上优化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职能，更催生数字协商民主的新形态。

　　关键词：人民政协；数字技术；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新时代，国内外“两个大局”的复杂性对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区域发展不平衡、科技创新“卡脖子”、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矛盾亟待破解；国际上，西方大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升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加速，外部风险输入性增强。这种“内忧外患”的叠加效应，要求人民政协必须更好地协调各方利益，凝聚以改革为中心的各项共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广泛而稳定的社会支持。《关于加强和促进人民政协凝聚共识工作的意见》强调，“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广泛凝聚共识是政协组织的重大政治责任”。就其本质而言，凝聚共识是一个“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过程，需通过反复协商、深度互动来逐步达成。随着协商所涉人群数量的增长与协商内容复杂程度的加剧，共识形成的难度不断叠加。数字技术以独特的优势突破了这些难点，为人民政协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和便捷的沟通工具，使人民政协在突破传统协商的时空限制中整体优化政协职能，从而提升凝聚共识的深度、广度与效度。

　　“数字技术赋能人民政协”已然成为学界研究协商民主的热点话题，并陆续形成一些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具备两方面的特征：一是围绕数字技术推动协商民主进行理论阐释，强调引入数字技术能使协商民主具备广泛参与的可行性、议题选择的丰富性、协商对话的平等性和民主效果的及时性等特征，将“数字技术—‘物的优势’”和“协商主体—‘人的优势’”的有机统一视为两者关系的逻辑归宿。二是将数字技术赋能人民政协的着力点放在政协工作过程之中，认为人民政协是加强数字民主建设和推动数字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载体，主张从提案管理、社情民意、远程协商、委员档案、资源下沉和政协建设等层面，推进数字协商平台的功能创新与系统优化，促进数字技术与人民政治协商的制度融合设计，有序构建双方的协同机制。

　　现有研究考察了数字技术与人民政协的关系以及数字赋能的路径，缺乏对代表性案例的关注和赋能机制的分析。基于此，本文以全国政协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作为案例，通过构建“精准动员—多元链接—系统集成”的分析框架，对数字技术赋能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

　　二、数字技术赋能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分析框架

　　2014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之后，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坚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因此，如何组织人民政协开展协商成为凝聚共识的关键，而数字技术赋能人民政协的着力点亦在于此。如图1所示，技术赋能层由精准动员、多元链接、系统集成的数字技术组成，与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为内容的政协运行层，以及由政协协商特性指向的国家共识、社会共识与政治共识凝聚层存在契合之处。即通过精准动员的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参政议政，可产生更多准确而有益国家发展的国家共识；通过多元链接的数字技术赋能政协民主监督，可贯通上下凝聚更多社会共识；通过系统集成的数字技术赋能政协政治协商，有助于实现政治共识的全面覆盖。

　　图1 数字赋能人民政协凝聚共识机制的分析框架

　　（一）以“精准动员”的数字技术激活参政议政的“国家共识共振点”

　　国家共识体现了全体人民对国家目标、民族利益的共同追求，是国家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人民政协在参政议政过程中，因委员角色模糊化、议题分散化、建议同质化、资源碎片化等问题，影响参政议政的效果。人民政协通过数字技术的精准动员实现“需求识别—角色匹配—提案共振”。首先，通过跨域算力调度与情感分析技术，搜集不同地区的政协工作进展和群众诉求，形成“政协—党派—界别—群众”四级数据采集网络，以便政协在参政议政中识别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其次，将委员参政议政的不同利益偏好、不同专业特长等海量信息，做人工智能运算和知识图谱构建。尤其是量化履职数据，分析委员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专业优势和利益偏好。进而，依据“议题—委员”的智能匹配，最大程度地激活政协委员建言资政的问题靶向性与话题实效性，为国家实现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提供一个又一个决策建议的共识共振点。最后，通过智能追踪，了解这些政协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政策文件中的转化情况，实时提醒承办单位反馈落实，同时建立参政议政成果数字化评估体系，形成“精准建议—精准对接—精准落地”的动员闭环。

　　（二）以“多元链接”的数字技术打通民主监督的“社会共识传导链”

　　社会共识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在价值观、道德规范等方面的一致性，而多元链接技术通过无差别搜集数据，接触了大量超越社会层级和不同组织结构与地理边界的人类活动。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可通过这一技术，抓取视频会议、社交媒体、政务热线、基层调研等多源语义文本数据进行自然语言处理，并形成“社情民意数字画像”和监督建议。之后，数字化流转至国家相应职能部门的数字治理平台，形成“群众—政协—职能部门”三方互通的“社会共识传导链”。这种“多元链接”打破了政协传统的时空限制和层级壁垒，直面民主监督的治理痛点。有助于人民政协摆脱民主监督过程中政党、政府、社会等相关方信息碎片化与联系局部化的缺陷，帮助其挖掘和触及更多潜在的社会认知主体；有助于人民政协扩大民主监督的范围，搭建一个内容更全、主体更多、效力更高的数字政协云平台；有助于加速社会问题诉诸民主监督与民主监督夯实社会信任的双向流动，促进社会各界凝聚更广泛的共识。

　　（三）以“系统集成”的数字技术重塑政治协商的“政治共识生成场”

　　政治共识是对政治制度乃至政治发展道路的认同，是社会稳定发展的政治基础。政治协商作为达成政治共识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政治协商通过引导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巩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使其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高度一致，紧紧相依。另一方面，政治协商通过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将当中积极的因素整合为推动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系统集成”的数字技术利用数据挖掘、信息分类技术、非对称加密算法等，将分散在协商会议、调研视察、界别活动中的政治协商要素整合，形成“线上线下融合、场内场外互动、会内会外联动”的立体化协商生态，从而确保各民主党派、各新兴阶层开启崭新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并全方位提升各个政治协商主体团结一致向前发展的共识凝聚力和决策执行力。

　　三、案例分析

　　（一）案例选择

　　全国政协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简称“协商会”）在全面反映数字赋能实现协商的深度互动和广泛的共识凝聚方面，具有代表性。如表1所示，数字赋能我国协商民主共有七种渠道，并以此形成了十三个赋能内容（栏目）、五类赋能形式、五种赋能频次及不同人员类别的赋能范围。“协商会”作为协商民主渠道中政协协商的数字赋能内容，其灵活的赋能形式、稳定的赋能频次与丰富的赋能范围，构成了协商互动与共识凝聚的最优结果。具体来说，在赋能形式上，“协商会”是通过远程会议在网络上实现协商群体的实时交互，较之数字赋能其他协商民主渠道产生的单方面网络宣介、网络留言或网络学习等形式，拥有更高的协商互动性和民主生长性。在赋能频次上，“协商会”虽不是频次最高的存在，但相较于大多数协商民主渠道是被随机进行数字赋能，其每个季度定期一次的频率，有效保证了数字赋能的长期性与稳定性，有利于政协工作的持续推进。在赋能范围上，“协商会”不仅将数字赋能在专门协商的政协委员上，还赋能在国家各部委和群众代表上。这种多样的协商对象和多重的协商属性（兼具专业性与权威性）都将有助于政协协商渠道保有更多更广泛的共识结果。

　　表1 我国协商民主数字化建设一览

　　从制度层面看，“协商会”还是唯一覆盖“中央—省—市”三级政协的常态化远程协商机制，承载着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功能，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从共识层面看，它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规模、高规格“线上+线下”协商活动，能为国家政策的制定和社会持续的发展提供广泛凝聚各界共识的途径；从技术层面看，它通过移动履职、实时直播、数据闭环等数字技术，定期整合政协协商资源，为全国人民政协乃至各地人民政协持续地提供多样化的数字前沿探索与应用。

　　（二）案例描述

　　自2018年10月24日全国政协召开第一次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至2025年5月14日，协商会在线上线下同步举办25次，共有321次会上主题发言。通过梳理历届历次“协商会”的历史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在凝聚共识效度上的提质升级。

　　初创探索期（2018—2019）：“协商会”首次在全国政协实现了多会场联动和接入手机终端等数字化创新。在“优化营商环境”的议题中，委员们通过网络留言的方式提前形成约8万字的建言，之后又有不少感兴趣的场外委员线上参与会议的协商，数字技术开始成为辅助和扩大委员工作的有效手段。当然，彼时委员之间的交流尚停留在观点交互上，其频繁“点赞”的现象虽体现了一定的共识，但更多表现为一种网络互动行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深度共识。另外，参与的议事程序尚需细化，参会人数也还有上升空间。

　　规范发展期（2020—至今）：通过修订协商规则，“协商会”多维度协商格局逐步建立。一是政协委员的移动履职范围进一步扩大，出现了更多基层声音。二是部委现场回应机制得到完善，委员参与协商的积极性提高，建言采纳率提升。比如，2018年12月17日，在以“推进快递行业绿色发展”为主题的“协商会”上，委员们提出诸多关于快递包装绿色化的建议，商务部当场承诺将制定相关标准。会后不久，国家交通运输部正式出台《邮件快件包装管理办法》，该办法明确了快递包装的环保要求和规范，为快递行业的绿色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三是跨部门协同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以发改委和住建部联席工作为例，在“全民健身场地”和“城市规划”等相关议题中，两个部门协同合作，确保了居民生活与城市规划的一致性，也提高了政策的执行效率，推动了相关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三）赋能机制分析

　　1.实时数据分析赋能“协商会”形成“国家共识共振点”

　　首先，跨省调度技术通过快速抓取各地各级政协的工作数据，帮助“协商会”明确会议主题并为参会人员提供更加丰富的提案参考。具体而言，全国政协多聚焦国家战略层面议题，注重推动系统性改革和寻求更广泛、更长远的民生改善。而各级政协则着眼于区域治理相关议题且能快速响应问题、创新工作机制。跨省调度技术有助于参加“协商会”的委员们结合全国政协与各级政协的工作特点，更好理解同类主题的发展趋势和应用前景，找到国家共识的共振点。

　　其次，算法系统根据政协委员的专业背景、研究方向和以往的履职记录，向“协商会”推荐关联度高的政协委员参会。以前，政协主要借助履职分析、人员考评、公文流转等手段来匹配工作、提升效能。现在，算法系统赋能“协商会”分析委员情况并合理分配其擅长的议题，以更加精准的方式增强委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帮助委员提升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达到“会协商、善议政”的要求。

　　最后，可视化追踪系统赋能“协商会”做好每个环节实时、多场景的数据整合与分析。从匹配政协委员对接议题开始，到采集数据分析生成提案，再到反馈实施情况提出进一步优化策略，可视化追踪系统始终帮助政协委员获取全面而准确的协商信息，为政协委员提出更具前瞻性、可操作性的提案和加速形成国家共识共振点打下扎实基础。同时，“政协—党派—界别—社会大众”之间可视化的协商过程也有助于提升社会对政协协商的价值认同，增强党派或界别间的合作，推动国家共识共振点的持续生长。

　　2.远程协商技术赋能“协商会”产生“社会共识传导链”

　　从本质来看，人民政协凝聚共识是国家与社会上下贯通、一致发展的过程与结果。政协为各界群众提供了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渠道，使不同群体能够有序表达政治意愿和利益诉求。随着信息整合的不断升级，传统的协商模式容易出现个体意见被代表进而被抽象化的问题，而远程协商技术赋能下的“协商会”可以有效保留个体意见的本来面目。“协商会”通过事前组织调研，事中现场连线，事后网上公布的方式，全程保障政协委员的履职意愿和行为没有被“归纳”或者“优化”。同时，“协商会”还将普通群众的声音直接传递到会议现场甚至全国政协的决策层，增强了群众对政治系统的信任感和参与感，形成了民意“直通车”效应。

　　相较于其他政协会议，“协商会”更易传输和凝聚社会共识。在参与广度上，“协商会”单次的参会人数少于全体会议，但一年召开四次的参会总人数超过全体会议。并且，“协商会”通过手机连线、主分会场即时联动等方式，实现了更多地方政协委员的参与，社会共识的传输通道得以扩大。在参与深度上，将“协商会”与专题协商会作比较发现：两者虽在参会人数上大致相当且会议主题相近，但“协商会”因远程协商技术赋能，可实现信息的即时传输与共享，参会者无需像专题协商会的与会人员提前聚集在线下唯一一个会场内。这种协商让参会者虽身处异地却宛若比邻，大大加强了场内与场外、线上与线下的关联性与流动性。甚至，一些政协委员为方便场内参会者更加直观地了解议题的实际情况，主动采取连线场外、实地报道的视频参会方式。比如，在“推进快递行业绿色发展”为题的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第二次“协商会”上，来自江苏的魏青松委员就专门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内的菜鸟驿站，用手机视频实地介绍这里的快递包裹收寄集中点，并在现场演示其创新做法。这种耳目一新的会议方式，极快地传递了大量真实有用的社情民意，有效提升了委员的协商能力和社会调研能力，为凝聚社会共识提供了更多助力。而专题协商会作为线下会议，只设一个会场，时空受限较大。与会的政协领导、相关界别政协委员、党政部门负责人均需现场参会，不够便捷的参会方式导致其参与深度不如“协商会”。

　　3.移动履职平台赋能“协商会”成为“政治共识生成场”

　　“协商会”每次召开的时间不超过3个小时。因此，完整的共识场景需纳入“政协委员履职平台”加以分析。一是通过该平台产生政治共识的意愿。主体之间共识意愿的产生是形成共识的起点与前提，这方面在凝聚政治共识上尤为重要。通过梳理每次“协商会”的主题发现，其产生缘由均来自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政治共识意愿产生的基础，也是每次“协商会”的政治基调，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二是通过该平台确定政治共识的目标。通常“协商会”召开前，政协委员们会根据履职平台公布的会议信息和相关调研情况，进入预先开设的专题议政群，随时发表观点或留言。平台则在会议正式开始后，以实时弹幕的形式，将与会委员所发建议投送到主分会场的每一块大屏幕上，逐步确定共识目标。三是通过该平台形成政治共识的内容。“协商会”每次召开均有诸多与会人员围绕会议主题作发言，其内容既有政协委员介绍主题并提出问题与建议，也有国家部委相关负责人现场采纳建议与回应问题。平台的作用则是完整地将每次发言及时反馈给每位线上线下的与会人员，以便接下来的发言者能最大程度的优化自己的发言。与此同时，委员们与政协高层的互动也经由平台成为“协商会”上的一大亮点。即委员将基层声音直接传至高层，甚至直联政协主席，这种互动打破了线下履职协商的组织层级限制，提高了委员们参与协商的积极性，增强了政治沟通的时效性与准确性。为日后高效形成政治共识内容并转化为相应政策，打下良好基础。

　　总的来说，移动履职平台赋能“协商会”搭建了一个线上线下融合、场内场外互动、会内会外联动的“政治共识生成场”。通过该平台，会前，全国政协委员可随时查看以前的政协调研报告；会中，全国政协委员则通过平台能登录并留言；会后，全国政协委员则通过平台将议题与协商讨论结果传达至地方各级政协，以供学习研讨。这是一个全周期、全流程凝聚政治共识的闭环，它为政协实现政治功能提供了新形式和新机制。

　　四、结语

　　数字技术赋能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本质，是通过技术逻辑与政治逻辑的深度耦合，实现协商民主的效能升级。精准动员的数字技术解决了参政议政的“效能损耗”，使国家共识在精准中强化；多元链接的数字技术破解了民主监督的“传导阻滞”，使社会共识在互动中深化；系统集成的数字技术突破了政治协商的“空间局限”，使政治共识在整合中升华。这些分析突破了既有研究碎片化探讨技术与政协的关系，提炼了可复制的技术应用经验，丰富了数字协商民主的微观机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