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学术》2025年第5期刊发我院教授石德金和博士生研究生刘倩文章《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化学理化阐释——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构建为视角》。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形成之初就是立足实践、将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理论化体系化的科学理论，其内部的学理以体系性而深邃严整。然而，不少学者不仅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某些观点的断章取义而偏执地认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意图抛弃理论化体系化的哲学，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形式也横加责备，认为这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化。故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有必要进行耕犁澄清，并重新审视苏联教科书体系以及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体系化建构历程，从而确证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其体系化学理化提供理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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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有揭示真理、展现内在逻辑结构的理论体系，真理在“本质上应是一个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理论化体系化的过程中科学生成并不断发展的，其体系化基于理论化而层次分明，同时理论化基于体系化而完备严密，体系化在其中起着纲举目张的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一刻也不能停止”，而“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作出“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重要指示。可见，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体系化学理化不但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解答时代问题的实践诉求，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然而，第二国际和以波普尔等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却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决然反对任何哲学体系的存在，因为他们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均明确要抛弃体系化、形而上的哲学。更有部分学者通过指责苏联教科书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僵化和教条化，进而宣称任何体系化努力的非法性。为了回应这些理论责难，有必要回到具体文本的境域，重新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体系化的内在逻辑，据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化体系化确立其应有的地位，进而为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提供有益的思考。
一 “理论哲学”体系化的终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体系化的开启
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有意或刻意地要去建构一种哲学或哲学体系，而是在回应时代的呼唤和实践的需求中自觉地作出理论探索。也正是由于需要不断致力于对现实生活进行考察、批判和改造，“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足够的时间、地点和机会来专门对他们的哲学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整体的阐释。实践过程的多样性与理论推进的复杂性，往往导致一些学者借此断章取义而妄言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一切理论化体系化哲学的终结。这一观点无疑是偏颇的。诚如卢卡奇所强调的，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中重建马克思主义”。因此，对任何一种思想观点都应将其放在其理论演进的总体过程中加以审视。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境，可以发现他们主张的“消灭哲学”“哲学的终结”始终指涉的都是“黑格尔式”的体系化哲学，即为了理论而理论化、为了体系而体系化的抽象哲学。更为重要的是，恰恰是在批判“黑格尔式”的体系化的抽象理论哲学的过程中，理论化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逐渐构建起来。
诚然，马克思、恩格斯的确作出过“消灭哲学”“哲学的终结”等论断，也曾十分抗拒或至少尽量避免将他们的理论与“哲学”相提并论，但主要是与那种资产阶级哲学、思辨哲学划清界限，以免德国理论家们污蔑他们的理论不过是对思辨哲学外衣的翻新，这绝非意味着他们对哲学的拒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批评德国的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时最先作出“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这一关于“消灭哲学”的论断。从文本语境可知，这里马克思要否定的是那种“在表面上让绝对精神作为绝对精神去创造历史”的哲学，即“黑格尔式”的哲学。可以说，马克思并不排斥理论化的哲学，只不过不是为理论而理论化，其理论化必须是彻底性的，必须“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只有这种“彻底”的理论化哲学才能“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而无产阶级也才能把它“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也强调“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但这里的“哲学”也指涉那些纯理论的“黑格尔式”的哲学，因为恩格斯是要把他和马克思“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而“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即使要批判黑格尔哲学，恩格斯也强调“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而“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一方面“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另一方面要救出其“新内容”。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才能理解恩格斯在该著作结尾处所指出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这一命题。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均没有拒斥一切哲学或一切哲学理论化体系化的努力。
即便是在以宣告“哲学死亡”而著称的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和阿尔都塞等哲学家的语境中，他们拒斥的也只不过是那种“作为哲学的哲学”。维特根斯坦尽管要取消那种只关心表面而不深入实质的哲学，却又企图用“语言批判”来建构世界的理论哲学；胡塞尔尽管排斥那种预设主客关系与现象本质的哲学，但又企图构建“面向事情本身”的哲学；海德格尔尽管宣布那种只追求总体性的一般而不关心特殊性的个别的哲学的终结，却又企图构建“前理论优先性”的存在哲学；阿尔都塞尽管否认那种用理念的原始统一来简单表达社会整体的哲学，但又构建了一种具有强烈结构主义色彩的哲学。实质上，他们矛头所指并非“哲学”这一概念或者哲学的理论化体系化表述形式，而在于其内在的思维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对传统理论哲学的批判都源于对现实问题的反思，却由于各自的理论局限性而未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与维特根斯坦等人最终未能摆脱形而上学本身即纯解释世界的理论哲学纠缠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摆脱形而上学哲学，切实将新哲学的生产方式扎根于对世俗基础即资本主义的批判性考察当中。正如柯尔施所评价的，“仅仅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具有不只是理论的，而且也是实践的和革命的目的，就说它不再是哲学，这是不正确的；相反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按其基本性质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消灭”，“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抛弃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意味着哲学思维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转变。
事实上，“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产生这些体系的时代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社会转型中所形成的形形色色的抽象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哲学所作的积极批判和理论清算，旨在终止这些动辄声称要建构完整的真理“体系”的狂热，破除其对当时日益激化的资本主义矛盾的虚假反映。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条件的内在剖析，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批判旧哲学中逐渐构建另一种革命的、开放的、整体的、具有理论彻底性的哲学体系，为实现无产阶级解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自始至终决然抛弃的都是黑格尔和杜林等那般抽象蹩脚、封闭僵化、宣称完美的“伪哲学”体系，即阿多诺所批判的那种“使任何东西概莫能外的总体的表现形式”、“使思想绝对化”、使“哲学只能被当做一个体系来追求”的哲学体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并非针对其体系化的表述形式本身，而是批判其“同现实运动割裂开来”。即便是“黑格尔的体系”，恩格斯也充分肯定了它“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简而言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问题的本质不在于“体系化”，也不在于“理论化”，而在于理论体系内容本身是否实现了理论的彻底性，即是否具有现实性和科学性。因此，他们并不排斥以体系化理论化的形式来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实质上，理论化体系化和抽象、封闭、绝对并非必然勾连，与开放、发展、整体也并非必然对立，在很大程度上二者是互为前提、相互支撑的关系。
诚然，在文本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言明哲学理论化体系化工作的重要性，但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他十分关注“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当然，恩格斯的工作绝非“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尽速构成体系”。正是在对杜林的批判中，“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变成对他和马克思“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实质上，不管是早期他们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还是后期恩格斯基于他们之间的探讨和交流所编写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出其哲学思想理论化体系化的痕迹。《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批判青年黑格尔学派哲学体系的同时，也呈现出要形成一种以物质生产、人的生产和精神生产为核心要素的新哲学体系的迹象。《共产党宣言》实质上就蕴含着唯物史观的核心要素及其体系结构。《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论》更是“将哲学基本问题、存在论、认识论、历史观和辩证法内在地统一起来”，概括和提炼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框架，使其逐步成为完整的、系统的、实践的、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抛弃揭示科学真理、解答现实问题的“真正的哲学”或拒斥哲学的理论化体系化，他们反对的始终都是那种企图通过“抽象理论”来理论化，为了“体系”而抛弃理论的彻底性和科学性的哲学。在他们看来，理论化的实质应该是实现理论的彻底性，“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即实现理论的科学性、实践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最终诉诸面向人本身的社会关系的改造。而形成反映现实运动的整体性体系本就是“彻底的理论”的内在诉求和必然趋势，“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维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所谓思维的整体就是具体，即需要以严密的逻辑体系来反映和再现现实对象的整体。正是基于这种哲学理论的生成逻辑，马克思、恩格斯立足时代特征以解答现实问题的理论阐述自觉走向了具有严密结构的整体性体系，并不是偏离哲学现实性和理论彻底性的体系化哲学。体系化的目的既是为了更好地阐释理论的内在逻辑，也是为了彻底地实现理论的现实性，从而推进理论的发展。理论化和体系化各有侧重，但其最终旨归都在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化、现实化，也就是将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建立在“改变世界”的实践基础之上，以此建构一种“新世界观”。这种新哲学既是“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又是唯物史观，是一种整体性的哲学体系。诚如列宁所强调的：“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化体系化内在地蕴含在它的形成逻辑当中，而强调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体系化学理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成逻辑的使然。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体系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内在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旧世界”和“旧哲学”中形成的整体性理论，无疑为后来者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体系化工作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和依据，但正如他们始终强调的，哲学的根本意义在于“接触到了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须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面临巨大变革，俄国党内思想混乱，机会主义思潮和神秘主义、马赫主义等哲学唯心主义流派来势汹汹，马克思主义哲学遭受否定和污蔑、扭曲和篡改。与此同时，农民又深受资本主义和农奴制的双重压迫，俄国向何处去成为当时俄国革命家思考的首要问题。为了应对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挑战，列宁不但对各种唯心主义哲学展开理论批判，而且对现实状况进行了系统阐释，更在这一过程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化体系化。在《什么是 “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与《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中，列宁为了深刻批判企图用自身的唯心史观和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污蔑马克思没有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把唯物辩证法说成是黑格尔的三段式的米海诺夫斯基以及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修正主义，首次系统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方法的内涵和意义。随着革命实践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在之后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卡尔·马克思》《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列宁进一步将斗争经验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融入其中，首次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从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阶级斗争四个方面深入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列宁不但更为清晰地揭露了投机主义的实质，更加深刻地分析了新历史环境下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问题，而且更加有效地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列宁始终是在解答自身时代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化体系化的。他始终强调“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马克思的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所以，列宁初步构建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其深刻的历史现实逻辑。
如果说由于革命工作的繁杂性和时间的有限性，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化体系化是一种未竟之业的话，那么斯大林则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思想的基础上以教科书形式进一步“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化体系化建构。在德波林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及米丁和拉祖莫夫斯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斯大林在1938年出版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巩固和确立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四大板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体系不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化体系化推进到新的境界，而且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升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的高度，在苏联甚至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实际上，首次提出教科书形式的是列宁，他曾指出：“要是我们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家不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令人生厌的报刊杂志的政治喧嚣上，而坐下来就所有的社会问题写作参考书或教科书，那我们就不会蒙受这样的耻辱了。”然而，在充分肯定“按考茨基思想编写的教科书在当时是很有益处的”同时，列宁也强调要编写的绝不是那种“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教科书，更不是要从“教科书中找出的问题来代替历史提出的让斗争着的各种力量解决的问题”，而是不断依据新的形势、新的发展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内容的教科书。遗憾的是，后来的苏联教科书体系却以一种“抽象化”“片段式”的方式展开，这不仅限制了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也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从根本上破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这与列宁当初创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初衷截然相反。它将某些已存的、陈旧的定义和原理或是进行不断地组合和排列去阐释新的问题，仅仅是没有血肉的教条式的拼凑和拼接，产生了“为体系化而体系化”的问题，不再构成“思想中的时代”，这也导致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
诚然，斯大林教科书体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封闭化、公式化和教条化，忽视了其实践性和开放性，在很大程度上又回归到了那种“解释世界”的抽象哲学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教科书体系也源于当时现实的需要，即为了更好地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从而更好地统一党内思想。此外，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走向失败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教科书形式以及理论化体系化本身是互不相容、相互对立的关系，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教科书”这一形式或理论化体系化，而在于教科书自身的内容缺乏历史的反思力、时代的洞察力、逻辑的解释力。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经验只是进一步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化体系化工作纷繁复杂且意义重大。
在历史与逻辑、实践与理论的张力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一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化体系化进行着艰辛的探索。诚然，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等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苏联教科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形式，但绝非简单地“翻版”或“再版”，而是立足于自身文化传统和实践条件基础之上的。诚如毛泽东同志一直所强调的，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而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过程”，要“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化体系化也应遵循这一原则。20世纪上半叶，面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主观主义盛行，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遭受重大挑战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中明确从辩证唯物论的高度来思考革命战争问题，并结合中国革命实践与传统中国哲学，在《实践论》《矛盾论》等文中建立起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为精髓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一般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转化为具体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如以矛盾论为中心的辩证法、以实践论为中心的认识论、以社会基本矛盾为中心的历史观等。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对苏联教科书体系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和超越，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更为具体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接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化体系化，他们始终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同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必须“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也正是在立足时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与中国哲学传统结合的过程中，我国学界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崭新探索和建构，如高清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辛敬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李秀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及袁贵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都是基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实践”来构建哲学体系，完成了体系变革背后的更为深层的“哲学观”的变革。当然不可否认，随着时代主题和历史发展的变化，这些尝试与变革的一些不足之处也逐步显现，我国仍然面临着建构更彰显哲学生命力、更有认知共识的理论体系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需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化体系化工作仍需进一步推进。
总的来看，苏联教科书体系在当时的确起到了统一党内思想、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积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它在过度追求“体系化”中却忽视了学理性、实践性和科学性，其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体系的庸俗化、教义化、简单化，它把内涵丰富的科学理论变成教条化的理论公式；二是理论体系的抽象化、形而上学化，把回应时代需求、解答实践问题的革命理论变成脱离时代性、实践性与民族性的抽象理论。这也告诫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决不能以牺牲学理性为代价，更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性。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也正是在遵循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体系化工作的基本原则中，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指导中国实践发展的理论化体系化道路，在意识形态方面验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合法性，使中国人民的精神“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苏联和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体系化的发展历程来看，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体系化学理化工作。
三 以体系化学理化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建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体系化的形成和发展，就是在回应现实问题中不断获取新内容、新形式的过程。这样过程的发展经验表明，任何充分揭示科学真理、指导现实实践的哲学都内在地蕴含着走向整体体系的趋势，其必然会在现实运动中不断通过理论化体系化来呈现与发展其内部的深邃要义，以不断彰显自身的实践性和科学性。正如高清海所言，“体系是内容的逻辑结构”，“没有一种堪称严密性的理论是没有体系的”。目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科学理论体系。尽管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以“六个必须坚持”为核心要义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体系化学理化还有待进一步推进。这既是更好地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科学回答“历史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世界之问”的急迫需求，更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要求。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体系化建构历程的整体回顾和总结反思，进一步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或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要以“实践与时代”为前提，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来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体系化学理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体系化的建构历程来看，哲学的理论化体系化的根本旨归就在于揭示真理、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形成初始就是作为一种在特定时代的实践中产生、检验并服务于实践，从而摆脱抽象普遍性的理论体系，正是在不断阐明与解答一系列“时代新问”的过程中，自觉形成关于实践与时代的新观点和新看法，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苏联教科书体系之所以走向失败，也正是由于其在追求体系化中忽略了实践与时代的发展，使得理论丧失了科学性、实践性与人民性，不再具有现实性和学理性。正是在此深层理据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用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理论，必须反映时代的声音，绝不能脱离所在时代的实践，必须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将其凝结成时代的思想精华”，理论创新根本就在于“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当前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体系化学理化绝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教义化、庸俗化，而是“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统一中展现其内在逻辑。一方面，要立足实践、把握时代，放弃那种把哲学“哲学化”从而“思辨化”的尝试，始终秉持马克思、恩格斯面向“现实问题”的哲学旨趣，聚焦“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以体系化学理化的方式同社会发展建立起真实的联系，完成哲学思想体系与叙述体系表达的一致性，真正发挥其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现实功能。同时，以合理的方式利用好教科书这一形式，使教科书获得现实性和学理性，从而更好地发挥教科书的当代价值。另一方面，要充分依靠“人民的创造性实践” ，将内含道理、学理、哲理的理论体系转化为解答人民现实问题的大众话语。毛泽东同志强调，“社会的人”只有通过“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才能完成“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广大人民作为实践主体，“对实践变化感知最敏感、感受最深切，也最聪慧”。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不断总结人民的实践经验中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从而与时俱进地革新理论体系，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理论化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
第二，要以“两个结合”为思想基点，以主体性和原创性为根本来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体系化学理化。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新理论产物。从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理论化的历程来看，体系化学理化的理论绝不是像抽象哲学那样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像苏联教科书体系那样拼凑而成的，而是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在“两个结合”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获得了理论的彻底性，真正实现了现实性、学理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一方面，体系化学理化强调理论的真理性、主体性、系统性，前提在于有强有力的哲学基础和自身文化传统这一深层理据，这就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推进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中必须守住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苏联教科书体系带来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时丧失了自身的民族性和主体性，只是一味地用理论观点进行机械地拼凑和嫁接，使得理论体系不再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也就不再具有现实性。另一方面，体系化学理化也是探索理论从何而来的“源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原创性，绝不是闭门造车、坐而论道，必须在新的实际条件下找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实现二者之间的相互成就，在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成果，将现实的理论讲鲜活、讲彻底，建构彰显中国主体性和原创性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在吸纳人类思想史中所有哲学精华的基础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化体系化。概言之，要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的内在统一中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体系化学理化，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激活中华文明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建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从而真正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范畴等贯通起来，把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形成逻辑、实践要求、精神实质、原创性贡献及其相互关系阐释透彻。在庞大详实的内容中，通过“两个结合”的建构这一重大的切入点去推进其体系化学理化，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第三，要以“六个必须坚持”这一反映时代精神的概念为核心，以“六大思想”为重点来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体系化学理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体系化的建构历程来看，任何具有真理性和现实性的体系化哲学，都以反映时代精神的概念为核心要素，并且在现实感与历史感的统一中获得“完整性”，从而使其具备逻辑判断力和现实解释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理论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一贯以反映时代精神的现实概念来有机地构建整体性的理论体系，如马克思、恩格斯以“实践”为核心构建新唯物主义，列宁以“垄断”为核心构建帝国主义理论，毛泽东以“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为核心构建毛泽东哲学思想等。从失败的教训来看，抽象的体系化哲学正是由于没有真正把握时代精神的精华，从而落入思辨概念的窠臼之中，苏联教科书体系也正因为将一些原有的概念进行简单地罗列和拼凑，致使缺乏“内在的整体性”，从而丧失了真理性和现实性。正面的成功经验与反面的失败教训都启示我们，必须要以反映时代精神的概念为核心来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体系化学理化。而“六个必须坚持”是在“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重要方面”成就的基础上所作的哲理性概括，既有特定内涵，又相互联系、内在统一，其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精髓，正是反映时代精神的核心概念，是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核和思想精要。正如孙正聿所言，“理论并不是‘理论家’个人的事情，理论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责任，理论体系的建设是需要深刻反思和全面展开的‘社会工程’”。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体系化学理化，需要继续聚焦“六个必须坚持”，高度总结与凝练党在新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重大成就和实践经验，系统性整合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这六大思想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自然民生观、统筹两个大局的“大历史观”以及精准脱贫方法论等。必须深度阐释新时代中国是如何“深化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等重大问题的，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理论逻辑、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探索的历史逻辑、顺应当今时代发展潮流的实践逻辑的内在统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现实指向和未来向度。其既要有全面丰富的深层底蕴、实践内容，又要有整体的逻辑框架，还要与时俱进地革新理论体系的内容。当然，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体系化的合法性，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体系化的基本原则，进而论证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体系化学理化的必要性及其可能路径，仅仅是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学理化的开端工作，如何进一步整体把握并明确实现路径仍需要理论界进行更为深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